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文學史家、文學評論家、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領(lǐng)域?qū)W術(shù)泰斗嚴家炎先生的十卷本《嚴家炎全集》，日前由新星出版社在京出版發(fā)行。

嚴先生出生于上海，系北大中文系資深教授，曾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二、第三屆學科評議員、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會會長。第二代中國現(xiàn)代文學研究者“領(lǐng)軍人物”。他是我的恩師，亦是我的朋友。半個世紀以來，我們一直保持聯(lián)系，我稱他老師，他稱我為學弟，我們之間的往來書信有幾十封之多，逢年過節(jié)似家人般相互問候,先生出版的所有著作都曾寄給我。今年出版的這套全集，尚有十多萬字文稿未收入進去，而他為我寫的一篇詩歌評論卻收入其中，令我百感交集。

嚴先生囑出版社在第一時間寄來十卷本全集。未及展卷閱讀全書，我第一眼見到的，是書的精裝套封上的作者題記：“無論為學還是做人，都需要一點‘傻子精神’。”我以為，這當是嚴先生的座右銘，令我想起和先生相處的“傻子精神”二三事。

1961年，嚴先生在《文學評論》發(fā)表的有關(guān)長篇小說《創(chuàng)業(yè)史》的三篇評論文章，反響極大，引發(fā)一場大論戰(zhàn)，導致全國公開批判所謂的“中間人物論”，邵荃麟、嚴家炎首當其沖。揮舞大棒的急先鋒不是別人，是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姚文元。那一年，這位令人刮目相看的文學評論家嚴家炎只有二十七歲。

1972年，中文系部分師生在京郊密云鄉(xiāng)下開門辦學。一日吃過晚飯，天已黑盡，我和嚴先生從食堂摸黑回住地。路上，聊起長篇小說《創(chuàng)業(yè)史》的事，聽到大隊部正廣播通知開會，嚴先生說播音員是房東何姑娘，我說不是，何姑娘普通話要標準些，先生依然堅持。于是我倆打賭，誰錯誰買一斤水果糖請客。我以為不過說說而已，孰料他竟一個人跑到廣播站去核對，回來后滿頭是汗，一邊從兜里往出掏糖，一邊連聲說：“錯、錯、錯，我之錯！”雖是區(qū)區(qū)小事，亦可見其較真的“傻子精神”。

開會回到住地后，我倆躺在鄉(xiāng)下一鋪大炕上又接著聊，我問嚴先生：“當年和姚文元論戰(zhàn)，你認識他嗎？”他并不感到意外，語氣極平和地說：“開文代會時，我們見過面。我和他父親姚篷子先生更熟悉些，姚父總是稱其為豎子。”說罷淡淡地一笑。其間，《創(chuàng)業(yè)史》的作者柳青，在《延河》發(fā)表文章，不贊成嚴先生評論的觀點。粉碎“四人幫”之后，嚴先生把這幾篇文章收入《知春集》這本書中，他在后記中寫道：“為了保持歷史的原貌，關(guān)于《創(chuàng)業(yè)史》的幾篇評論均未做改動。”他只字未提自己和“四人幫”如何斗爭，也沒有標榜自己是反對“四人幫”的勇士，這種客觀的、歷史的、實事求是的“傻子精神”，多么難能可貴！十幾年后，柳青、嚴家炎兩人在西安第一次見面，柳青對嚴家炎說：“看來我對你有點誤解了，我總以為，批評《創(chuàng)業(yè)史》中梁生寶形象的那些意見，恐不是你個人意見，而是有人想借此來搞我，因此才在《延河》上發(fā)了那篇《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接著補充道：“你談梁三老漢那篇文章的看法，我是同意的，當時我跟《文學評論》的女編輯張曉萃同志也說過此事。”柳青后悔自己在《延河》發(fā)表的那篇文章，他的女兒劉可鳳后來曾對許多人說，嚴家炎先生是父親的“諍友”。

許多人不知道，嚴先生是在安徽銅官山礦務局擔任辦公室副主任時考上北大讀研的，時為副處級干部，是全系帶薪上學工資最高的。入學后，他主動要求和其他人一樣，執(zhí)意降薪，每月下調(diào)了幾十元。在五十年代，這可是一筆不小的數(shù)目，不能不說有“傻子精神”才做得到。在文學研究界，嚴先生被稱為“嚴上加嚴”，唐弢先生稱其“有點固執(zhí)”。但也正是這位魯迅研究大家，點名請嚴家炎接替他擔任《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主編，不然就得休病假。嚴先生毅然放棄了令人艷羨去匈牙利講學半年的機會，全身心投入編撰工作。嚴先生果然不負重托，正是憑借這種“傻子精神”，唐、嚴共同主編的這套三卷本文學史，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一版再版，作為全國高校中文系通用教材，榮獲全國第一屆優(yōu)秀教材獎，一時洛陽紙貴。

北大中文系教授馬振方，《聊齋》研究的大家，他高中讀書時，曾在《芒種》發(fā)表中篇小說并獲獎，是我當年入學時結(jié)識的第一位老師。馬先生與嚴先生在一個教研室共事多年，頗受嚴先生“傻子精神”之影響，他每每向我說起嚴先生都贊佩有加。馬先生為我的《在北大上學的日子》這本書撰寫的序言，告知我，如要作者簡介只寫七個字：北大教授，已退休。這與當下許多“聰明人”的自我炫耀的簡介形成多么鮮明的反差，“傻子精神”使然！1989年，嚴先生曾為馬先生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小說藝術(shù)論》這本書寫序。嚴先生說，振方先生了解我們面臨的小說創(chuàng)作趨勢和問題，自身寫過小說，他有這方面的切身體驗，這使他的小說理論能較好地結(jié)合當前的創(chuàng)作實際，既能闡明小說發(fā)展中一些帶根本性的理論課題，又有相當強的現(xiàn)實針對性。那一年，馬先生擔任某屆茅盾文學獎評委，在評選中，馬先生對一部提名的長篇歷史小說投了反對票，并提出質(zhì)疑。這部長篇小說獲獎后，馬先生兩次在《中華讀書報》撰文，尖銳地批評了這部作品違背歷史真實。此舉，同嚴先生的“傻子精神”何其相似乃爾！由此可見北大人立學、辦學、求學、治學的價值追求。這種精神，亦即閃爍著實事求是的文史光芒。

【作者簡介：吳寶三，黑龍江省蘭西縣榆林鎮(zhèn)人。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作協(xié)會員，一級作家，出版長篇小說、詩集、散文集、報告文學集等30部，其代表作《馬永順傳》獲《人民文學》2002年優(yōu)秀報告文學獎、黑龍江省首屆文藝精品工程獎；散文集獲黑龍江省第二、四、五、六屆文藝獎，第四屆漂母杯華文大賽散文獎，第二十四屆孫犁散文獎。黑龍江省森工總局在小興安嶺林區(qū)建有吳寶三文學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