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盛夏，外面很熱。大榆樹上的知了叫得正歡，園子里的玉米和葵花，好像才幾天工夫就躥出了一大截兒。房檐上的一窩小燕子，嘰嘰嘰地探出黃嘴巴……”（引自《陳土豆的紅燈籠》）

30多年前，當20歲出頭的謝華良為自己的學生寫故事時，他并沒有想到，自己有一天會成為兒童文學作家，用文字講述他心目中的鄉土、鄉村、鄉愁及生活在那里的人們。

謝華良，吉林省農安縣人，當過村小教師、中學教師，現為農安縣教師進修學校教師。他還有一個身份——兒童文學作家。30多年來，他發表中短篇小說200余篇，出版兒童文學作品30余部，多篇作品被選入《兒童文學選刊》《中國年度最佳兒童文學》及多種年度選本。他還是冰心兒童文學獎、“五個一工程”獎、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獲得者。

他堅守鄉土文學創作，將筆觸聚焦留守兒童和鄉村少年，抒寫親情、陪伴、責任，更抒寫淳樸、善良、擔當。有評論家認為，謝華良筆下的中國“好男孩”，有最純粹的“中國味道”。

用文學滋養學生心靈

1966年，謝華良出生于吉林省農安縣青山口鄉柳條溝村。農安歷史悠久，古稱黃龍府，在遼、金兩個朝代達到鼎盛。如今，這里是全國十大產糧大縣，盛產玉米、雜糧等。廣袤的黑土地和深厚的歷史文化，造就了一片豐饒的文學沃土。

謝華良從小喜歡讀書，但家里條件有限，可供閱讀的圖書種類和數量很少，每有讀書機會他都倍加珍惜。“那時不像現在，當時能看的書少，每次父親帶回報紙和小人書，我都迫不及待地閱讀，在書中收獲快樂。”謝華良說。

在一望無際的玉米地邊上，一所紅磚青瓦的村小掩映其間，這就是謝華良曾任教的地方。1984年，謝華良成為柳條溝小學的村小教師。除了上課，他還給孩子們訂閱了不少文學期刊。鄉村偏僻，期刊經常不能按時送達，為了讓大家有書讀，有故事看，謝華良萌生了自己給孩子們寫故事的想法。

“蘇自力是我哥，我叫蘇更生，我們哥倆合起來就是自力更生。”（引自《蘇自力的秋天》）

“天沒亮，我和妹妹就騎著那輛自行車出發了。四周的景色還模糊著，只有腳下那條通向遠方的路，微微泛著白；屯子里的公雞正在一聲聲報曉，走到幾里外的另一個屯子，它們的歌唱還在此起彼伏；頭上幾顆亮晶晶的星星還沒有落下去，在溫厚而深情地沖我們眨著眼……”（引自《那輛自行車》）

夏日的夜晚，就著窗外的蟲鳴，批改完作業后，謝華良在稿紙上沙沙地寫作，一個個充滿童趣的故事便從筆尖流淌出來。

后來，謝華良從村小調到了青山第二中學。當時學校的孩子主要來自周邊的三個村——松花江村、柳條溝村和青山口村。謝華良利用學校里唯一一臺刻錄卷子的機器，把學生們的優秀作文印在一張小報上，并選取三個村名的首個漢字，將小報取名為《松柳青》。

多年以后，他的一名學生回憶起當年的情景感慨道：“對于一本課外讀物都沒有的農村少年而言，看下一期《松柳青》成為一種由衷的期盼。”

1988年，謝華良的第一篇作品發表在北京的《兒童文學》上。1995年，謝華良第一次獲得冰心兒童文學獎。“那一年，我本來有機會到北京領獎，見到仰慕已久的冰心老師，但是由于當時農村通訊不發達，我是在半個月之后才得知獲獎消息的。”1999年，他憑借中篇小說《麥子，麥子》再次獲得冰心兒童文學獎。此時，冰心老人已經去世。沒能見到心目中的偶像成了他一生的遺憾，但他把遺憾變成了寫下去的動力。

守住最堅韌的鄉村力量

鄉村男孩陳土豆、老街少年桑麻、騎行小子彭大蓬、聽障兒童小六子、智障孩子逗逗飛……在謝華良的作品中，主人公大都是鄉村少年。

“謝華良是一個出色的講故事高手，他特別擅長刻畫少年男子漢形象。”《文學報》主編陸梅曾這樣評價他。“小說里的這些男孩無論有著怎樣的家庭遭際，性格如何頑劣，當接踵而來的生活撲面砸來時，他們都有各自接招的方式。”

“陳土豆生病了。考完期末試，一回到家他就病了。他對自己說不能病，不能病，還要給妹妹做飯呢。媽媽不在家，妹妹餓了怎么辦？”（引自《陳土豆的紅燈籠》）

在眾多“好男孩”中，謝華良最滿意的是“陳土豆”。《陳土豆的紅燈籠》是一部反映農村留守兒童的作品，講述了15歲的留守兒童陳土豆，用稚嫩的肩膀撐起一片天空，生動塑造了一個鄉村男孩的奮斗形象。

陳土豆的爸爸媽媽長期在外打工，他在家里照顧年幼的妹妹。后來，爸爸媽媽生病回家，他又扛起了照顧父母的責任。看似艱苦的生活環境，造就了面對困難不畏懼、不沮喪的有志少年，陳土豆不僅挑起生活的重擔，更展現出中國傳統美德中的善與愛和無私奉獻的家國情懷。

《陳土豆的紅燈籠》同時獲得第十五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和第十一屆全國優秀兒童文學獎，出版至今已經印刷30余次，“陳土豆”被越來越多的人看見和喜歡。

“兒童文學與其他創作不同，創作者不僅要有童心，更要有良心。”在謝華良看來，兒童文學創作不僅要講好故事，更要讓孩子們找到自我，了解時代賦予他們的責任和擔當。

《麥子，麥子》《朋友洋釘》《蘇自力的秋天》……謝華良早期以自身經歷為原型創作了《我很純樸》系列作品，在謝華良看來，鄉村孩子身上的那種淳樸，是一種優秀品質，他希望通過自己的作品，將這種正直、善良、勇于擔當的品質保存下來。

隨著時代的發展和自身視野的開拓，謝華良從寫自己逐漸過渡到關注留守兒童、隨遷子女、尋根少年，他筆下的孩子們也開始了更多的夢想和追求。

他的《金色陽光》系列作品《騎行少年》《大雪封山》《爺爺的森林》，講述了以主人公彭大蓬為首的一群騎行少年的故事。他們騎行在草原、雪山和森林中，不斷磨礪自己，克服困難，最終尋找到人生真諦。“彭大蓬是我傾注很多熱情和心血的人物，大雪封山是小時候經常面對的情景，希望通過這一系列作品，告訴孩子們在遇到困難時要敢于挺身而出。”謝華良說。

最近，謝華良又出版了一部鄉村題材小說《秧歌湖》。書中以秧歌這一中國傳統文化為切入點，講述了東北平原上秧歌湖旁一個叫作“秧歌屯兒”的村屯，屯兒里人都喜歡扭秧歌。隨著秧歌湖要被開發，秧歌屯兒也要隨之搬遷。書中的主人公英淘在城里讀書，暑假回家后，看到老人們在努力留住“鄉愁”的記憶，很受觸動。

永遠的“麥田守望者”

從一名普通的鄉村教師到全國大獎獲得者，近40年來，謝華良有過很多走出農安的機會，但是他從未想過離開。他說，故鄉是他的根，鄉村是他創作的源泉。

“陳土豆，我倒覺得你越來越像一頭毛驢了——默默無聞、任勞任怨、堅忍不拔、樂于奉獻、大公無私……”（引自《陳土豆的紅燈籠》）在謝華良的作品中，經常有“毛驢”的形象出現，它們沉默執著甚至有些固執地堅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

謝華良說，在某種程度上，他就像自己作品中的“毛驢”。早年進行創作時，他堅持一定要手寫，手稿紙攢了一摞也不肯用電腦，他覺得好作品都是反復打磨修改出來的，一定要把文字落在紙面，反復推敲揣摩，保留修改痕跡才行。

“我不比別人聰明，但我比別人更能堅持。”回顧自己的創作之路，謝華良這樣說。隨著互聯網信息時代的到來，兒童文學的創作在一段時間內受到沖擊，農村題材的作品更是首當其沖。那時，謝華良到農村學校采風時，發現孩子們讀的都是奇幻、穿越、仙俠等網絡文學，不再對傳統的兒童文學感興趣。一些約稿編輯要求他寫作多用一點“時髦話”“網絡梗”，這樣書更好賣。

但謝華良依然不為所動。他堅信：“文字是文學的根源，它能讓人心靜，這份文墨書香帶來的特殊感覺和它給人的浸染，或許是網絡文學永遠無法取代的。”

2004年，謝華良被調至農安縣教師進修學校，盡管不再經常和孩子們在一起，他的創作初心從未改變。他始終在思考，如何通過文字點亮鄉村孩子的人生，在成長的道路上給予他們更多的光和熱。“我希望他們能走出去，希望通過文字，給予他們向高處看、向遠處看的精神力量。”

一個人可以走得快，一群人才能走得遠。2014年，謝華良擔任農安縣作家協會主席，在他的言傳身教之下，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加入到文學創作隊伍中。

在他工作的農安縣教師進修學校，一間文學創作室寬敞明亮，幾位作協會員正在熱烈地討論著創作方向。目前，農安縣已經形成了一個60人的兒童文學創作群，其中很多人都是縣城或者鄉村的中小學教師，他們通過線上微信群的方式溝通，定期邀請專家講座，同時定期與多地兒童文學作家溝通交流，碰撞思想火花。童詩、童話、散文、小說……一篇篇帶著濃郁鄉土氣息的文學作品在國內知名刊物上發表出來，也將新時代鄉村少年兒童的群像展示給讀者。

“謝華良的寫作不走捷徑，不搞花架子，不玩吸引人的技巧和包裝，是極其真誠、質樸、一步一個腳印地寫出來的，這是非常難能可貴的，也是文學最本質、最高的要求。”著名兒童文學作家、吉林省作協副主席薛衛民說。

“謝華良是一位保持童心、不斷營造感動的作家。他的作品情感表達最充沛的地方，恰恰是他對自己兒時生活刻骨銘心的愛，是作家對自己兒時生活和當下少年兒童生活的持續理解和關照。這種愛、理解和關照，在作品中迸發出迷人的色彩，形成一種天成的自在。”兒童文學評論家、東北師大文學院教授侯穎說。

謝華良更喜歡把自己比作“麥田守望者”。《麥田里的守望者》是他很喜歡的一本書，書中的一段話也成了他的座右銘：“孩子們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在往哪里跑，我得從什么地方出來，把他們捉住。我整天就干這樣的事。我只想當個麥田的守望者。我知道這有點異想天開，可我真正喜歡干的就是這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