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婚姻》的開篇——“許多年以后，程田田仍會清晰回憶起2016年正月十五元宵節那個晚上……”——這個久違的《百年孤獨》式的經典開頭，恍惚讓我們回到作家們紛紛模仿馬爾克斯句式的那個激情燃燒的文學年代。對于《神圣婚姻》的女主人公程田田而言，2016年至今太近，似乎載不動“許多年之后”；而對于作者徐坤而言，她的確離開得太久，正如小說的腰封所言——“暌違十年 徐坤歸來”。

“神圣婚姻”顯然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著名的《神圣家族》的戲仿，其無意間攪動起我們的歷史之幽思與批判之幽情。鮑威爾與其伙伴如耶穌及其門徒一樣，自視為“神圣家族”，超乎群眾之上，實際上卻脫離了實際，歪曲了現實。馬、恩以“神圣家族”，對鮑威爾及其伙伴予以無情的諷刺和揶揄。《神圣婚姻》征用了這一著名的反諷，敘寫當下中國人婚戀的諸種形態，在與經典文本的遙遠呼應中帶給我們巨大的期待。——這不僅因為我們這個時代“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被消解了”，也源于遁隱已久的徐坤之前形成的獨特小說風格對我們的吸引。

《神圣婚姻》的開頭便吊起了讀者的胃口。我們急切地想知道，孫子洋為何要拋棄程田田，悄無聲息地結束他們之間的戀情。從遼寧到澳洲到北京，他們相識、相知、相愛，孫子洋簽約北京的全球十大金融事務所，前途一片燦爛；程田田在大姨毛榛的幫助之下，也在北京找到了工作。在北京購房上兩家人雖有不同意見，但并沒導致他們感情破裂。程田田家人主張租房，孫子洋家人主張買房。最終孫子洋還是傾全家之力在北京潘家園曲里拐彎地買下了一套二手房——孫子洋的母親于鳳仙跟丈夫孫耀第假離婚，跟一個有北京戶口的炮三兒假結婚，買到房子，等幾年后于鳳仙再離婚，將房子變更到自己名下。為了給孩子買房結婚，先把自己嫁人的確匪夷所思，但這種事情在北京“國五條”樓市調控政策出臺之后或不少見。孫子洋和程田田看過潘家園裝修好的房子之后，充滿了幸福與甜蜜，并在新房中留下了愛的印記。他們以為幸福生活由此開啟，哪料想到事情正在起變化。變化發生在大年初五到元宵節的短短十天，孫子洋不接電話、不回微信，甚至在元宵節這天徹底拉黑了程田田的微信。程田田找到潘家園的新居，入職第一天的孫子洋疲憊麻木，道出了分手的原因：性格不合，沒有共同語言；程田田不喜歡數學，但他卻要一輩子跟數字打交道；最重要的是買房子的事，程家人傷了他父母的心。到這里，小說回到了自身的敘事邏輯，是房子導致了有情人分道揚鑣。我們卻不禁生疑：購房的沖突至少在他們看新房時已經平息，在大年初五的兩家歡聚中也絲毫看不出兩人的感情裂痕，那么短短十來天之間，孫子洋經歷了什么？他們之間是真正的愛情嗎？

我們這個時代，尤其在北上廣等一線城市，如孫子洋這樣，為房子老一輩離婚，小一輩分手的屢見不鮮。正如大家所調侃的——“有房人終成眷屬，無房人勞燕分飛”。《神圣婚姻》通過顧薇薇之口道出了當下房屋與婚姻的關系：“婚姻是房屋的精神內涵，房屋也常常成為婚姻的信物。不過，這些年，房價虛高，連帶婚姻也變得飄忽了，有多少悲劇都是這么發生的。”①（第60頁。按：后文凡引《神圣婚姻》，只標頁碼。）我們知道，婚姻是個人社會性的具體體現，同時社會也在塑造著個人的婚姻觀念，制約著個人的婚姻選擇。現代意義上的婚姻是愛情的瓜熟蒂落，是家庭生活中充滿欣賞、理解、關愛、堅貞、忠誠、互助以及責任與義務等親密關系的互補共同體，是成年人具有法定意義的倫理性的愛。其不僅擔負著繁衍后代的生命本能，而且承載著社會道德諸方面的需求。但近幾十年來，物質的力量和資本的邏輯不僅綁架了中國人的愛情與婚姻，而且重塑了一種可怕的異化了的愛情和婚姻文化。正如毛榛在檢討書中所言——“…一個由頂層設計的購房政策，竟衍生出如許復雜多樣、飽含心酸無奈的婚姻形態。為了能有買房資格，相守半生的伉儷假離婚，真心相愛的新人假結婚，想想真是要流淚。”（第168頁）《神圣婚姻》敏銳地捕捉到我們這個時代婚姻的痛點，并以調侃反諷的筆調展示了當下中國人婚姻的艱難酸楚和一地雞毛。孫子洋和程田田因為房子而分手。孫子洋的母親于鳳仙為了給兒子在北京買房而假離婚，結果丈夫卻和小三如愿以償地結合。程田田的大姨——在北京宇宙文化與數字經濟研究所當副所長的毛榛離婚。二婚的所長孔令健被前妻和孩子折騰得焦頭爛額。毛榛的閨蜜顧薇薇與薩志山是令人羨慕的“天作之合”。顧薇薇是京城著名律師，性格外向，主外；薩志山業務上出類拔萃，但在單位不被重視，成為難得的家庭“婦男”，接送孩子上學，買菜做飯，練得一手好廚藝。他們的婚姻也隱藏著巨大的危機，最后薩志山以到地方掛職逃離，顧薇薇則以離婚要挾阻止掛職，薩志山終了還是離婚去掛職，并有了新的戀情。總之，在紛繁的現實和忙亂的生活中，我們幾乎看不到正常的健康的甚至差強人意的婚姻，正常的婚姻蕩然無存，婚姻的神圣性也無從談起。

那么幸福的婚姻從哪里來呢，婚姻的神圣性還能回歸嗎？如果說《神圣婚姻》上部是反諷性地描述了當下婚姻的諸種形態的話，《神圣婚姻》下部則在尋找婚姻的救贖之路。理想主義者薩志山離開了郁郁不得志的單位，離婚結束了滑向慣性的富足怠惰的“婦男”生活，掛職安嶺市，任市委常委、副市長，在造福基層百姓中“感受到了自己的價值，也感受到了使用權力的妙處；權力和個人價值此時才是合二為一的。”（第230頁）權力讓他從萎靡懦弱的狀態中走了出來，成為一個真正的男子漢和為民造福的地方官。毛榛忽略了權力給予薩志山的自信，在她看來，農村和基層雖然艱苦，但這個“廣闊的天地”，真是個歷練人和重塑人的好地方，薩志山不就是在農村和基層成功地完成蛻變，成為躊躇滿志的時代新人嗎？因而，她也讓因失戀而頹廢不堪的外甥女程田田到農村去支教，“體會一下鄉土中國，看看那些鄉村的孩子是怎么奮斗上進的。”（第237—238頁）程田田很快適應了在壩田村的支教生活，她擔任一年級到五年級的英語和體育課程，跟孩子們打成了一片。村子里沒有網絡信號，她動念要在村子里架設5G移動通信基站，這在駐村第一書記潘高峰眼里，是可想而不可即的事情。但她一點兒也不氣餒，把工程圖紙、預算、基站選址都做出了方案，最終在薩志山的協調幫助下，實現了自己的愿望。在建設基站的過程中，她也走出了失戀的陰影，同潘高峰摩擦出了愛情的火花，找到了自己的歸屬。結束支教后她重返北京，成為社科院大學的博士生，并與潘高峰會和，兩人攜手走進激情四溢的新時代。小說的結尾，在令人心潮澎湃、熱血沸騰的《北京頌歌》中，——“潘高峰挽著程田田，兩個朝氣蓬勃的青年，并肩站在北京天安門廣場的金色朝陽下，微風吹動程田田秀美的長發，金秋的陽光打在潘高峰英俊的臉上。他們在鴿哨響徹晴空的歡歌笑語里，心馳神往，遙望未來。”（第277頁）他們沉浸在愛情的甜蜜和對理想的憧憬之中，小說前半部如夢魘般壓迫糾纏他們的房子，已經完全淡出了他們的視野。如果說于鳳仙因禍得福，在聯手炮三兒對付前夫的官司中增進了感情，組合了新的家庭，重新獲得了幸福帶有一定的偶然性的話，那么到基層鍛煉則是薩志山、程田田、潘高峰等現代都市人愛情和婚姻救贖的康莊大道。我們毫不懷疑這種可能性，現實中或許也有這樣的例子；我們也絲毫不懷疑作者的真誠，但這條道路不可能是解決現代都市青年愛情與婚姻危機的唯一通途，一切危機到了基層和農村均能迎刃而解甚至開出絢爛的花來，未免有些理想化了。現實主義的平庸性需要一種參與性的美學來中和，但藝術家必須將讀者帶進真實的具有多種可能性的世界。

《神圣婚姻》如所有的現實主義小說一樣，從特定角度出發對現實進行塑造，用理想故事為現實本身塑形。作品直面新時代中國人的婚戀現場，見證了婚姻的百態與人性的幽暗，也不乏對現實的鋒利感受和嚴肅批判，具有生活質感和痛感。作者企圖在反諷與揄揚之間達到平衡和統一，上部以嚴肅沉重的筆調反諷了當代中國人婚姻的荒誕，并觸及了最關鍵最本質的問題，而下部正能量的高蹈和應景式的大團圓結局，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上部苦心經營的具有時代普遍意義的“共通”故事與“共痛”情感。

薩志山、程田田的掛職走基層與下鄉支教符合當下的時代精神，也許是拯救愛情、尋找婚姻神圣性的滄桑正道，但這條道路是否能解決小說上部提出的愛情婚姻危機，解決資本邏輯和物質主義對愛情婚姻的致命威脅？恐怕仍是懸而未決、值得深思和進一步書寫的。

（本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新時代文學攀登計劃作品聯展”特約評論）

個人簡介

王鵬程，1979年生于陜西永壽縣。清華大學中文系畢業，文學博士。南京大學博士后。中國現代文學館第四屆客座研究員。現為西北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馬爾克斯的憂傷——小說精神與中國氣象》《或看翡翠蘭苕上》《見著知微——覷塵齋文史論稿》等，編有《陳忠實文學回憶錄》。曾獲陜西省文藝評論獎一等獎、陜西高校人文社科研究優秀成果獎一等獎、中國當代文學研究優秀成果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