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質(zhì)生活越來越發(fā)達的今天，關(guān)于物的知識爆炸性增長，物的品類和功能被一再細分，隨之而來的是大量的物被迅速地生產(chǎn)、更新、迭代，又迅速地被剩余、被拋棄、被遺忘。

早在先秦時期，莊子似乎就預知到了這一局面。為了避免這一悲劇，他選擇了“物化”。這個“物化”不是把人異化為那些有功能的器物，而是尋找到一種可以共生、可以“同游于世界”的存在方式。

在莊子的筆下，他通過很多想象的事物來描述這種生存的可能性。鯤鵬之間是可以“化”的，它們不會拘泥于物的大小，它們的視野在“遠而無所至極”的世界中。夢里的莊周同蝴蝶也是可以“化”的，因為在夢里已不能分辨彼此，“栩栩然蝴蝶也”。庖丁和他要解的牛亦是可以“化”的，因為他已不用眼睛和感官去認知牛，他的“神”同牛已相遇為一體。

在莊子這些講述“物化”的寓言中，物之間以及人與物之間是相親的。莊子對待物的態(tài)度，造就了其后中國人的一個重要特征。

在《世說新語》中，簡文帝入華林園，感慨“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間想也，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這里的“濠濮間想”是《莊子·秋水》中的著名典故：在林泉之中，人放下邏輯的爭執(zhí)，周遭的萬物自然便同人相親、相悅。由此，“濠濮間想”也就成為中國文人對理想境界的一種描述。

晉宋之間的陶淵明是一位隱士，也是一個真正“親物”的人。人們常說，隱士是“物外”的。其實，許多看似“物外”的人，可能是一個求取名利的“終南之徒”。真正的隱士是如陶淵明一般“親物”的。他回歸田園，表面上是為了逃離世俗塵網(wǎng)，事實上是為了過一種同世界、同他人相親近的真正生活。

在樸陋的居室里靜臥，涼風突然而至，陶淵明自覺為“羲皇上人”。這一刻，他同窗畔的清風相親；飲酒時，他不顧旁人，取下自己的頭巾漉酒，漉畢重新戴上。這一刻，他同自己的衣衫相親。

在一個微雨的孟夏下午，他同友人小酌后在小園中歡欣地采摘蔬菜。俯仰間，他同自己的口腹相親。在一個夕陽很美的傍晚，他在東墻的籬笆下采到一把小菊。轉(zhuǎn)頭間，他同南山的飛鳥相親。

正由于陶淵明同這個世界如此地親近，當他策著拄杖在流水邊沉思時，那清真淡遠的詩藻便不覺地流淌出來。

比起陶淵明的自然愜適，中唐詩人白居易的一生，似乎并沒有真正遠離過官宦浮沉的枷鎖。但深諳莊子智慧的他，以一種清醒和反思的頭腦，借助身邊的物來從名利和物質(zhì)的禁錮中逃離出來，并在這種反思之中同物相親。

“偶得幽閑境，遂忘塵俗心。始知真隱者，不必在山林。”在偶然閑下來的時候，白居易有諸多的“物好”。他的愛好不是那種狂熱的物癖，而是蕩滌掉面對物的塵俗之氣和功利之心之后，同物之間的一種相親。

白居易的“中隱”，是一種在物之中的“真隱”。

他愛琴，常常在月亮初升、眾鳥歸棲的夜晚彈琴。心境的空閑，正是彈琴的佳時。在白居易看來，琴音是清冷的、恬淡的，一切熱鬧和躁動都隨之蕩去，只留下心湖中的一片深靜。

他愛茶，在山嵐之間漫步，一會兒吟兩首小詩，一會兒飲一盞清茶。這一天，便是他生命里最“適”的時候。這琴茶之中的味道，并不是在于器物的貴重、技藝的高明。他們的主人，也無需要做一位梳理人群的“高人”。在祛除世俗之眼、邂逅幽閑之心的此刻，他同物之間便是有情的，是欣欣相適的。

白居易曾在廬山腳下建造一處草堂，草堂中有素屏風、蟠木幾、朱藤杖。他說：素屏因沒有名家的筆墨和貴重的裝飾，才與素樸的草堂相宜；蟠木因不是那種功能性很強的材料，才同我這個病夫相伴。雖然這些物和我自己看起來都不“完美”，但“完美”往往是為了迎合他者的規(guī)度。在草堂中，物和詩人一樣，葆有自身的真性。

與物為友，不只是給寂寞的生命尋找一位足可慰藉的伴侶。更重要的是，這種“親物”的態(tài)度重新定義了文人自身。

蘇東坡對硯臺的銘寫，顯示出他對士人之性的理解。他在一則硯銘中說：“一受其成，而不可更。或主于德，或全于形。均是二者，顧予安取。”硯的特點是“主德”“全形”，不因為外界的需求就輕易改變自己的質(zhì)性。即使作為可用之“硯”，也依然保留著天成的面貌。

對于歲月流逝，歷代文人也有著各自的思考。在《論語》中，子路形容孔子“發(fā)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王羲之“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將至”，在俯仰宇宙之中忘記了衰老。

對于歷經(jīng)“烏臺詩案”的磨難、被貶黃州的蘇東坡而言，他是在“種蔬接果”中聊以忘老的。在東坡之上，他每日幽賞野花，拄杖散步，隱幾晝暝，耘耔躬耕。在與物親近的每個瞬間，似乎都能體察到生命的平淡而綿長。

也正是在這一階段，他開始真切地理解陶淵明人格世界的光芒，寫下了一首《江城子》：夢中了了醉中醒。只淵明，是前生。走遍人間，依舊卻躬耕，昨夜東坡春雨足，烏鵲喜，報新晴。雪堂西畔暗泉鳴。北山傾，小溪橫。南望亭丘，孤秀聳曾城。都是斜川當日景，吾老矣，寄余齡。

蘇東坡感言：“吾老矣，寄余齡。”在“親物”的生涯里，無需去傷感衰老，因為已獲得了一個足以寄予生命的自足世界。

透過莊子、陶淵明和白居易、蘇軾，通過他們的哲思和經(jīng)歷，我們可以真切了解到：中國的文化不只是“親親”的，也是“親物”的；不只是“生生”的，也是“生世界”的。在這個世界里，人得意于物，萬物也會自來親人。

（作者為北京大學建筑與景觀學院長聘副教授、北京大學美學與美育中心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