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百萬字小說《敦煌本紀》面世后的四年里，作家葉舟只想做好一件事——為父親寫一部以河西走廊為背景，以古涼州為原點的長篇小說。

葉舟的父親是甘肅武威人，酷愛讀書。他讀張承志，讀楊顯惠，讀阿來……經常是老伴在客廳看電視，他窩在臥室拿著放大鏡看書。他讀《定西孤兒院記事》，讀三行就哭了。他總期盼兒子能寫出一部有關故鄉的小說，在生命最后的時光，他也還在用鄉音和兒子說起過去的事情。

在父親的幫助下，葉舟腦海中的長篇小說《涼州十八拍》漸漸定型。它又是一部百萬字大長篇，以中國古典悲劇《趙氏孤兒》為引子，以古代十大名曲《胡笳十八拍》為結構，講述了清末民初發生在河西走廊尤其是以涼州為歷史舞臺的一個個龐大的生死故事。小說的時間背景恰契合了父親的童年與少年，待成書之后，葉舟相信奔跑在當年涼州天空下的那一幫兒子娃娃當中，有一位就是他的父親。

《涼州十八拍》于去年12月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

而順著父親的記憶與講述，葉舟也一步步探尋到西部文化的密碼，發現了中華文明的精神原鄉，發現了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他是父親的兒子，也是河西走廊的兒子，中華大地的兒子。

“河西走廊就是我此生的課堂，我寫下的每一行詩歌、每一部小說，其實都是在回答提問，在交卷，在加入一闋眾生的合唱。很幸運，我能用自己的這支筆，去做一塊偉大地理的書寫者，去做一個偉大文明的兒子娃娃，這是河西走廊的賜予，我從不敢懈怠。”

《涼州十八拍》于去年12月由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近日葉舟接受了澎湃新聞記者專訪。這一次對談從他的寫作之路開始，再談到他的父親，談到他以河西走廊為坐標的文學王國。

葉舟

【對話】

從校園走向大地深處

羅昕：你從什么時候開始想當作家的？

葉舟：坦率地說，我打小就想當作家。1978年，我考上了甘肅省最好的中學，蘭州一中，本來我的數學成績也挺好，但上了初中以后，我對數理化就沒了興趣。當時我的語文老師是一位60多歲返聘回來的老太太，姓郭，郭淑慧老師，沈陽人，她的語文課講得可好了。剛開學，我就寫了兩篇滿分的作文，她就領著我去別的班上朗讀，在秋天煙雨迷蒙的校園里，從一個教室出來，再去另一個教室。如果下一篇寫得好，依然是這樣，那種溫馨而清貧的畫面，就像老奶奶領著孫子在周游列國一般。當時我就覺得，我的作文好得不得了，虛榮心爆棚，也隱約地產生了想當作家的念頭。上了高中，我幸運地遇見了特級教師李自功先生，這個念頭便越發地強烈了。我懷念兩位老人家，我知道這就是一種恩養。

羅昕：然后你就偏科了。

葉舟：的確，偏科很嚴重，最差的時候，物理我考過5分，化學考過25分，但文科一直很好。到了高二開始分文理科班，我是第一個舉手上文科班的。1984年，我考上了西北師大中文系，就讀于漢語言文學專業，開始拼命閱讀各種文學作品，和伙伴們一起辦詩社、辦詩刊。我大一就發表了第一組詩歌，大二發表了第一個短篇，那篇小說還發在了《作家》雜志上，讓我的虛榮心再次爆棚。因為前面有史鐵生、王蒙，后面則是韓少功、張承志，我一個在校大學生的處女作放在里面，這肯定是一種無上的加持，況且還得到了一百多塊的稿酬，那時我一個月的生活費才二十塊五。真的，少年是需要鼓舞的，也因為這段經歷吧，后來我做老師，做媒體，但從來也沒有放棄過寫作。

羅昕：你也是1980年代蘭州大學生詩歌界的領軍人物，那時校園里的詩歌氣氛是什么樣的？

葉舟：1987年，在蘭州召開了一次有關新詩的研討會，很轟動，“朦朧詩”的代表性詩人差不多都來了，我和同學們跑去看，別人就指給我們說那位是舒婷，那位是北島，那位是楊煉，我們都崇拜得要死。我記得，楊煉當時穿的是一件長風衣，那時還沒有斑馬線，他穿過馬路的時候長發飄飄，騎士一般，就像高倉健在日本電影《海峽》里扮演的阿久津剛那樣帥。那時候我們都相信，文學是一件優美而體面的事情。

羅昕：當時同學們喜歡看什么？

葉舟：1980年代，我們這一批大學生讀到的書幾乎都差不多，比如走向未來叢書、拉美文學、尋根文學等等。但是在精神氣質和執念方面，對我影響深切的則是張承志老師和楊顯惠老師，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那是他們的一雙大腳告訴我的，走向大地深處，走入民間，漫游西北，詢魂問魄。這么著，我跟同學們的興趣和理念出現了分野，我這樣一個在城市長大的孩子，帶著好奇與沖動，開始頻頻出走，“十八歲出門遠行”，野生了起來，散養了起來。

我第一次一個人去新疆，帶了七十多塊錢，借了一個新疆同學的學生證，買半票，坐綠皮車，花了將近五十個小時才抵達烏魯木齊。我知道萬一被抓住，只要我說我是大學生，列車員也會網開一面的。大學畢業后，我被分配到鐵道部的一個中專學校，于是有了鐵路免票，隨便去哪兒都行，方便之門打開了。這么些年下來，我幾乎走遍了整個西北，也漸漸地找到了自己的寫作版圖，比如敦煌，比如祁連山，比如河西走廊，這是我此生的課堂，一輩子也讀不完的大書，我愿意終身為徒。

或許是年齡漸長的緣故，對本土地理和文化也有了更深刻的認知，熱情不減，我的閱讀興趣后來發生了轉變——我開始喜歡讀地方志，讀民間史料，對虛構文本的興趣反而不大。比如地方文化館油印出來的那些東西，盡管文學含量不高，但它們充滿了各種有趣的細節，呈野生狀態，讓我迷戀不已。

成為真正的兒子娃娃

羅昕：這種對地方志的閱讀興趣也影響了你后來的小說創作，包括《敦煌本紀》和《涼州十八拍》。我剛看到你的新作《涼州十八拍》時還有些意外，因為2018年寫完《敦煌本紀》后，你原計劃寫的是《敦煌本紀》的續集？

葉舟：是的，《敦煌本紀》本就是一個開放式的結尾，一幫少年出走敦煌，各尋未來，我都已經把續集的故事構思好了，但因為我對敦煌周邊的幾個地點還不太確定，就跟朋友們又去了一趟。不料那一日，我接到了父親一個電話，就是這個電話，就此改變了我的寫作方向。

因為進入祁連山里考察，干脆沒有信號，失聯了多日，在電話那頭，父親先是很緊張地問我在干嘛，得知實情后，他囑咐我注意安全，還說“我肯定打擾你了，抱歉。”我感覺不大對勁，還發現他有些氣短，便趕緊回到了蘭州。第一眼看到父親時，我就意識到一個人的衰老不是一個過程，而是一剎那的事情。

我父親是甘肅武威人，二十幾歲只身來到了蘭州，安家落戶，自此很少再回家鄉，但他一輩子鄉音未改。我曾經許諾要給他寫一部關于家鄉的書，他很期待。《敦煌本紀》出來后他還問過我，你怎么寫的是敦煌呢，河西走廊的第一站不是涼州嗎？那天看著父親插上了氧氣管，我突然間決定要把我手頭所有敦煌題材的寫作計劃都束之高閣。我必須抓緊時間，首先為父親寫一本書。真的，我有了一種跟生命賽跑的感覺，在接下來的47個月中，我幾乎馬不停蹄，甚至沒能歇息過哪怕一天。寫作必須有一種紀律，強大而刻板的紀律，寧可十年不要將，不能一日不拱卒。在交出書稿的時候，差不多四年時間過去了，我等于又讀完了一個本科，真是悲欣交集，感慨良多啊。

羅昕：涼州是歷史上的西域重鎮，也是兵家必爭之地，一直位居要津，但又戰亂不斷，父親是怎么和你說起家鄉的那些事的？

葉舟：出現氣短后，父親每天夜里總要起來好幾次，長時間地吸氧，我和弟弟妹妹換班守著他。輪到了我，晚上10點多照顧他歇息后，我卻怎么也睡不著，我就開個小臺燈悄悄地翻閱資料。有一天我聽到他問，你在看什么東西？我說，我在看涼州史料，還有些不大明白的地方。

這以后，父親在夜晚吸氧的時間就變成了一個特別的契機。我總是問這問那，大到過往的歷史，小到他幼年時的飲食、服飾、方言、村莊的規模、各個家門的情況，等等。上了年紀的人，可能對眼前的事情記不住，但對過去的事卻記得比誰都清楚。有天深夜，父親忽然拔掉了鼻管，對我說了四句他自己整理的《涼州寶卷》：天憑日月，人憑心，/秤桿憑的定盤星；/佛憑香火，官憑印，/江山憑的是忠義。我當即被這樣驚世駭俗的句子給鎮住了，趕緊抄在了紙上，我知道自己抓住了那一根線頭，找見了整個故事的腔調，也摸到了將來《涼州十八拍》的心跳與核心要義。這是父親的加持，更是涼州的賜予。

但悲哀的是，2020年7月20日，父親還是走了，他沒能等到這本書的面世，我恍惚成了孤兒，這部書也成了孤兒，無人認領。在成書的時候，我特地騰出了一頁雪白的紙，將父親整理的那四句話印在了扉頁上，心香淚灑，策勵自己。今年除夕的早上，我在父親的墓前敬獻了一套書，我終于兌現了當初對他的承諾。我想，每一本書都有自己的使命，無論作者出于什么樣的意志去寫這本書，冥冥之中真的有一種深情主義的東西存在。

羅昕：《涼州十八拍》也是一本深情的書，我們在“救孤”的故事里，看到了一種忠義精神。

葉舟：我就想在這個龐大的故事里，在河西走廊這一片當年中國的孤懸之角，喊出一幫少年，讓他們去撒野，去淬火，去失敗，去進取，而后凜然天地，熱血人間，成為一群真正的兒子娃娃。在我看來，這樣的稟賦和氣質，恐怕也只有在邊地與曠野之間才能完成，涼州恰巧滿足了我的全部想象，同時也可以安放下那一群從不安分的少年。“人事慷慨，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崇節儉，敦禮讓，質而不野，尚武興文”，這一行書中的題記，來自《四庫全書》的甘肅通志卷，它就像一團神示般的燈火，籠蓋了全文，照亮了每一個人物的面龐。

這個“救孤”的故事貌似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北疆販馬集團續門被滿門抄斬，但主人的遺孤被五名忠仆救了下來。這些義士一路躲避追殺，南下進入了武威城，只為了少主子能活下來，在十幾年的光陰中，他們隱姓埋名，忍辱負重。另一個層面，待這個孤兒長大成人后，他又去救別的孤兒，去拯救淪落在險境當中的紅軍，也就是西路軍戰士。實際上，那時的中國也形同一個“孤兒”，內戰頻仍，山河破碎，民心瓦裂，急需要一種不畏死、不屈服的少年精神，去收拾殘局，去重振魂魄。這個故事當中頻繁出現了一個切口，問這個孤兒原本姓什么？回答說，姓續。什么續？答復說：續命的續，續香火的續。——我以為，這才是《涼州十八拍》真正的精神底色，也是整個故事的主軸。

其實，《涼州十八拍》的敘事是相互纏繞的，它總共有三條線索，一條就是前面說到的徐驚白的孤兒身世，以及他的成長與覺醒，另一條則是徐驚白的姐夫顧山農，在那個山河動蕩的大時代面前，他憑著一己之力，苦苦經營著貫通河西一線的貿易保價局，但是在暗中又拼命守護著河西走廊自漢代以來最大的機密——銅奔馬，不愿意讓它被軍閥集團和地方勢力所掠奪，進而戕害百姓，糜爛西北。第三條線索是河西走廊境內重要的歷史人物與邊地傳說，諸如鳩摩羅什、羅什塔、薩班渠、左公柳等等，也都被我有機地融入到了小說當中，尤其是古典名曲《胡笳十八拍》奠定了整部書的架構，讓這個故事飛揚了起來。

你也可以說這部書描寫的是一個關于忠義的故事，但它其實早已溢出了這個概念，有的人忠于恩情，有的人忠于土地，有的人忠于信仰，他們都是我所說的深情主義者，雖千萬人吾往矣。我總覺得，我們這個時代的人事、交往與閱讀，甚至包括想象力，還是缺少一種深情主義。

中國人的精神原鄉在這里

羅昕：《涼州十八拍》書寫歷史，但它來自于一個現代的眼光。在這樣的寫作中，你希望這部小說能為現代世界帶來哪些訊息？

葉舟：自古以來，河西走廊就是我們這個國家的心腹地帶，它不僅僅提供了一種地理上的戰略縱深，而且還提供了一種文化的縱深，思想的縱深。尋龍問穴，爬梳歷史，我們這個民族最初的精神原點其實就是從這個方向上獲得的，我們的邊塞詩，我們的英雄主義和浪漫主義，我們少年時代的目光，概出于此。

我一向認為，涼州乃至于整個河西走廊，實際上是中國文化的倉儲之地，對于它的重新發現和認知還遠遠不夠。我曾經寫過一篇散文《何為絲綢之路——以河西走廊為例》，我說當時對整個西北邊疆的經略其實有兩個集團，一個是軍事集團，另一個則是文人集團，在軍隊收復山河之后，文人們就跟了上去，像李白、高適、王昌齡、王之渙、岑參、王翰等詩人開始為這片大地貼上標簽，他們用詩歌給每一座山岡、每一條河流、每一塊綠洲命名。我想說的是，中國人的精神原鄉也在這里，開疆拓土的邊塞詩恐怕也只有在這樣的壯烈風景中才能寫就。

但是，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一片疆域漸漸地板結了、荒涼了、無助了，成了不毛之地，成了一塊生銹的地帶，無論從精神和意志上來講。我寫過大量的詩歌，包括后來的《敦煌本紀》和《涼州十八拍》，我渴望用自己的這一支筆去除銹，對，就是除銹。

羅昕：對你個人而言，河西走廊帶來了怎樣的文學滋養？

葉舟：我以前寫過一組詩，指認祁連山就是一根思想的脊椎，貫穿了西北腹地，掛起了一片高迥的大陸。其實，祁連山北麓的這一條河西走廊，也像脊椎一般，統攝了我的全部寫作。恰恰是在對這一條漫長且偉大的精神之路的追逐與書寫中，我形成了自己的文學疆域、文學版圖，也構筑了自己的詞匯表。無論是前期的詩歌和散文，還是現如今的《敦煌本紀》《涼州十八拍》，莫不如此。

說真的，一旦談到河西走廊，我就立刻熱血沸騰，烏鞘嶺、古浪、涼州、武威、山丹、焉支山、甘州、張掖、肅州、酒泉、嘉峪關、沙州、敦煌、陽關和玉門關……，這些青銅質地的名字，幾乎全是偉大而古老的文化密碼，它們就像琴鍵一般，哪怕我念叨起來，都覺得古風撲面，神圣無比。

羅昕：有關河西走廊，你目前的小說都是百萬字的大長篇，它們凝聚了你很多的心血。你為什么一再選擇了這樣的篇幅？你是否擔心過篇幅對于讀者的影響？

葉舟：不，我根本不擔心這個問題。對于河西走廊的認知與思考，從《敦煌本紀》到《涼州十八拍》，全是百萬字的篇幅，它們以小說的形式，幾乎鋪陳在了這樣的文學國度里，讓我釋放了迄今為止全部的想象，用盡了各種力所能及的手段，美美地撒了一回野，完成度也讓我較為滿意。

再者，我執拗地認為，河西走廊境內的四郡兩關，祁連山下的那一片片纏綿的綠洲，假如沒有百萬字的浩大篇幅，便不足以去描寫它的威儀、氣節和魂魄，也難以刻畫出它的莊嚴法相。這是文學的自覺，同時也是歷史的律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