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館常被看作是一類“守舊”的機構。這或許源于它所收藏的物品多為“舊物”。但實際上，博物館身在社會當中，自然不可能一成不變。《處在紛繁世界中的博物館》一書中就提到，博物館在當代社會的種種浪潮中已不可能保持孤立。在這當中，市場化是重要的浪潮之一。

近日，國內一些博物館推出沉浸式體驗活動，打破了人們對傳統博物館的刻板印象。比如，據媒體報道，洛陽四家知名博物館推出歷史人文類博物館夜宿項目，吸引了不少愛好者的目光，然而一晚的價格卻逾千元，一時引發不少討論。那么，這是一種創新，還是博物館在市場化浪潮面前的一種盲從或妥協？類似的爭議在博物館領域已不止一次了。

面對這樣的爭議，我們首先需要從學理上理解為何博物館在走向市場之時會爭議聲不斷。這與博物館身上所肩負的兩個定位有著密切的聯系：一是公共文化服務機構，二是非營利機構。

所謂的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帶有極強的面向所有人服務的價值初衷，以低門檻的方式進入是公眾對此類機構的基本認知。而關于非營利機構，則帶有不以營利為目標的價值導向。國際博物館協會屢次修訂“博物館”一詞的定義，有諸多修飾詞語被反復修改。但近年來的數次修訂當中，“非營利機構”一詞作為“博物館”的定位被保留。可見，國際學術界對此問題的重視之深。

但是，這是否意味著博物館就一定與市場絕緣？這樣的觀點也依然是陳舊的。有研究者早在20多年前就已提出，一味地追求博物館面向所有人服務，是不切實際且不具備效率的做法。博物館理應有更具策略性的方式來完成自身的定位。而就“非營利”的問題而言，學術界也早已公認，這是一種目的性提法，不意味著博物館不能參與一切的營利行為。在具體手段上，不少國家憑借博物館盈利所得收入是否服務于公共性目的來判定其是否屬于非營利機構，而非斷絕一切市場收入。

如此，接下來的問題便在于，今天的博物館在市場化浪潮之下，怎樣的創新及行為才是最合乎尺度的？而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恐怕還是要回到“守舊”的博物館究竟“守”的是什么這個問題上。

博物館的堅守之一是其目標定位層面的公共性，這也是上文提及公共文化服務機構和非營利之時所強調的。在此維度上，博物館其實并非不能主辦或者參與高價格的市場活動，而是需要不斷向自我和外界證明，這樣的活動在目的上是順應了其公共屬性，該活動的內容及其收入所得均能起到為公共福祉、社會正義、文化發展等更具公共性的目標助力的效果。

博物館的堅守之二在于其資源層面的物（或被表述為“各類遺產”）。博物館的收藏帶有替全人類留存文明見證物的意涵。因此，保證物本身的真實性完好、物所承載的價值能夠高效且如實地向公眾傳達，這也都是寫在博物館職業倫理守則當中的內容。因此，博物館在市場化浪潮下的創新也應以此為底線，考慮所謂的“新”是否會有礙物的本體安全以及價值表達。

博物館的堅守之三可以被理解為其在數百年的成長時間內所積累起來的業務體系。博物館的創新未必需要全然顛覆過往的業務體系，以收藏、展示、教育為核心的業務體系仍然是現代意義上的公共博物館最具競爭優勢的業務所長，并且這套業務體系也極具延展性，創新大可在此基礎上展開。

例如，所謂收藏，不僅僅是收藏“舊”物，“為了明天而收藏今天”的提法在十年前便已開始影響博物館界；所謂展示，也不僅僅是擺寶，創新理念下的敘事內容和高新技術手段也早已為博物館界廣泛使用；所謂教育，更不限于說教，建構主義下的觀眾貼近、突破館舍圍墻的教育實踐、多元人群融合也已常見。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延展性的做法并不意味著對“舊”做法的替代。博物館業務體系日漸開放對當下社會的觀照，并不意味著其不再繼續傳統的研究、展示和教育模式了，博物館世界本身是可以“新”“舊”多元并存的。

總體來說，我們還是應該繼續期待博物館成為一類創新的機構，不必以價格作為博物館的枷鎖，不必急著將它帶離市場。畢竟，對于今天的每個人而言，離開了市場，都將寸步難行。但同時，我們也不應忘記博物館的“守舊”。它的“舊”在今天依然是具備市場化、創新性價值的，依然能夠成為我們在衡量所謂的市場化創新性行為之時的初衷、目標乃至底線。

（作者：王思渝，系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助理教授、北京大學公眾考古與藝術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