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的小區毗鄰一塊打圍多年卻遲遲沒有開工的荒地，地就在我家生活陽臺對面。在這塊荒地上，各種聲音你方唱罷我登場，除隆冬，一年三季，接力不斷。從立夏早玉米點下，到秋分晚玉米收獲，布谷鳥的叫聲一直是荒地中孤單的獨唱——大概只有一只。“不如歸去……不如歸去……”它叫得有些凄涼，有些旁若無人；七八只畫眉鳥在密林里撲騰，翅膀扇出的風聲四下流淌；麻雀最是鬧騰，嘰嘰喳喳，呼啦啦站滿一根黃葉半落的樹的所有枝丫，呆不住，又驚乍乍飛離，在空中扯開一張灰的大網；蛐蛐兒金口一開，就仿佛被永動機控制了聲帶，金屬的光芒顫顫閃爍；連微芥秋蚊也發出機群戰斗時的嗡嗡聲，攻擊、驅逐我這個外來入侵者——這里是布谷鳥、畫眉、麻雀、蚊子的領地，它們用聲音昭示它們對這塊荒地的主權。

有一天，挖掘機拖著隆隆隆隆的低吼來了，履帶哐當哐當。附近種菜的人聞訊趕來，立即手忙腳亂搶收蔬菜。一片嘈雜的搶收聲夾雜鋼鐵機器霸氣側漏的轟隆聲和鳥兒從荒地密林中彈出奔逃的啾啾聲，聲音的戰場血光沖天。荒地被挖掘機的大鐵螯刨了無數遍，又被運渣車的輪胎碾了無數遍。那夜，往日聲音繽紛的荒地終于隱入塵煙，一片靜默。

騰寂之間，我如何才能與城市駁音和解？

我聽到的第一聲電音來自我家墻壁上的小喇叭——一個巴掌大的圓粑粑。它黑乎乎的，材料似乎非紙亦非塑料，“黑粑粑”下吊著一根電線，極細，埋到地下，通向邈遠幽深的遠方。四十多年后，我依然清楚地記得它發出的第一聲——“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現在是北京時間七點整……”

那年我三歲，農村土地剛剛包產到戶。慢慢地，我又聽到“黑粑粑”里更多的聲音。諸如“馬上開村民大會”“快來領取化肥”“分過年豬肉啰”……通知是我爹在村廣播室喊的。我爹是村長，他的聲音從“黑粑粑”里吼出來，還是那么干焦焦、急吼吼的，一點也不如“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那般圓潤。上學之前，我并不知道那就是“普通話”，自然明白不了為何有人能把“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那幾個字念得如此字正腔圓，聲如洪鐘。我只覺得那些聲音與我們村每個人嘴巴里說出來的都不同，如天空的雀音和地上的雞叫，可我那時尚不知“陽春白雪”“下里巴人”之類的詞語，當然也就不知用更美的比喻類比它們。及至今日，我才想到那種圓潤與莊重，仿佛來自古老的皇宮，像宣讀擲地有聲的圣旨。那些聲音除了一絲絲不易覺察的自豪，不帶更多喜怒哀樂的情緒。不是李寡婦與張二嬸為一只下落不明的雞相互問候祖宗十八代的尖利，不是我堂哥被他爹揍得殺豬般驚叫的撕心裂肺，它們怎么就能做到居高臨下而云淡風輕呢？我一直搞不明白。

更為神奇的是，“黑粑粑”還會變聲！變成種種不同的腔調——“滴答滴，滴答滴，小朋友，小喇叭開始廣播啦……”有時，“黑粑粑”變成了一個稚氣未脫的的大孩子，像一只頑皮的猴子在林間躥跳，跳出一個個“大鬧天宮”“大戰紅孩兒”“三打白骨精”之類的故事；有時，“黑粑粑”又像一只歡快的小鳥在樹梢歌唱，唱出“紅星閃閃放光芒……”“讓我們蕩起雙槳……”之類的歌曲，那音兒比我上初中的堂姐唱的還甜。

“黑粑粑”何以能源源不斷牽扯出如蛛絲般連綿不斷的聲音？我驚訝。我踩在高凳上仔細觀察它。每有聲音發出，它都微微震動，像水波微漾，一凸一縮。上了學，物理課本告訴我，那叫“紙盆振動”。

不管怎樣，那些聲音似乎將我帶入了一個水波瀲滟的池塘，帶入了一個五彩斑斕的花園，讓我荒蕪到干涸、蒼白的童年生活豐盈起來、繽紛起來。我開始憧憬那些聲音所描繪的村外那個未知的、廣闊的、流動的世界。

我上小學后，鄉辦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冒出來，我們鄉的榨油廠整天機器轟鳴。工作兩班倒，生產如火如荼，只歇工人不歇機器。我父親在榨油廠做出納的活兒，買進賣出，收購村民挑來的棉籽，也賣掉棉籽油和油枯。父親在廠里有間小宿舍。那天下大雨，父親到鄉中心小學接到我，讓我不要回家。那一夜，我生平第一次知道了夜晚不只有蟬的鳴唱、蛐蛐兒的低語和間或入耳的狗吠，還有一種宏大到與胸腔共鳴的聲音，帶著鐵的剛硬與敦實，一聲聲撞擊在棉籽和大地上。那聲音，把夜的岑靜、夜的漆黑擊碎，驅趕得無影無蹤。那聲音，改變了荒寂到可怖的鄉村夜晚給我的固有印象，變幻出另外一種、另外無數種可能——是否那些鐵器、那些聲音就是去過縣城的父親口中的城市生活的一種？那聲音開啟了我對城市生活最初的向往，以至后來，當我成功從農村走出，成為都市里的一員后，那些被都市人切切憤恨的汽車喇叭聲、小販吆喝聲和小區里流浪貓的思春聲都沒能影響我的睡眠質量之絲毫。

讀初中時，我們的歌聲從學校只有鐵欄桿沒有玻璃擋風的窗戶飄出，幾乎在上課鐘聲敲響的同時，十多間教室傳來兩三曲相同或不同的旋律，歌詞同樣相同或不同——“成長的……成長的……歲月……歲月……讓我不再……讓我不再……有遺憾……有遺憾……的感覺……的感覺……”開課前三分鐘，整個校園是合唱、二重唱、三重甚至四重唱的大舞臺。我懷念那個歌聲飛揚的舞臺。1999年，我在鄉下教了書，2003年我又進了省城學校。城里的學校，再也聽不到滿校園歌聲飄飄了。隔音設施一流的音樂教室鉗制住歌聲外溢，孩子們的歡唱只能在規定時間和規定地點以規定的音量額定輸出，像一個個自由鮮活的兒童，被綁縛住了渴望奔跑的雙腿。如今的孩子們依然只能如當年的少年魯迅一樣，在僅望得見“四角天空”的“三味書屋”中乏味讀書，永遠聽不到“百草園”里油蛉的低唱、蟋蟀的琴聲和斑蝥噴出煙霧時的那一聲“啪”。

前不久，歌手李健在網上開演唱會。“阿拉亞山谷音樂廳”坐落在北京郊區的峽谷中，穹頂露天。李健干凈透明的聲音與星空、清風融為一體，更有一種飄逸的空靈。不禁感慨，一個聽不見歌聲此起彼伏的校園，規整、安靜，卻總讓人感覺有一種如置身廢棄工廠的木然與惶恐。

在父親上班的榨油廠的那一夜，決定了后來的很長一段時間內我在任何嘈雜的環境中都能酣然入夢。甚至，如果沒有一些聲音伴隨，我還睡得不安穩。某一天，我恍悟：我曾把噪音當音樂一樣迷醉，當夢想一樣追尋。事隔多年，我的初心已固化為生命里的一種習慣、一種執念、一種永恒。

近些年，盡管我的睡眠質量一向不差，夜晚的我還是會被一聲聲炮響炸醒。送殯的車隊，專門鳴炮開路的炮車，火化制度已推行了好幾年，省城郊縣的送殯的儀式卻沒有絲毫簡化。電子炮砰砰，仿佛是亡靈離家上路，通往冥界途中最后的吶喊。我想起我過世已十余年的岳父。那年，岳父在省城醫院做腦溢血手術，因為送醫不及時，手術宣告失敗。妻子的幺爸拿主意趕快把岳父往老家拉——按醫院流程，如果岳父在醫院落氣，就由不得我們了，只能送到殯儀館火化。岳父一動不動躺在老家的床上，四下死一般的靜，只有氧氣吸入器濕化瓶里的水洶涌翻滾，發出咕嚕的聲音。那聲音被房間里的冷寂放大，似乎冷與熱、黑與明、隱沒與飛升正在進行一場拉鋸。慢慢地，咕嚕聲漸趨于無，我感到那聲音在沉沉下墜而岳父的身體卻越來越飄，輕得如一片被幽風吹起的白羽。突然，一股悶氣從他的鼻孔艱難涌出，像是一聲沉入深淵的嘆息……

樓下挖掘機進場后，我每天都憂戚地從我家陽臺望過去——光禿禿的荒地，已覆蓋上了防塵網——像是施工者施舍給襤褸大地的最廉價的遮羞布。那塊荒地被四條柏油路環繞，一輛輛汽車正在加速沖鋒，汽車輪胎與地面摩擦的聲音像是流動的王水，直朝我耳朵里涌。從那以后，我開始失眠，開始糾結于各種聲音應不應該在彼時彼地出現，我甚至撥打了市長熱線，投訴噪音擾民。我的耳朵里似乎一直有聲音在低頻共振，我的眼睛有些恍惚。失去各種蟲鳥聲的抵擋與調和，那些聲音流動成一個鋼鐵的、火焰的、水泥的漩渦，將我捶打又熔化，熔化又凝結。在荒地中央，幾臺打樁機正拼命工作，它們的哐哐聲隨同被它們驅離的那些蟲鳥的聲音，也正淪陷于那個巨大的漩渦……

據說，這塊荒地上，將拔起一所公立小學，今年九月就將招生。已持續打樁好幾天，因為搶工期，周末的清晨也不例外。墜落——曾經在這塊荒地上鮮活多態存在的聲音的墜落已成定局；升起——很快將有成百上千小學生活潑潑的聲音從這里升起。一時間，我說不出我該為那些墜落悲傷，還是該為那些升起欣喜。

回頭想想，這么多年來，我從單調寂靜的鄉村出發，朝著炫彩、豐富、龐雜的城市，我以為我會陶醉于我追尋的聲音世界。年近天命，我才明白自己的無知。可是，諸多“事后明白”，都必須用經歷去驗證才能深刻體會。這一遭，我走得并不荒唐。假如讓我重來一次選擇，我也依然只能背負父輩的和我的“脫下農皮”的夢想，飛蛾蹈火般撲向眼前這個眾聲騰喧、萬物鼎沸的城市。那粉身碎骨化為灰燼前的光明、盛大、溫暖值得黑暗中的一只蛾為之無悔一躍。

常常懷疑，我是否背棄了自己當年逐音的初心？我新近出現的對城市種種聲音的挑剔，是否如我曾經鄙夷的城市原住民一般矯情？在那些聲音的背后，是多少個不得不靠制造并不悅耳的噪音方能賺得鋼筋工錢、泥水匠錢、木工裝修錢、貨物運送錢的農民工和他們的家庭——他們和我一樣，我們有同樣的出身，同樣的鄉村。

在聲音的世界，我像聲音一樣撕裂。

宋揚，作品散見《人民日報》《文學報》《散文》《飛天》《野草》《延河》《四川文學》《青年作家》《廣西文學》《中國鐵路文藝》等，出版散文集《慢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