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語：

于無物中突圍

——今天的長篇小說該寫多長

討論“今天的長篇小說該寫多長”之前，難以對另一個潛在的話題視而不見，即“到底寫多長才算是長篇小說”？對此多為約定俗成。參考目前一些主要文學獎項的評選規則，是將版面字數13萬的小說算作長篇，大約相當于Word文檔的10萬字。而具體到作家筆端的篇幅控制，一直處于動態變化之中。那么討論“長篇小說究竟該寫多長”似乎是一個“有技術難度”的問題，其難在于標準的不確定，也關于創作自由，更進而，附加了時代審美的變遷。

之所以聚焦這一看起來難以討論的話題，仍然要回到文學現象的凸顯。在注意力最為匱乏也最為珍稀的時代，作家在長篇領域的耕耘尤為值得尊敬。這些西西弗斯式的努力，不但標志著作家的成熟，更似對消費主義、媒體社會、網絡世界等共同造就的無物之陣的突圍。

既然寫作長篇小說是一項顯而易見的艱苦勞動，我們不禁要問，“不得不寫”的動力源自哪里？有作家曾嘗試給出自己的答案：“作為小說家，我們的工作就是以小說對抗匱乏，拒絕遺忘，建造持久而且具有意義的世界。在文學類型中，長篇小說最接近一種世界模式。我們唯有利用長篇小說的形式，去抗衡或延緩世界的變質和分解，去阻止價值的消耗和偷換，去確認世界上還存在真實的事物，或事物還具備真實的存在，或世界還具備讓事物存在的真實性。”在“新”“快”占上風的閱讀語境中，正由于長篇小說在文學形式發展過程中“不合時宜”的一面，寫作長篇小說才非常悖論地成為“最具時代性的一種舉動”。對此，應不難枚舉文學經典和當下篇幅越來越可觀的長篇小說，引為印證。

至此，本期話題呼之欲出——“今天的長篇小說該寫多長”？作家、評論家張檸在相關話題中談到自己的見解：“寫那么長，100萬字，甚至更長，就能寫出命運的長詩嗎？不一定。寫短就不能寫出命運感嗎？也未必。長度是唬不了人的。《哈吉·穆拉特》和《塔拉斯·布爾巴》都只有12萬字，它們都不缺命運感和波瀾壯闊的歷史畫卷。那種細節堆砌，情節啰唆，語言嘮叨，下筆不可自休的寫法，是到了該深刻反思的時候了……”我們認為，長篇小說篇幅之長短也是時候好好審視了。

本期《有態度》欄目邀請數位作家、評論家參與話題，從寫作長篇小說的主體性、內在機制，影響長篇小說寫作的外部因素，以及閱讀長篇小說的理性判斷、感性經驗等方面展開討論。

——欄目主持人：杜 佳 李英俊

批評之前，我們能正確認識長篇小說的“長度”嗎？

劉詩宇

今天談起長篇小說的“長度”，似乎非議居多，認為很多小說寫得太長，導致作品失去簡約凝練，讓讀者有浪費時間之感。加上評論界更喜歡把“史詩”這個評價安在小說而非詩歌上，導致很多作家在不知是褒獎還是謊言的氛圍里，把小說寫得長看成是一種資格和本事。相比簡單的否定、痛快的批判，我還是希望能先從個人最直觀、感性的經驗開始，說出一點新的東西來。

在研究當下長篇小說之前，我并不反感“長”的作品。記得小時候曾很奢侈地花上整個寒暑假讀一部長篇小說，比如《白鹿原》《巴黎圣母院》，每天讀一點，細嚼慢咽，把自己帶入故事，讓虛構世界的光照進現實。那時候希望書永遠沒有最后一頁，就像期待假日永遠悠長，人間有不散的筵席。在這種有精神陪伴、精神成長性質的無功利閱讀中，人是不會嫌書長的。

是否經得起慢讀、重讀，也不完全是藝術水準的問題。鳳歌的長篇武俠小說《滄海》從2006年一直連載到2008年，總計17個月34期刊物，幾乎貫穿我的高中生活。很難想象每晚站在搖晃、擁擠的公交車上，就著窗外不斷后移的路燈，我也要把唯一的自由時間花在這部小說上。當時只恨每一期連載太短、每一處懸念太勾人，報刊亭前的等待有激情如火，書完結時有漫長的恍惚與傷感。后來也曾重讀《滄海》，但已感覺到自己是在用現在的眼睛審視過去的人生，沉迷之中更多是懷舊意味。

今天人們讀網絡小說、看連載漫畫或肥皂劇，大抵也是如此，審美之余更有心理需要。港漫《風云》連載時間超過二十年，雖然后來故事情節、人物形象一塌糊涂，但讀者罵歸罵，倒是少有人盼其真正完結，因為每月看更新已成習慣，是抵抗世俗侵蝕的一種儀式感。當我們討論長篇小說的長度問題時，應該意識到，如果能超脫批評或研究者的立場，其實無論對于好作品還是不那么好的作品來說，長度都不是一個“是非問題”。

我曾設想，好的小說就像孫悟空手中的“如意金箍棒”。無論縮成繡花針，還是“晃一晃，碗來粗細，丈二長短”，它的質地和重量都不會變化，它是超越物理學的存在的。我曾經用一周時間細讀《卡拉馬佐夫兄弟》，也曾用一個月讀《西線無戰事》。前者篇幅很長，涉及的故事時間很短，但質地極為稠密；后者篇幅很短，中譯本僅十萬字出頭，卻清爽舒緩地講著更長的故事。他們都是很優秀的作品。

那么何時長度變成了“是非問題”呢？

大概有這么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相對簡單，小說的主線不清晰，人物形象不可愛也不可怕，作者偏偏又極其自戀地東拉西扯，用支線和閑筆以及多余的對話、場景、議論來折磨讀者。黎紫書在《流俗地》后記里寫很多長篇“讀之像是親眼見著一頭豬被人灌水，慘不忍睹”，可謂恰切。這種情況其實沒什么討論空間，肯定是寫長不如寫短，甚至不如不寫；而一些曾靠優秀作品證明過自己的“名家”也如此創作，也許除了被眾人的吹捧遮蔽了雙眼，更緣于文學問題變成了經濟問題。

第二種情況更復雜一些。經常聽到有評論家說自己一夜就翻完某幾十萬字的長篇小說，第二天在研討會上侃侃而談，作者以及聽眾都點頭稱是。意氣風發之余，也不禁讓人有“兩敗俱傷”的想象。那個匆忙的夜晚里評論家必定如蜘蛛俠在城市高空飛蕩，一邊把地面的行人、車輛、街道都理解成有規律的重復，匆匆略過；一邊與時間賽跑，路途有令人惱火的漫長。而作家在評論家倚馬千言、口若懸河之際，知不知道自己埋藏在字句和細節里的匠心和機鋒就這么被專業讀者無視了呢？不忍猜測。

相比第一種情況，這種情況更值得討論。

“人無法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這句話在文學閱讀中的意思是，一旦你成了專業讀者，有了透視小說的眼力，有了閱讀的責任和評論的壓力，也就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普通讀者的激情和樂趣，不容易再產生愛上眼前這本書、依賴閱讀的感覺。當今天在義務教育中忙里偷閑的學生，起早貪晚的上班族、創業者，退休在家的老人選擇關掉影視綜藝，放下游戲短視頻而捧起一本長篇小說時，他們其實是滿懷希望地作出了一種“選擇”。而對于批評與研究者來說，必須無視喜好、優劣而轉戰于一部又一部磚頭般“橫空出世”的作品，這就是他們的生活本身。評論家也是“人”，當他們在近似的主題、重復的形象、乏味的敘事和語言中“累覺不愛”，選擇用直覺和經驗在文本中跳躍時，其實他們比誰都更盼望有一部真正能讓自己有耐心逐字逐句讀，感動、沉浸其中的作品。此時恐怕中等水準作品的長度與“有話不直說”，都會讓他們難耐，只有杰作的長度才是有意義的，其他作品大概都是長不如短；而如若真的要倉促對作品發表評價，他們有時又只能倚仗最直觀的書本厚度，來說一些“史詩性”“厚重”之類的話。

近幾十年對這個問題的討論，其實還有一個容易被忽視的背景。普通讀者大概不會因為喜歡其他藝術形式而替文學焦慮，但對文學從業者來說，影視綜藝、短視頻游戲占據了人們的靜態休閑娛樂時間，文學似乎就要被邊緣化。一旦藝術問題有了生存的焦慮，對長篇小說“長度”的討論也就有些變了意味。一些評論者認為長篇小說過長的同時，是擔心相比其他藝術形式，文學提供的吸引力或快感分量不足、門檻過高。

我認為這種擔憂仍然有被評論與研究者身份遮蔽的可能性。對于我們來說，閱讀長篇小說可能是工作和生活，但是對于普通讀者來說，長篇小說仍然只是選擇之一。如果一定要用受關注度作為評判標準，那么網絡小說的風靡一定證明長篇小說過于雅正、深刻、短暫——而非篇幅過長了，但問題在于，長篇小說需要以網絡小說的標準定義自己嗎？

舉個未必禮貌的例子，如果奢侈品開始與快消品比拼性價比，那么可以說奢侈品的“末日”便真的到來了。相比使用價值，消費者從來都更關注奢侈品的象征價值。隨著新媒介藝術形式的娛樂屬性不斷升級，長篇小說乃至純文學應該是進一步向著“奢侈品”的方向傾斜，但應該進一步強化藝術性和思想性——請注意，藝術性中天然地包含著可讀性——給人以現實的啟迪、審美的愉悅，而不是去爭搶已經屬于網絡小說、網絡游戲或短視頻的休閑時間份額。這不是說文學就應該作出一副十指不沾陽春水的高傲姿態，而是說營銷是營銷，創作是創作，不能純以“商販”的眼光去評價文學。一些純文學作品在直播帶貨中斬獲了不俗的成績，說明文學品質始終是不會過時的；近些年我一直在追讀的某些長篇小說，相比于作品的歷史意識、人文情懷來說，炫目的動作與場景描寫、代入感極強的情節模式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綜上所述，長篇小說的“長度”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一是有些作品確實差，應該進一步“脫水”；二是評論與研究者的身份，更容易讓我們對長篇小說的“長度”感到焦慮；三是新媒介發展、各種藝術形式變得普及的情況下，長篇小說的“長度”背負了一些不屬于它的質疑。相比就那些好壞顯而易見的作品再做是非批判，或是要給出長篇小說合適的長度在多少萬字，我認為如何正確地認識問題，在今天看來也許更加重要。

作者簡介：

劉詩宇，北京師范大學文學博士，現供職于中國作家協會創作研究部，遼寧省作家協會特聘簽約作家。評論集《邊界內外的凝視——中國當代文學研究筆記》入選“21世紀文學之星叢書”2020年卷，小說《阿梅的故事》于2015年獲臺灣師范大學“紅樓現代文學獎”小說組首獎，電影劇本《一頂軍帽》《夜市》分別入選第八、九屆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扶持青年優秀電影劇作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