張執浩，武漢市文聯專業作家，《漢詩》主編。主要作品有詩集《苦于贊美》《寬闊》《高原上的野花》等，另著有長中短篇小說及隨筆集多部。曾獲人民文學獎、華語文學傳媒大獎、《詩刊》年度陳子昂詩歌獎、魯迅文學獎等獎項。

唐天寶三載（公元744年）正月初五，是詩人賀知章離開長安告老還鄉的日子?！缎绿茣べR知章傳》里是這樣記載的：“賀知章，天寶初病，夢游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池，有詔賜鏡湖剡川一曲。既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送?！睆倪@則文獻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一天，京都雖說天氣陰冷，但對于這位年滿八十六歲的老詩人來說，無疑是一個龍恩浩蕩的日子。

放眼整個大唐帝國，乃至整個中國古代詩歌史，我們似乎都很難找到哪一位詩人有過如此完美的人生結局，不獨完美，而且完整：三十六歲中狀元郎，順利入仕，宦海暢游五十載，幾乎沒有嗆過一口水，現如今又以高壽之齡全身而退，更不可思議的是，還鄉不久他就壽終正寢了，而其傳世之作也相當于自己的人生絕筆：《回鄉偶書》。這樣完整的生命與文學年譜，我們確實很難在文學史上尤其是詩歌史上找到先例。

嚴格說來，作為詩人的賀知章在群星薈萃的開元年間，并沒有特別醒目耀眼的文學才華和成就，除了一些應制、抒懷的作品外，他流傳后世的詩篇也屈指可數，但是，就像詩人在《詠柳》里所描寫的那樣：

碧玉妝成一樹高，萬條垂下綠絲絳。

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

造物主自有其神奇的造化之蠻力，剪出了萬千細葉的那把剪刀，也在暗自梳理著我們的枝椏，推動著人世間萬象的更迭與循環。賀知章順應了那個絕無僅有的時代的社會風尚，上承初唐之雄健，下啟盛唐之越逸，以個人之境遇，引導出了“一花引來萬花開”的盛大詩歌氣象，隨后，才有了李白、王維、孟浩然、杜甫、王昌齡、王之渙、高適、岑參，等等，一大波強力詩人的粉墨登場。有時候，我們不得不相信命運的力量，當他在場，這力量也許一時半會感受不到，但當他離開，這力量就會清晰地顯現出來。而賀知章或許就是那位被命運之神格外垂青和眷顧的詩人。

在賀知章身上，我們幾乎看不出詩歌對詩人命運常有的那種反噬力，那種因其才華而妒其生命、因其性情而磨其心志的力量，所有的一切都似乎是在為了成就一個人非凡的命運，沒有優劣，沒有高下，只有圓滿。如此另類的人生結局，讓我們很難用簡單的好壞來評判他的詩與人，只能用這種罕見的生命結局來評判賀知章作為詩人的一生。

“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這是李白在送別賀知章時，感念前輩的知遇之恩，寫下的一首《送賀賓客歸越》。詩中借用了王羲之“黃庭換鵝”的軼事，以表達他對這位年邁詩人美滿一生的欽羨。遙想當年，這位將“謫仙人”的美譽送給自己的前輩詩人，從前的種種提攜和揄揚，李白此時心中的況味自然十分復雜。從這首詩中，我們不難看出“謫仙人”對“四明狂客”由衷的仰慕之情。從“賓客”到“道士”，賀知章身份的轉化帶給我們諸多的人生感慨。在李白的想象中，鏡湖如鏡，仙氣裊繞，滟滟水波，狂客泛舟，人生至此，夫復何求。

事實上，在那場由皇太子親自主持的歡送筵宴上，李白還寫過一首《送賀監歸四明應制》的命題詩，因為唐明皇已經率先寫了一首《送賀知章歸四明》，席間百官莫敢不從，連權臣李林甫也奉詔題了詩：“掛冠知止足，豈獨漢疏賢。入道求真侶，辭恩訪列仙。睿文含日月，宸翰動云煙。鶴駕吳鄉遠，遙遙南斗邊。”（《送賀監歸四明應制》）作為響遏行云的天才浪子，李白身處其間，看著被眾人簇擁著的老邁又滿足的賀知章，心中除了欽羨，更有不舍，甚或不甘。所以，他在那首應景詩里寫道：“借問欲棲珠樹鶴，何年卻向帝城飛。”這只飽吸帝都精氣的仙鶴，還會有飛還之期嗎？詩人感到，隨著賀知章的離去，他在偌大的朝堂上又少了一位心靈相通的至交，以后他將更加孤掌難鳴了。與此同時，李白也在賀知章身上，隱約看見了自己素來匱乏的那種性情，那種進退自如的雍容氣度，和不計得失的寡淡之心，這些都是他所不具備的，但更有可能，也是他不屑為之的。

對于李白來講，出川即意味著大鵬展翅，或魚躍龍門，是他自我精神放逐的開始，猶如浩蕩江水終于破出了夔門：“山隨平野盡，江入大荒流?！保ā抖汕G門送別》）李白的一生中似乎從未有過中國古代文人普遍都有的那種葉落歸根的想法，因為他深信，所有的水都是來自天上之水，而自己的生命運行軌跡亦來自于天啟而非人間：

吾將囊括大塊，浩然與溟涬同科。

（李白：《日出入行》）

李白生命運行的軌跡也如他詩中所書，與日月同行，遨游四海，似乎從來不曾有過回鄉的念頭，哪怕偶爾也會生發出“低頭思故鄉”的感慨，但只要一抬眼看見異鄉頭頂的明月，看見在月光下波動的酒樽，就瞬間釋懷了。

李白當然可以這樣，但在更多的詩人眼中，賀知章似的生命歸宿，仍然不失為一種功德圓滿的人生結局?！吧傩‰x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保ā痘剜l偶書》之一）如此平淡無奇、童趣稚拙的詩句，只能出自于這位見慣了風云的老者之手，在扮演過“詩狂”“書狂”“酒狂”等諸多角色，卸下了各種精神面具和偽裝之后，詩人也卸下了繁復冗贅的語言技藝，回到了真實無礙的拙樸狀態里。這樣的狀態其實與寫《靜夜思》時的李白何其相似，只不過，《靜夜思》是李白人生過場中的一閃念，而《回鄉偶書》則是賀知章的生命執念，是他深思熟慮的人生總結。

如前文所述，賀知章盡管并無特別突出的文學成就，但他開創了一種達觀、平易、極具親和力的文學范式，樸實無華的語言風格和真摯樂觀的人生態度，這些都是那個高蹈綺麗的時代里極為少見的。我們甚至可以說，賀知章的存在，對于當時盛行的憤世嫉俗的文風，以及過于空洞繁綴的文學假聲，起到了某種糾正作用。

相比之下，與賀知章同年出生，卻早他十一年為進士的陳子昂，就遠沒有這么幸運了。陳子昂素來以直言敢諫著稱，在武則天時代曾官至右拾遺，后因反對武后而下獄，再后來，在回老家射洪居喪期間，居然被地方縣令羅織罪名，冤死于大獄，年僅四十二歲。命運的神奇之處就在于它的不可復制性，一人一命或一命一人，即便有部分偶然重疊，但最終也有分岔，一人一墳，即便同穴，也不同體。只是，我們在賀知章身上看見了中國古代文人命運的極端性一面，或者說，賀知章的命運暗合了所有詩人（甚至是所有人）對自我命運的先期預設，而真正達成這一正果的人少之又少。

讀書，入仕，立德，立言，立身，濟世報國，或揚名立萬，或遺臭千載，中國古代文人的人生道路一直都是線性的，可供他們選擇、施展抱負的進階途徑并不多，而要實現這樣的抱負，第一步必須是走出書齋，遠離家鄉，到帝國的中心去，贏取和認領屬于自己的人生舞臺。這樣筆直的人生路徑，決定了所有的詩人都不得不擠行在同樣的道路上，你推我攘，頭破血流，其情狀用塵垢飛揚或波譎云詭來形容，也毫不為過。另辟蹊徑者也有，但屈指可數。而一旦成功入仕，其個人命運就被迫與時代、與王朝的命運永遠捆綁在了一起。

南朝庾信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例子。在沒有科舉制的時代，庾信幸好出生在士族望門，他的伯父庾黔婁、庾於陵和父親庾肩吾，都與蕭梁皇族過從甚密，并身居要職，因此他不用擔心前程生計，年紀輕輕就成了東宮學士。但不幸的是，庾信生活在一個危如累卵的亂世，梁元帝讓他出使西魏，以緩解來自北方民族的壓力，從此，他便過上了與“質子”無異的背井離鄉的生活，再也沒有任何機會回到家鄉江陵。在北朝的半生歲月里，庾信輾轉于西魏和北周，受盡了輕慢和折辱，“秦關望楚路，灞岸想江潭。幾人應落淚，看君馬向南。”（《和侃法師》）濃烈的思鄉之情，無數次涌現在庾信的筆下，讓他寫出了中國古代詞賦史上的恢弘巨制《哀江南賦》，字里行間滿是悲苦和悔愧之情。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边@是陶淵明在《歸去來兮辭》里發出的感喟，但這里的“歸去來”，已經不再是地理意義的指稱，它直接指向了我們精神深處的魂魄所系之處。此時的陶淵明已經辭去了人生中最后的一個官職——彭澤令，鎖定了他晚年立命安身的園田居。但對于陶淵明來講，“還鄉”并非是簡單地回到“園田居”這里，而是回到自己的本真之心，回到那種形、影、神相互召喚的無礙狀態中，即，縱浪大化，不喜不懼，應盡須盡，無復多慮。惟有在這樣的狀態里，人才能由社會人轉化為自然人。

庾信生活在陶淵明身后百年左右，我不知道他是否讀到過陶淵明的《歸去來辭》，也不清楚他讀到后作何觀感，是心猿意馬還是念茲在茲，但更晚者李白肯定是讀過了的，并心領神會，否則，他不會一直遨游在天際，放棄肉身的安頓，而一味地尋找靈魂的庇護所了?！拔易砭龔蜆?，陶然共忘機?！保ā断陆K南山過斛斯山人宿置酒》）雖說李白對陶淵明的生存方式存疑，甚至嘲諷他“齷齪東籬下，淵明不足群”（《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軍》），但至少通過他們共同的愛好——飲酒，李白找到并進入了陶淵明的桃源圣境，并陶醉其中。

在中國文學史上，還鄉是一個常見的文學主題，卻從來就不是一個輕松的主題，即便灑脫如李白者，只要每每憶念故土，就會凝眉惆悵：“仍憐故鄉水，萬里送行舟。”（《渡荊門送別》）杜甫更是：“露從今夜白，月是故鄉明?！保ā对乱箲浬岬堋罚o數代詩人用無數的詩篇書寫描繪自己的家鄉，仿佛人世間只有故鄉的山山水水才是最為美好的。這其中有多少個人美化的成分，沒有人去仔細深究過，也不值得深察，因為，美總是以千奇百怪的形態存在著，而書寫者的主觀性決定了美的差異性和趣味性，哪怕是缺憾之美，也將以另外一種情感彌補的方式，出現在詩人的筆下，出現在世人的視野里。在李賀的心目中，他的家鄉昌谷狀若母親的懷抱，無論是形狀還是氣息，都是如此。每當他在外面感覺不適時，詩人就會返回故里，一頭扎了進去，感受早年被母親哺乳過的氣息：

秋野明， 秋風白，塘水漻漻蟲嘖嘖。

云根苔蘚山上石，冷紅泣露嬌啼色。

荒畦九月稻叉牙，蟄螢低飛隴徑斜。

石脈水流泉滴沙，鬼燈如漆點松花。

（李賀：《南山田中行》）

這種生機盎然的鄉野景象，以色彩斑斕的塊狀結構，出現在詩人的筆下。這是一個自幼就孱弱多病“咽咽學楚吟”的少年，永不釋懷的情感體驗，即使是到了鬼火搖曳的生命盡頭，他依然對生育自己的故土飽含不舍之情：“月午樹無影，一山惟白曉。漆炬迎新人，幽壙螢擾擾?！保ā陡兄S·其三》）李賀的生命雖然短暫，但他最終還是得償所愿，死在了母親的懷抱里，而更多的詩人當如晚明徐渭所言：“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晩風。”回不去與歸不得，總是命運的常態，一旦行于路上，便走上了命運的單行道。

在漢語世界里，“鄉”字除了與親情緊密相聯，通常還與“愁”字勾連在一起。“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干水，卻望并州是故鄉?！边@首題為《度桑乾》的詩，講述的是詩人在異鄉與他鄉之間輾轉的過程中，最終喪失了“故鄉”概念的事。很多詩集里都將這首詩算在了賈島名下，但有人考證說，它其實應為客居并州十年之久的劉皂所作。無論《度桑乾》的真正作者是誰，都不妨礙我們對“故鄉”這一概念的理解，而也許正是這樣一種同為“異鄉客”的情感體驗，反倒沖淡了我們對作者究竟是誰的在意，咸陽也罷，并州也好，總之，這種情感上的位移，即便是放在現今，也普遍存在著。

“錯把他鄉當故鄉”從來就不是一場真正的錯誤或誤會，而是人生的正解。如同歸不得，或回不去，總是人生的常態一樣。正因為如此，關于“鄉愁”的書寫，才會成為中國文學史中一直經久不衰、綿延至今的重要主題。當蘇東坡說“此心安處是吾鄉”時，實際上，他已經接受了這樣的現實：你必得投入萬分的情誼于眼前的生活中，與你的安身立命之所保持住相互攙扶、相互融通的關系，擺脫寄居蟹的身份，惟有如此，才能避免身心的不停撕扯和互損。這樣的現實看似殘酷無比，卻是我們獲救的惟一通道，因為，所有的身心分離之苦，都緣于我們不愿去面對回不去、歸不得的現實，而這樣的現實是每一個人都無法改變的，就像肚臍永遠在那里，而臍帶早已被剪斷。蘇東坡臨死前找維琳和尚索筆寫道：“昔鳩摩羅什病亟，出西域神咒，三番令弟子誦以免難，不及事而終?！币馑际牵瑢τ谏鼇碚f，每個人都要有正確的認知，該行當止，都有命理，都是淵藪，所謂“著力即差”，凡事都得順運而行，乘任運化，不可強求。生命都是如此，更遑論對還鄉的執念呢？

唐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在經歷了無數次外放之后，杜牧終于回到了心心念念的長安，遷任中書舍人。一回到京都，他就立即著手修葺祖父杜佑留下來的樊川別墅，這項工程幾乎耗盡了他在湖州任上的豐厚俸祿。

杜牧出生在樊川一座名為“朱坡”的園子里。這一帶的美景曾經滋養過前輩詩人杜甫，那也是杜甫最為窮困潦倒的十年：“故里樊川菊，登高素浐源。他時一笑后，今日幾人存”（《九日五首·其四》），那里的菊花曾慰藉過詩人的心懷；而后，詩人崔護也曾在此留下過“人面桃花”的意象。成年之后的杜牧，時常會回想起童年生活的場景，那里的一草一木，無不令他魂牽夢繞，樊川的美景曾多次出現在他的筆端：“下杜鄉園古，泉聲繞舍啼”；“藤岸竹洲相掩映，滿池春雨鸊鵜飛”（《朱坡》）……在沉浮宦海的那些年里，朱坡帶給杜牧的心靈慰藉，絲毫不亞于昌谷帶給李賀的，而兩人的性情和人生經歷完全不具有可比性。

在我們的心目中，杜牧應該是一個隨遇而安的人，甚至是一位才高八斗的浪子，揚州成全過他的詩名，他也用錦繡詩句成全了揚州這個地方，按理，那里才應該是他的精神家園或寄心之所。但事實上，杜牧對樊川的深沉情感，遠遠超過了他筆下的揚州、黃州、池州和睦州，盡管詩人曾用欣賞的眼光、贊美的口吻，無數次書寫過那些地方的湖光山色，然而，真正能夠讓他肉身得以安頓下來的，仍然是故園樊川，盡管現在的朱坡已經荒蕪破敗，但起點即為終點，這才是詩人揮之不去的內心律令，一再催逼著他浪子回頭。杜牧在完成了對朱坡的修繕與改造后，干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件大事：閉門燒詩。他把一生所寫下的詩篇重新整理了一遍，將其中的三分之二扔進了熊熊燃燒的火爐。望著滿屋子飄飛的灰燼，精疲力竭的詩人做了一個荒唐大夢，夢中人湊在耳邊對他說：“爾應名畢。”聽聞此言，杜牧從夢里取出一管并不存在的筆，在并不存在的紙上寫道：“皎皎白駒，過隙也。”人生在世，確乎如白駒過隙，而所謂的“隙”，不過是故鄉與他鄉之間的距離，更是此故鄉與彼故鄉之間的距離，你以為你回來了，其實回來的也只不過是被時光磨損殆盡的一介肉身。

公元705年，曾與賀知章、陳子昂、杜審言同朝為官的宋之問，因與武后及扈從過從甚密，在武周垮臺后，獲罪被貶。復位后的唐中宗一怒之下，決定將這位貳臣發配至嶺南。這已經不是宋之問第一次被發配了，這位曾經寫過“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渡漢江》）的初唐詩人，也曾無數次體味過家鄉對內心的情感擠壓，他心下明白，這一次，自己或許將離故鄉汾陽越來越遠了。宋之問在凄惶之中一路南行，行至大庾嶺，望著蒼茫崇山、萬壑峻嶺，不禁感慨萬千。他行走在險峻的山崖間，駐足寫下了一首題為《度大庾嶺》的詩：

度嶺方辭國，停軺一望家。

魂隨南翥鳥，淚盡北枝花。

山雨初含霽，江云欲變霞。

但令歸有日，不敢恨長沙。

雖然他在詩中仍然頻頻回望故園，但他心里何嘗不清楚，這條讓他魂飛魄散的不歸路，或許才是他必須去面對的現實。

嶺南韶關是詩人張九齡的老家，在宋之問趔趄著翻過大庾嶺后的第十個年頭，張九齡因與宰相姚崇不合，憤而辭去了左拾遺之職，去官回鄉歸養。閑居在家的日子里，張九齡回想起自己每次返鄉時，途中所遇的崎嶇和凄苦，“人苦峻極，行苦寅緣”，真是苦不堪言，他突發奇想，上書朝廷，請為嶺南民眾開掘大庾嶺。

張九齡的這個請求，很快得到了朝廷的準奏，朝廷責成他主持開鑿這條天塹。經過幾個月的修建，這項原本以為費時耗力的工程，居然很快很順利地完工了。于是，中國歷史上就多出了這樣一條舉世聞名的梅嶺古道。張九齡在《開鑿大庾嶺路序》中這樣描述大庾嶺路鑿通后的情形：“于是乎鐻耳貫胸之類，殊琛絕贐之人，有宿有息，如京如坻。寧與夫越裳白雉之時，尉佗翠鳥之獻，語重九譯，數上千雙，若斯而已哉”。大庾嶺路商貿活動，很快出現了“商賈如云，貨物如雨，萬足踐履”的盛景。然而，張九齡從來不曾想過，這條連通南北的重要孔道，這條原本用于還利于民的經濟命脈，日后竟然會成為一代一代文人騷客流徙放逐的必經之途。

“自古文人傷心嶺”，說的就是大庾嶺。前有宋之問的詩為證：“處處山川同瘴癘，自憐能得幾人歸?！保ā?至端州驛見杜五審言沈三佺期閻五朝隱王二無競題壁慨然成詠 》）后有柳宗元的詩相佐：“一身去國六千里，萬死投荒十二年。”（《別舍弟宗一》）張均甚至用“人境之外”來形容大庾嶺的蠻荒：“瘴江西去火為山，炎徼南窮鬼作關。從此更投人境外，生涯應在有無間?！保ā读骱掀謳X外作》）據不完全統計，僅在唐代，就有沈佺期、宋之問、張說、高適、劉長卿、元稹、白居易、張均、李德裕、柳宗元、李商隱、許渾、胡曾、孟貫、李涉、李明遠、楊衡等人，寫到過嶺南。在他們筆下，大庾嶺以南便是華夏的萬里之遙，是天涯，是絕境，是魑魅、蟒氣、瘴氣、毒龍、野象、毒霧、鬼瘧、炎徼、炎海、火云、瘴癘、蠻溪、瘴江、百蠻的樂園，總之，是蠻荒的代名詞，當然也是真正的人間畏途。

而到了宋代，大庾嶺更是無數文人騷客的心碎之地，連生性一向樂觀豁達的蘇東坡路過此地時，也不免心驚肉跳：“今日嶺上行，艱險未敢忘?！保ā哆^大庾嶺》）而后又作《余昔過嶺而南，題詩龍泉鐘上，今復過而北，次前韻》，仍然對越嶺之事耿耿于懷，感嘆不已：“下嶺獨徐行，艱險未能忘?！边€鄉的愿望，對于每一位貶謫者來講，在大庾嶺這里都變成了一種有去無回的奢望，蘇東坡也不例外。每當故鄉越來越遙不可及的時候，過往的時光就會歷歷在目，清楚而真切地閃現在詩人的腦海中。

在世人的心目中，大庾嶺漸漸變成了某種象征，它既是物候的分界，也是文化的隔屏，是華夏帝州與蠻夷荒野的天壤之別。大庾嶺在無數詩人的筆下成了一種驚悚的象征，只有當那些去過大庾嶺，或感受過嶺外嶺內差異的詩人，站在陡峭的嶺巖上回望過去時，才能體會到“故鄉”這個詞的真正內涵：故鄉的存在，其實就是為了讓我們終有一日明了，生活原本就是一場漫長無期的流放過程，由此及彼并非難事，但若是想原路返回，則幾無可能。

從這種意義來看，人人心中都有這樣一道“傷心嶺”，而看似人生圓滿的賀知章也有，因為他回去的地方，已經算不得是自己真正的故鄉了，只能稱之為詩人肉身的終老之所，一切都變了：“唯有門前鏡湖水，春風不改舊時波?！保ā痘剜l偶書》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