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達夫唯一存世完整手稿，中篇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1932年）

在目前的諸多文史寫作當中，對軼事掌故（anecdotes）的研究和探求大概是最容易吃力不討好的一種。因為，相比于文學研究，它實在太愛探尋文學文本之外的故事；相比于歷史研究，它往往又有些過分糾結于那些往往懸而未決難以憑據的流言傳說，和那些非想象和猜測而不能進入的細節。正因如此，文學研究者容易覺得軼事研究不夠盡興，因為文學的細讀在其中往往是一筆帶過的，歷史研究者也許又會覺得這樣的寫作，想象發揮得太滿，行文到史料觸及不到的地方，讀起來大概就像小說家之流。換句話說，軼事研究尷尬地處在文學和歷史之間：從文學角度看，它像是文學的花邊，從歷史一側看，它又像是歷史的八卦。

盡管軼事研究有上述肉眼可見的潛在危險，危則危矣，我卻一向是非常喜歡和著迷的。街談巷議，道聽途說，所謂稗官野史者，瑣碎固瑣碎耳，但大家也往往達成共識，覺得是可補正史之遺。因此，不用刻意提倡，各類軼事野史及其研究著作歷來總也層出不窮，而我也樂見其成。楊斌教授的《誰是那個弱女子？》一書，便也是這樣一本勇于嘗試的研究郁達夫軼事之新作，其中所談問題，正兒八經的中國現代文學史可能不屑細究，然而細細爬梳，也有其獨特樂趣所在。

除開題記、前言和后記，全書共分十三章，第一章探索郁達夫的文學創作中的自我描述和他人側記中的郁達夫形象和他本人實際相貌之間的關系，以及郁達夫對自我相貌的認知和他的感情生活之間的關系；第二章談郁達夫及其所代表的《創造社》與胡適的論戰和雙方和解之后郁胡之間的友誼；第三章談郁達夫與徐志摩的交往和情誼；第四章談郁達夫和林語堂的友誼，并重點關注了郁達夫允諾而未能兌現的《瞬息京華》翻譯（即Moment in Peking，一般譯為《京華煙云》），并分析了郁達夫半途而廢的背景和原因；第五章談郁達夫與魯迅如兄如弟之深刻交情；第六章談郁達夫與王映霞的結緣與熟識；第七章談郁與王的訂婚結婚和初期的婚姻生活；第八章可算是此書之“題眼”，研究了郁達夫《她是一個弱女子》新公布手稿，探究其小說之本事，重新梳理小說內外之人事關系，并對“誰是那個弱女子”進行了多維闡釋；第九章談郁王之婚變；第十章以王映霞傳說中的情人許紹棣為中心，試圖撥開郁王情變之疑云；第十一章索隱《給郁達夫的信》所包括的二十三封書信中的秘密，作者特別認為，其中不被王映霞承認的信恰恰是重要的切入口；第十二章對戴笠是郁王婚變中真正的第三者這一傳說進行了深入探索；第十三章作者結合自己在新加坡的實地走訪考察，尋覓了郁達夫生前生活工作雅會過的地點，從郁達夫的迷蹤中追蹤其星洲遺事。在這些章節里，我尤其喜歡第四章，第八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很明顯，作者在這幾章著力頗深，不僅努力探究了一些新材料，在材料分析的基礎上也往往有新見解。

《她是一個弱女子》完整創作稿 線裝一冊（三百一十頁） 1932年作

此書洋洋灑灑，五百多頁，但我花了一天時間就一氣讀完，追劇一般，可見可讀性很強且體驗舒適。但我也疑心我的讀者期待視野出了差錯：讀之前，我本以為應是一本學術專著，但上手之后，從頭到尾，全書一個理論也沒用，倒令我感到比較意外。當然，專人專書目前已很難得，而理論本身也不是必須，但我疑心這本書的出發點并非真的要跟當前的郁達夫研究有一個密切的學術層面的批判介入（critical engagement），而是從作者本人作為郁達夫的愛好者出發，向普通讀者和大眾介紹多年來閱讀和關注郁達夫的心得。我之所以有如此判斷，原因是我有以下幾方面的閱讀感受：

其一，此書專注于講故事，缺乏批判意識。全書結尾最后一句乃是“先生之風，山高水長”，對郁達夫的無條件崇拜，躍然紙上。同作為郁達夫粉絲，如此我是理解的。但郁達夫本身一直以來作為爭議人物，這其中可談的隱微之處（nuances）很多，似不應以此簡單觀點一言蔽之。比如，郁達夫歷次在報紙上造成轟動的發表，如申明與創造社完全脫離關系之啟事，與王映霞婚變中的幾次啟事，以及后來讓郁王婚姻徹底的《毀家詩紀》，到底真的是像周作人所言的“非意識的展覽自己”，還是他做作矯情的表演型人格的一種實踐？這是郁達夫無法控制的暴露癖的發泄，還是一種利用媒體出口有目的的操演（performativity）和炒作？這些疑問似乎難以找到一個確定的結論，但此書的傾向性十分明顯。作者在書中對這些早已有之的爭議給出了他自己簡單且明確的答案，當然并非壞事，稍后我還會回到這一點討論。但這里我想問的是，我們是否還能在這些極其豐富的前人已有的爭論的基礎上，更深入地為郁達夫寫點什么？在閱讀此書的過程中，我曾多次希望作者能在郁達夫寫作的文本與其他民國作者文本之間的互文性（intertexuality），郁達夫本身作為民國文學明星（stardom）與其粉絲文化（fandom）之間的互動，郁達夫的文學創作與其社會關系的情感研究這些方面寫深一筆，但可惜此書似乎沒有在講故事的基礎上在學理上更進一步。

其二，我確信作者很精彩地重述了郁達夫的故事，按現在流行的話說，是郁達夫人生重要社會關系和關鍵時刻的詳細復盤。但史家說故事，好像其中自然跟文學研究也甚難發生關系。誠然，我在此書中看到了作者與國內發表的一系列郁達夫研究進行了對話(如唐達暉，許子東，張毓茂，朱崇科等人的著作)，但就與海外漢學中的郁達夫研究，除了李歐梵《中國現代作家的浪漫一代》，歷來研究過郁達夫的名家，如普實克，夏志清，王德威，梅儀慈等人，此書似乎未有機會提及和對話。當然注意到這一點，是有我的私心在。作為晚清民國詩歌研究者，我本還希望此書能與郁達夫舊體詩詞研究產生對話，畢竟，這是郁達夫研究2010年以來一個受到關注的子領域(subfield)。楊昊昇，高嘉謙等人不約而同地對郁達夫骸骨迷戀心態作出了重要而詳細的論述，例如，楊關注于郁的遺民情結（楊昊昇關于郁達夫舊體詩的論述，參見Chapter 2 “An Infatuation with a Skeleton: Yu Dafu’s Accidental Loyalism and Classical-Style Poetry ”, in Yang, Haosheng. A Modernity Set to a Pre-modern Tune: Classical-style Poetry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 Ideas, History, and Modern China. Leiden; Boston: Brill, 2016, pp.62-101.），而高側重于郁在南洋的流亡詩學（高嘉謙關于郁達夫的論述，見氏著《骸骨與銘刻——論黃錦樹、郁達夫與流亡詩學》, 臺大文史哲學報，第七十四期 2011年05月 頁103-125；以及《現代性的骸骨——許南英與郁達夫的南方之死》（第八章），載氏著《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臺北：聯經出版，2016年，頁435-489）。雖然作者在本書中陸續引用了郁達夫絕大多數重要的舊體詩詞，但已有的關于郁達夫舊體詩詞的文學研究成果，卻顯然被忽略了。

郁達夫致王映霞情書 1927年3月16日 上海圖書館藏

其三，在讀完此書第八章之后，我大抵對書中“誰是那個弱女子”的多重解釋是滿意的。但我腦內又開始出現另一個徘徊不去的問題，即是從讀者接受的角度，此書所寫的到底是誰眼中的郁達夫呢？當然，緊接者我所講的第二點，大概此書所寫的，真不全是文學研究者眼中的郁達夫。書中的文本，不管是否是虛構的小說，半真半假的回憶錄，還是可以算作紀實日記、書信，一概被作者讀為一種現實主義（realism）寫作。比如，在第一章里作者總是用郁達夫小說中的“我”的外貌描寫來反復印證郁達夫自己確然的“風采不揚”。這樣的寫法，在此書中比比皆是。我以為這是以史心揣度詩筆，讀得太死而寫得太實。況且很多東西，作為文學研究者，并不真的想知道答案。就像錢鐘書并不想像陳寅恪那樣想知道楊貴妃到底是不是處子入宮。但話說回來，我對以詩證史的方法是抱有一種同情的理解的，畢竟楊貴妃到底是不是處子這個問題并不僅僅是關宮闈穢聞，也關乎《長恨歌》的寫法和唐代的制度及文化史；郁達夫的自我形象當然也不僅僅是他本人面子的問題，其實也是郁達夫的文學創作手法和他的社會思想心態的問題。因此，雖然作者書中寫了一個很“實在”的郁達夫，我也樂于見到郁達夫容貌之類的問題被如此細究，哪怕普通讀者可能容易只將其讀成民國八卦罷了。

綜合以上三點看來，我大致覺得以詩證史，征史于詩的寫法，寫出來的必然是索隱家的郁達夫。考證鉤沉，爬梳索隱，然后在或真或假的線索里整理出一個有頭有尾的劇情，講故事自然也是歷史學家的長處。我想軼事研究一向也是更面向普羅大眾，不僅因為故事講得好就容易引人入勝，索隱總是有看偵探小說一般的快感的。當之無愧，楊斌教授深得紅學索隱派精髓。我僅舉一例，便可見作者索隱法的風味。當分析到第23封《廣角鏡》公開的《給達夫的信》時，對信上的“陳靜啟映”四字，作者是如此解釋的：

“剛剛我們曾經迷惑信封上收信人姓名“陳靜啟映”，而“陳靜啟映”這四個字只需倒過來讀，便是“映啟靜陳”，也就是“映(霞)啟”，“靜”“陳(上)”的意思。以此推測，則“靜”是許紹棣的代稱。這些幌子都是兩人事先約好的聯絡方式。至于為什么寄往曹秉哲家中，是因為當時王映霞流亡途中沒有穩定的住址，不得已而為之。”

這種索隱讀來有趣。作者也在書中解釋說，“我們不妨采取“索隱派”的方式來進行一番推敲，即使所作的推敲如沙灘城堡水中明月，這樣的努力還是有一定的意義。”不過我們也不妨多問一句，在趣味之外，這樣的軼事研究，意義究竟為何呢？

如此追問并非沒有答案。這里我不由想起湯姆康利（Tom Conley）在談論蒙田（Montaigne）的寫作時，提出軼事（anecdote）即是解藥（antidote）的赫然高論。康利指出，這并非僅僅是兩者單詞相近所以牽強附會的文字游戲。通過寫作和研究軼事，作者可以提供多種互相矛盾說法和疑問之間的解藥：即一種相對清楚的答案。換句話說，軼事研究的任務，很多時候就像在迷霧里找出一條可以供人追循的清晰路徑。在可供雙向闡釋的空間里嘗試給出一個自成一家之說的確定結論，這也可以算是我前文已提及的“作者給出了自己簡單且明確的答案”的優點的那一方面。譬如，歷來對郁達夫到底有多愛國，說法不一，我印象很深是夏志清教授在《中國現代小說史》寫郁達夫那一章的終了處，發表了對郁達夫最終的失蹤和死亡感到不可思議的評論：“可是勝利后不久，日警捉到了他，把他殺害。他身為作家，既非共產黨，也不很愛國，遭到這個下場也可以說是萬想不到的了。”但如果根據本書仔細爬梳的郁達夫在南洋的經歷，可見郁達夫的很多言行證明他其實非常愛國，積極抗日，也跟共產黨人胡愈之等人關系密切。有著這些清楚的結論和答案，那么郁達夫的失蹤，在軼事研究看來也不是什么“萬想不到”的奇怪結局了。

不過，這里我也順帶想到一個關于郁達夫如何被日本人發現并抓捕的盛傳頗廣的軼事：據說當時日本人在南洋發現這位其貌不揚的中年人是郁達夫，究竟還是因為他無意間寫出的舊體詩。日本人認為，能寫的如此完美舊體詩之文人，中國僅有三位，周氏兄弟和郁達夫。魯迅已經去世，周作人不可能在南洋，那么此人必是郁達夫無疑了。這個軼事很有意思，也有很大的闡釋空間，但我一直沒有找到確切的第一手出處，所以就借此書評機會向楊斌教授請教其出處和對這個故事的看法了。

1930年郁達夫應內山完造之邀參加文藝座談會

按理說，解謎的答案太顯白，往往容易讓人感到無聊。但軼事流言，大家卻常常讀得樂此不疲，獨特的魅力大概來自探究軼事往往不能走尋常路，而另辟蹊徑的驚人索隱方法，又每每能得出驚人的結論吧。比如在細細解謎郁王婚變之后，作者認為“許紹棣并非第三者，不過，許有可能幫助戴笠和王映霞聯絡，而后因為郁達夫發現王許的通信，許紹棣成為戴笠的替罪羊。這也許是許一輩子對此事保持沉默的原因”。不僅如此，作者還更進一步，重視和討論了郁達夫本人其實可能也早已知道戴笠才是第三者的可能性。從這個角度來讀《毀家詩紀》，我們簡直可以讀出指桑罵槐的效果。

不過，作為歷史學家，作者的下筆畢竟是相對謹慎的。但我倒覺得如果此書定位為從通俗角度介紹學術成果的大眾讀物，不妨寫的更接地氣一點，不妨猜測也更大膽一點。如果我們同意李初梨所說“達夫是模擬的頹唐派，本質的清教徒”，認為郁達夫是表面佯狂柔弱而內心想法其實非常清楚堅定，那么郁達夫很多模棱兩可的奇怪行為倒也是反而都說得通了。比如他在杭州建房取名“風雨茅廬”以及寫對聯“兩口居碧水青山，妻太聰明夫太怪；四野皆青磷白骨，人何寥落鬼何多!”就不是讖語預言，而已是對現實的實際認識。《毀家詩紀》自然也不是無心插柳，而是故意為之。我也非常認同作者對“誰是那個弱女子”的多重闡釋，“她”可能是原配孫荃，甚至可能是郁達夫本人，當然也相當明顯地指向王映霞。特別，我也贊成作者對《她是一個弱女子》出版時候因審查原因所改名為《饒了她》這個歷史細節的關注。作者認為，“其實，這似乎何嘗不是郁達夫內心深處要寬恕王映霞么?”這我當然大致是同意的，不過就郁達夫怎么“饒了她”，我讀完此書甚至有了更大膽的猜測。

作者在書中有指出，王映霞對郁達夫有不滿，一個很可能存在，卻往往被人回避掉的“房間里的大象”式的原因，是郁達夫的“身體問題”，即“郁達夫性能力衰退不能滿足王映霞的可能性”。但這種老夫少妻的困境，古來早已有之，我便想起一遭唐朝的先例。即當時宜城縣伯柳渾，有一位年輕貌美的小妾叫琴客。柳渾告老時就“放妾”，即是法律上終止夫妾關系，一別兩寬，各自歡喜。柳渾的好友顧況還作一《宜城放琴客歌》，最末二句調笑：“服藥不如獨自眠，從他更嫁一少年。”我便疑心郁達夫寫《毀家詩紀》與王映霞離婚，其實是類似的情節。郁達夫高才滿腹，自然不會不知道這個故事，不過他的“放妾”，當然是用典型的郁達夫的方式啦。詩歌不用朋友代勞，是他自己作，而且題目既已名為毀家，他應該也很清楚毀家結果自然便是無家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郁達夫一生寫的許多有些讖言味道的文字，與其說是讖言，不如說后續事實結果的兌現，反倒多多少少受了已有語言的直接作用。

上述狂想，自然只會出自我這樣的文學研究者之手。我欣賞作者作為歷史學家在全書中研究軼事但還不失小心的態度，此外，我還想多夸一句作者在書中發揮的文采。此書不僅正文中有加入即興所寫的五言古體詩，全書題記是郁達夫小說題目的“集句”，也讓我眼前一亮。眾所周知，集句這種文字游戲，非學識積累的支撐，不能作也。作者的后記有提到，從開始研究郁達夫到此書出版，經歷十年。從這個引子，就能看出作者作為真愛粉的視野：

郁達夫早期的小說，似乎已經在冥冥之中如同《唯命論者》一般預見了他的人生軌跡。

他曾經像《迷羊》般地在《茫茫夜》中《沉淪》了；他的《血淚》和《空虛》，常常在《楊梅燒酒》和《煙影》里化作《青煙》；《微雪的早晨》他曾《在寒風里》《逃走》；《遲桂花》盛開時他曾度過《碧浪湖的秋夜》；《春潮》中他看到了《蜃樓》；《馬纓花開的時候》他也《祈愿》生活中《紙幣的跳躍》；終于，《清冷的午后》《薄奠》了《她是一個弱女子》，他在家庭《離散之前》被迫《出奔》；作為《懷鄉病者》，當《春風沉醉的晚上》已經成為《過去》，他《南遷》走上了《詩人的末路》；《孤獨》的郁達夫在《落日》《遲暮》之際，遭遇了《銀灰色的死》。

這就是達夫的凄涼和魅力！（《誰是那個弱女子》，“題記”）

總體來說，我期待此書成為一本流行的向大眾介紹郁達夫軼事研究的讀物。當然，既然是偏向通俗的讀物，自不該以學術批評眼光拘泥之。本書評因此也不拘一格，行文不盡嚴肅，如有不周之處，請作者和讀者見諒。最后，同作為郁達夫迷弟，我也戲作一七律，聊以唱和楊斌教授，雖工整不足，但總不愿“以辭害意”，打油之處，博大方之家一笑可也：

逐寇驅雞事已差[1]，誰言弱女就關她？

酒悲何必鞭名馬，情妒才堪枉映霞。

反復達夫非達命，從來毀家便無家。

總該宜城放琴客[2]，猶苦星洲譯帝華[3]！

[1]郁達夫《毀家詩紀》最末一首詞《賀新郎》言：“國倘亡，妻妾寧非妓？先逐寇，再驅雉。”

[2]前文已言及宜城放琴客事。

[3]指郁達夫擬譯《瞬息京華》而終未成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