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長達47個月、產出130多萬字的寫作之后，我感覺自己變成空空蕩蕩的谷倉，糧食都被搬走了，我要一個秤砣壓著我，才不至于被風給吹了，人是很恍惚的狀態。今天在這么大的會展中心，又碰見這么多的讀者和老朋友，我感覺好像谷倉慢慢地又滿了，又積攢起來了。

從《敦煌本紀》到《涼州十八拍》，再往前，我的詩歌創作、散文創作和中短篇小說創作，我所有文學創作的地理版圖、詞匯表都是西北，而且主要集中在河西走廊。

為什么呢？元代有句詩人寫過這樣兩句詩：“多少魚龍爭變化，總歸西北會風云。”張承志老師在一篇散文里曾經寫過：“古往今來，尤其是近現代以來，所有革命者，南方的革命者無一例外走入北方才能取得成功。”他舉了李鴻章、左宗棠、毛澤東、陳獨秀這些例子，我覺得蠻有道理的。

我們且不說東南屬陽、西北屬陰，陰陽變法的過程，除了國家是要戰略縱深之外，我們不能光需要地理的縱深，這個龐大的國家、偉大的國家、古老的國家，不僅僅需要中原、需要南方，還需要廣袤地理的后方，戰略的后方，還需要一個心靈的后方，文化的后方，換句話說就是文化的縱深和思想的縱深。

河西走廊是常年的綠洲，有雜志評了全世界最值得去的30個地方，中國只有一個地方入選，就是甘肅。整個甘肅境內東西長1500多公里，南北530多公里，漫長、狹長的土地上，除了海洋形態沒有，地球上的其他所有的地理形態都有：雪山、戈壁、沙漠、綠洲、冰川。

正是因為這樣的縱深，這片土地才得以保存了民族古老的東西，一些原初的品質和最初的精神氣質。中國之所以是現在的中國，與西部經略有關，沒有我們的老祖先，沒有漢武大帝、沒有唐宗宋祖，就沒有西部戰略縱深，同時也沒有文化縱深，也沒有心靈縱深。

我曾經寫過一首詩，祁連山不僅僅是一座山，其實是這個民族的一根脊梁骨，頂天立地戳在西北一角，所以才撐起了民族的后方。陳寅恪先生是怎么闡述河西走廊的呢，他說河西走廊是“中原魏晉以降之文化轉移保存于涼州一隅”。

我曾經在《人民日報》發表過一篇比較長的散文，叫《一個詩人眼中的絲綢之路》，前面有一個限定詞“一個詩人眼中的”。當年對西部的開疆拓土，從這個國家和民族性格的形成中分為了兩個集團，第一是軍事集團，就是霍去病、張騫這些人。大軍殺過之后，另外一個集團及時地出現了，這個集團是詩人集團，或者說文人集團，他們去命名，去給大地貼標簽，他們留下了最浩瀚的遺產是邊塞詩，留下了李白、王之渙、王維。

到了兩晉時代，中原戰亂，在戰亂廢墟遍地的年代，整個儒學、儒典、佛教都保存在祁連山中，保存在河西走廊。等到中原內亂結束、和平降臨的時候，原來的文化原封不動甚至飽滿地走出來走到了內地。

我想寫的是什么呢？是通過小說這種形式，去講一個人的少年時代、一個國家的少年時代，甚至一個民族的少年時代。在經濟狂奔的年代我們需要慢下來，有句話叫“慢下來等等你的靈魂”，我覺得必須要對“等”這個詞產生疑問，等是等不來的，其實靈魂還需要“尋找”。

我在《涼州十八拍》里用了兩個古典的意象，一是《趙氏孤兒》，一是《胡笳十八拍》，我們需要尋找這個民族最古老的正直，我覺得這可能才是當下需要思考的一些閃光辭藻，一些早已丟掉的魂魄。

(該文系根據第35屆北京圖書訂貨會“攀登新時代文學高峰的雄渾史詩——葉舟新作《涼州十八拍》新書發布暨推廣會”上作者發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