狀元——科舉的進士一甲第一名。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只考了五甲第九十名（《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錄》），名次極低。而他同榜的一甲第一名王佐卻默默無聞，提起他，只說是朱熹那科的狀元。

進士名次的高下并不全憑才學，有時是由考卷外的因素決定的。唐朝科舉考試的制度并不嚴密，舉子考試前可以把詩文呈給考官看，謂之“行卷”，甚至也可托人去說項。例如詩人杜牧，未第前已有文名，太學博士吳武陵特意為他去拜訪主考侍郎崔郾，朗誦其《阿房宮賦》，稱贊其為王佐之才。崔聽了也大加稱賞，吳便乘勢請崔定杜牧為狀元。但崔卻說已有人了。吳說：“不給，就請給他第五名吧。再不肯，就請把賦還給我。”辭容激烈。崔道：“諸生都說杜牧為人不拘小節。不過我還是敬依所教，不敢換了。”榜發，杜牧果然中了第五名（辛文房《唐才子傳》卷六）。從這個故事看來，那時進士名次是可以由考官事先預定的。杜牧因為名譽不佳，失去了狀元。

常言道：“不愿文章中天下，但愿文章中試官。”似乎進士的錄取及其名次是由試官的眼光來決定的。但縱觀科舉史，狀元的定奪最終還得服從最高統治者的意旨，皇帝對文章的獨嗜、對舉子顏值、姓名、行第、籍貫、品行的重視等都可能成為得失之由。

皇帝對文章的看法不同于考官而加予奪的，以宋代說，高宗一人就有兩例：

紹興十五年，劉章廷對，考官定其級在第三，高宗讀其卷，擢為第一（《宋史》卷三百九十《劉章傳》）。

紹興二十四年殿試，秦檜黨羽本想取秦之孫秦塤為狀元，張孝祥次之。高宗讀秦塤策問，覺得都是鸚鵡學舌他祖父的話，于是便擢張為第一，而秦改為第三（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六六、《宋史》卷三八九《張孝祥傳》）。

明代選拔狀元還特重相貌，如建文二年廷試，本定王艮為狀元，皇帝嫌其貌丑，換成了胡廣，改王艮為第二（郭良翰《續問奇類林》卷一六）。

英宗正統四年，皇帝欲取張和為狀元，秘密派小太監到張住的旅店看他，回報說眼上有翳，皇帝就把他降為二甲第一名（呂毖《明朝小史》卷七《正統紀》）。

還有以貌取人而鬧了笑話的：正統元年丙辰殿試，大學士楊士奇定了一甲三人的卷子，尚未定誰為狀元，問同僚說：“有認識周旋的嗎？他相貌如何？”有人說：“面白而偉。”于是楊就定周旋為狀元。誰知周旋容貌甚丑，唱名那天，大家都大失所望。原來是把周旋誤聽成美男子周瑄了（顧鼎臣、顧祖訓《明狀元圖考》卷二）。

傳統戲曲中的狀元郎無不年輕漂亮，所謂“自是嫦娥愛少年”，故皆由小生扮演。流俗的這個印象、劇本中的這個窠臼，大概就是從明代開始的吧？民間甚至還以今度古，編出唐代鐘馗因貌丑而失去狀元憤而自刎的故事（煙霞散人《斬鬼傳》卷一）。

清以后的科舉考試幸好沒有了相貌歧視。袁枚《隨園詩話》卷三記載，康熙五十七年，汪應銓中狀元，年已四十多，“面麻身長，腰腹十圍”，買妾京城，有小家女陸氏粗通文墨，觀彈詞曲本，以為狀元皆美少年，欣然愿嫁。結婚之夕，于燭下見汪年紀相貌，已經郁郁不樂了。那晚，諸同年用巨杯勸酒，汪沉醉上床，不顧新人，和衣而睡，嘔吐狼藉，將新制枕衾全都弄臟。陸女氣極，天未亮就上吊而死。有人作詩嘲笑道：“國色太嬌難作壻，狀元雖好卻非郎。”出言輕薄，不足為訓。

最奇葩的便是以姓名來定狀元的了：

明永樂二十一年殿試，初擬孫曰（上共下水）為第一。成祖說：“‘曰（上共下水）’，乃一‘暴’字也。”待見到名單中邢寬二字，正與“暴”相反，大喜，即擢為第一，還以朱筆書其名（顧鼎臣、顧祖訓《明狀元圖考》卷一）。成祖生性殘暴，卻標榜寬仁如此！

明天順四年殿試，讀卷官起初定祁順卷為第一，太監問知姓名，覺得與英宗名祁鎮相似，唱名時不便，于是就調換成王一夔，把祁順放在二甲中（同上卷二）。

上文提到建文帝把王艮換成胡廣事，他又覺得胡廣姓名同于漢代大臣，“且胡豈可廣？”于是替他改為胡靖（張弘道《明三元考》卷一）。改名而未改掉狀元，胡廣可謂僥幸。

嘉靖二十三年，考官先定吳情為狀元，因“吳”字北音同“無”，世宗說：“無情豈宜居第一？”正猶豫間，忽見高懸殿旛結成“雷”字，皇帝就想得雷姓者為首，但遍覓榜中，都未找到。待看到秦鳴雷的名字，大喜，就立刻定為狀元，而以吳情為探花（同上卷三）。

以行第來定狀元的例子似僅見于宋朝。有名的“紅杏尚書”、《新唐書》的主要修纂者宋祁，在仁宗天圣二年，與兄宋庠同試禮部。考官初定宋祁為第一，但臨朝稱制的章獻太后卻講究尊卑，說：“弟可先兄乎？”遂改宋庠為第一，宋祁則一下子降了九名，為第十（王稱《東都事略》卷六五）。不過狀元還是不脫宋家門，兄弟友愛，做弟弟的自不會心存芥蒂。何況宋庠鄉試、省試（即禮部試）均為第一，精金百煉，定為狀元也是實至名歸。

至于進士的籍貫問題，甚至還引發了明太祖朝的一樁慘案：

洪武三十年二月會試，學士劉三吾等為考官，取五十二人，其中沒有一個中原、西北之人。三月殿試，以閩縣陳?為狀元，北方舉子都哄吵起來了。朱元璋見所取皆南方人，產生懷疑，命儒臣再考，于下第卷中擇優錄取。侍讀張信等受命，每人各閱十卷，結果卻以爛文奏進。皇帝更加發怒，于是另取六十一人殿試，再試策問，以山東韓克忠為首，這次錄取的都是北方和四川人士。詔謫劉三吾戍邊，其余試官和原定狀元陳?皆凌遲于市（過庭訓《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九五）。誰料到中了狀元，反而會丟了性命呢？

在清乾隆朝，也有因籍貫問題調換狀元的事，卻是波瀾不驚地解決了，只是當事人或感委屈或感幸運而已：

據學者趙翼自述，他考試前已擔任軍機處中書之職，因為前科鼎甲（一甲三名）都是軍機處人員，人們已經議論紛紛。這回幾位主考又是軍機處的長官，生怕取了趙翼會引起徇私之疑，于是決定把他錄取在十名開外。趙心有不甘，知道主考認識自己的筆跡和文風，于是都加改換。結果趙翼的卷子眾考官加圈最多，便定為第一。眼看就要大魁天下了，誰知皇帝閱卷時，見第一卷系趙翼，江南人。第二卷胡高望，浙江人。而第三卷王杰，則是陜西人。于是特召讀卷大臣問：“本朝陜西曾有狀元否？”回報說沒有，皇帝即以兩卷互易，以王為狀元，趙為探花。第二天，對諸臣說：“趙翼文自佳，然江浙多狀元，無足異，陜西則本朝尚未有，即與一狀元，亦不為過耳。”（趙翼《檐曝雜記》卷二《辛巳殿試》）

還有皇帝考驗舉子是否誠實來決定狀元的例子：

順治十五年，孫承恩赴進士試，其弟孫旸在前一年陷入科場案，被判充軍。唱名前一夕，皇帝閱孫承恩卷，大為稱賞，拆卷見其籍貫，疑與孫旸是一家人，派學士王熙疾馳至承恩寓所面詢。對他說：“今日升天沉淵，取決于你一句話，怎樣回奏？”承恩思索良久，慨然說：“禍福是命，不可以欺君賣弟。”王熙嘆息，上馬后，又說：“后悔嗎？”承恩說：“雖死無悔！”王熙即疾馳而去。皇帝秉燭以待，得奏，喜其誠實不欺，遂定為一甲第一（陳康祺《郎潛紀聞二筆》卷十三）。

更有得了狀元卻被人誣告差點失去的例子：

嘉慶十四年殿試后兩月，給事中花杰彈劾大學士戴衢亨營私舞弊，其中提到狀元洪瑩與戴交結情密，故援引為一甲一名。皇帝特派滿洲軍機章京將洪瑩帶到上書房，令其默寫試策。經核對，與原卷相符，皇帝不由得贊賞備至，并以洪瑩橫遭誣陷，賞紗二件。而花杰所劾戴其他事情，經查均屬子虛烏有，遂交有司議罪（同上卷十二）。要是洪記性不好默寫錯了，褫去狀元，豈不冤乎枉哉！

狀元頭銜的得失，雖如上述，并不全憑真才實學，但進士是在全國范圍內選拔的，大致三年一次，名額只有二三百人。能獲一第的都已是今人所謂的“學霸”了，而狀元是“三百人中第一仙”，更是“學霸”中的“學霸”，智商超群、文才優異還是不可否認的，其中的杰出人物在歷史上不乏其人。如唐代的大詩人王維、大書法家柳公權，宋代的思想家和文學家陳亮、民族英雄文天祥，明代的大才子和大學者楊慎，清代的兩代帝師翁同龢、民營企業家的先賢張謇等就都是狀元中的佼佼者，他們考取進士第一堪稱實至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