終于寫完了、交稿了、出版了，在長達47個月的長途奔襲中，我幾乎沒有歇息過一天，晝夜跟涼州在一起，和那些伴當（伙伴）們生死不棄，形如一家人。但是，我的工作似乎還沒有完成，哪怕是入夜之后，我都在思考那一幫來自北疆救孤團的死士，何以在十幾年的光陰中隱姓埋名、含辛茹苦，蟄伏于武威城中，盯看著恩人的家門，觀望著自己的少主子漸漸長大，卻又放棄了動手？其實，答案是現成的，草蛇灰線、伏脈千里，悉數隱藏在字里行間，然而究問就像一座斷崖，壁立在側，迫使我再一次寫下這個話題。

深情主義，這個詞突然像弧光一般，照亮了我的整個夜晚。

2018年，在我寫完《敦煌本紀》之后，我已經開始著手下一部的課題了，下一部就是《敦煌本紀》的續集，這個系列被我稱之為“絲綢之路三部曲”。其實，故事當時已經構思妥定了，但我對敦煌周邊的幾個地點尚無把握，需要再去走一遭，這也是我寫作的習慣，否則就難以動筆。離開蘇干湖，從當金山口疲倦地下來，我入住在敦煌山莊，休整了幾日。每天午后，我都喜歡坐在摘星閣下的那一片石頭院子里曬太陽。我有一個執拗的看法：敦煌的日光，一定有別于他處，它不單單是太陽施舍下來的，還應該是莫高窟放射出來的，帶著佛性，帶著啟示，帶著十足的重量，籠蓋在我的身上，猶如一種秘密的加持。

很奇怪，我本來是一個急躁的人，但是置身于敦煌的日光下，我卻變得格外安靜，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做，就好比是一疙瘩面團，在慵懶的發酵當中。不料，那一天接到了父親的電話，打亂了我在敦煌的行程，也就此改變了我日后的寫作。

這個電話開啟了我報恩行孝的過程，這也是寫作《涼州十八拍》最初的緣起。事實上，在將近四年的持續寫作中，我一直都有一個隱秘的心愿，在將來成書的時候，專門騰出一頁雪白的紙，上面只有一行文字：獻給父親大人。但是，這一切都愿望成空，在《涼州十八拍》寫到一半的時候，父親丟下了我，丟下了這本書，駕鶴西去，魂歸道山。

原來，在我上了當金山口、進入祁連山以后，信號皆無，跟家里失去了聯系。而平時，我每天都要給父母打幾個電話，問候他們的起居與飲食，這已經成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那個敦煌的午后，父親打來了電話，得知了我的行蹤，叮囑我注意安全。然而，我從父親說話的氣息中，卻意外地發現了另一種狀況，那就是衰老。父親是1932年出生的，當時已經86歲高齡了。我在敦煌的日光下驚醒了過來，立刻終止了行程，返回蘭州。

我覺得一個人的衰老，肯定是從氣息上開始的，看見父親晝夜在吸氧，已經離不開那個制氧機了，我就知道自己該干點什么。涼州、大柳、雙樹，這是我父親的祖籍，他從20多歲離開老家、落戶蘭州之后，便很少再回去，但他一輩子鄉音未改，就像一枚標簽，說明了來路與身份。我放棄了為《敦煌本紀》撰寫續集的打算，發愿要抓緊時間為父親寫一部長篇小說，作為一個兒子的報恩與行孝，這本書當然要以“涼州”為原點。

其實，在我成長的過程中，父親經常用他的方式，向我描述一個遠方的故鄉，雖然模糊，但親切無比。加之街坊鄰居、父親的同事、我的同學和朋友們當中也有不少的涼州人，使我對這個群體有了一個整體性的認知。因為工作的緣故，我每年都要奔赴幾趟河西走廊，最長一次在武威住了兩個多月。行走、踏勘、考察，包括平時對這一方面史料的大量閱讀，讓我產生了一種初步的信心，似乎隱約看見了這部書的雛形。

但是，這一切又何其難也，故事就像一堆亂麻，我根本找不見線頭，也就是說找不見第一句話。不過，這個難題還是父親幫我解決的，在他生命最后的余光中，我跟弟弟妹妹輪換著陪護他。到了我值班的晚上，伺候他入睡后，我就躺在父親的身邊，悄悄地翻看一些資料，然而再輕微的紙張聲還是會吵醒他。每天夜里，父親總要起來吸氧，長時間地吸氧，這恰巧就是父子之間說話的契機，我總是問這問那，大到過往的歷史，小到他幼年時的飲食、服飾、方言、村莊的規模、各個家門的情況，等等。《涼州十八拍》的時間背景相當契合了父親的童年與少年，待成書之后，我寧愿相信奔跑在當年涼州天空下的那一幫兒子娃娃當中，有一位就是我的父親。

那天深夜，吸了一陣子氧氣，父親忽然拔掉了鼻管，對我說了四句他自己整理的《涼州寶卷》：“天憑日月，人憑心，/秤桿憑的定盤星；/佛憑香火，官憑印，/江山憑的是忠義。”這句話里帶鋼，充滿了鈣質，有金屬之聲，我當時驚得目瞪口呆，趕緊抄在了紙上。我知道自己抓住了那一根線頭，找見了整個故事的腔調，也摸見了這本書的心跳與核心要義。這是父親的加持，更是涼州的賜予。

新書出版時，我的確用了一頁雪白的紙，將父親生前整理的這四句話單獨呈現了出來。我還在開篇引用了《欽定四庫全書》甘肅通志卷中的一句話：“人事慷慨，烈士武臣，多出涼州……崇節儉，敦禮讓，質而不野，尚武興文。”事實上，這兩頁題記恰恰形成了《涼州十八拍》的精神空間、靈魂質地與少年氣息，這也是我在漫長的書寫中能夠堅持下來的動力所在。悲傷的是，在這部書稿寫到了一半的時候，2020年7月20日，我父親撒手人寰，他沒能等到這本書的面世，我恍惚成了孤兒，《涼州十八拍》也成了孤兒，無人認領。在后續的寫作中，我吞著淚水，盡力搶救這部書稿，就像《趙氏孤兒》里的義士程嬰那樣，從來也沒有過一絲的動搖。今年元月，除夕的早上，我在父親的墓前敬獻了這套書，終于兌現了當初對他的諾言。我想，每一本書都有自己的使命，無論作者出于什么樣的意志去寫這本書，冥冥之中真是有一種深情主義的元素。

涼州乃是河西首郡，也是西域之門戶。我以為，自古而來，河西走廊就是我們這個國家的心腹地帶及倉儲之地。它不僅僅提供了一種地理上的戰略縱深，而且還提供了一種文化的縱深、思想的縱深。但是，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這一片疆域漸漸地板結了、荒涼了、天遠地偏了，成了不毛之地，成了一塊生銹的地帶，無論從精神和意志上來講。我寫過大量的詩歌，包括后來的《敦煌本紀》和《涼州十八拍》，我渴望用自己的這一支筆去除銹，對，就是除銹。

是時候了，我就想在《涼州十八拍》這個龐大的故事里，在河西走廊這一片當年中國的孤懸之角，喊出一幫少年，讓他們去撒野、去淬火、去失敗、去進取，而后凜然天地、熱血人間，成為一群真正的兒子娃娃。在我看來，這樣的稟賦和氣質恐怕也只有在邊地與曠野之間才能完成，涼州恰巧滿足了我的全部想象，同時也可以安放下那一群永不安分的少年，去迎面一個劇變的大時代。

“救孤”只是《涼州十八拍》里的線索之一，這個故事看似有兩個層面。一個是北疆販馬集團續門被滿門抄斬，但主人的遺孤被五名忠仆救了下來。這些義士一路躲避追殺，南下進入了武威城，只為了讓少主子能夠活下來，他們在十幾年的光陰中一直隱姓埋名，不事聲張。另一個層面，待這個孤兒長大成人后，他又決意去救別的孤兒，去拯救淪落在險境當中的紅軍，也就是西路軍戰士。實際上，那時的中國也形同一名“孤兒”，內戰頻仍、山河破碎、民心瓦裂，急需要一種不畏死、不屈服的少年精神，去收拾殘局、去重振魂魄、去尋找光明之未來。這個故事當中頻繁出現了一個切口，問這個孤兒原本姓什么？回答說，姓續。什么續？答復說：續命的續，續香火的續。我以為，這才是《涼州十八拍》真正的精神底色，也是整個故事的脊梁骨。

是的，就連我這樣的作者也在一遍遍地追問，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立場、判斷、愛憎和取舍，讓那一幫野性未泯、披毛戴革的死士放棄了殺戮，丟掉了血腥，在當年的涼州咀嚼著痛苦，將恥辱和仇恨當成了一種日常的拌料，謹守著內心的律令，卻又按兵不動，寂寂無名？忠義是一粒陳詞，習性只是借口，生存也不過是推托，當那一道深夜的弧光劃過時，我認出了布滿夜空的那一種巨大情愫，其實就是深情主義。

因為趕路、因為奔波，也因為生活，我們往往躬身于日常的瑣屑當中，我們時常屈膝于一地雞毛的塵煙里，忘了直起腰板、忘了舉首問天、忘了捫心自問，包括我們這個時代的人際、交往、閱讀與書寫，甚至是想象力和進取心，漸漸地滋生出了一層蒼苔、一抹銹跡。但是，那些在長路上的趲行之人，那些馬不停蹄的驛使，偶一駐足，便會看見巨大的夜空泌下來一粒又一粒璀璨的星光，如水、如蜜、如酥油、如恩情。

這種深情主義，天知、地知、你知、我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