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花城出版社“《隨筆》文叢”近日出版了王得后先生的《年輪》，該書收錄魯迅研究專家王得后多年以來的重要文章，共分作者自述、師友記事、來往信札三部分。《年輪》中，王得后先生與眾多學界親朋友人的交往歷歷在目，記錄了大量知識界的親歷往事，為一個時代的文化記憶提供了個性化的注腳。王得后先生整理《年輪》一書的過程中，學者趙園女士提供幫助，并撰短文附在書末。經出版方授權，中國作家網特遴選趙園女士文章發(fā)布，以饗讀者。題目為編者所擬。

《年輪》，王得后 著，花城出版社2023年7月

二〇二一年春節(jié)前后，著手為得后編一本隨筆集。他已出版的著述以魯迅研究、雜文為主，或將散文隨筆與雜文混編，缺少一種較為嚴格意義上的“隨筆集”， 不無遺憾。

《年輪》分為三輯：自述、懷人、書札。自述一輯以憶舊文字為主，有對故鄉(xiāng)對早年生活的回憶，也有此后職業(yè)生涯、所歷政治運動的回憶，另有與從事魯迅研究有關的回憶。事后看，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應林賢治先生之約為其主編的《散文與人》寫散文，是得后寫此類文字較為集中的時期。那些文字大半收入二〇〇六年由中國文聯出版社出版的《垂死掙扎集》。沒有了林賢治先生的催稿，即再無寫這類文章的興致，更多的往事湮沒在了歲月風塵中，漸就模糊。據我的經驗，寫作賴有機緣。某種狀態(tài)，過此即難以再有。倘得后能將這類文字寫下去，會更為可觀的吧。得后的老鄉(xiāng)張國功先生注意到了這組文章，在自己所編《文筆》上發(fā)表過一篇《得后先生的“鄉(xiāng)愁”與隱痛》（見該刊2015年秋之卷）。

不像我的散文多以身歷為材料，得后較少談論自己，家居也難得講述往事。“殘生碎片”，是得后自己用過的題目。那些回憶確系“碎片”，其間有諸多空白，卻仍可看出一個人一生的大關節(jié)目。即如《寫在〈魯迅教我〉后面》，將最初被魯迅吸引，直至撰寫第一篇嚴格意義上的魯迅研究論文（《致力于改造中國人及其社會的偉大思想家》）的過程，敘述較詳，直可由此線索鋪陳“一個人的學術史”。只是得后已無力更無意于此了。那篇后記元氣淋漓，激情四溢，應當處在最佳的寫作狀態(tài)。

三輯中，第二輯收入文章較多。關于李何林先生的三篇，《一個人的學問、信仰和作為——埋在我心中的李何林先生》寫在李先生去世之初，其他兩篇則補充了細節(jié)。關于王瑤先生的兩篇，《王瑤先生》收入最早出版的王先生紀念集，寫作時間稍后的《夕陽下的王瑤先生》敘事更綿密。此外，所寫鐘敬文、楊霽云、李長之、周海嬰，日本學者中島碧、伊藤虎丸、丸山昇諸先生，都是他尊敬的師友。

他感念的師友，鐘敬文先生、啟功先生、李長之先生，是他北京師范大學的老師。得后一生崇仰魯迅先生，對于自己的老師鐘敬文、李長之先生涉及魯迅的公案，不但不回避，且致力于還原真相——卻又非所謂的“辯誣”，而是力圖澄清事實，校正成說，盡弟子對于師長的一份責任。尤其對于鐘先生，不厭重復，一寫再寫，念茲在茲，情見乎辭，于師弟子一倫（不在五倫之內），可謂無憾。對于導引他從事魯迅研究的李何林先生，他私淑的王瑤先生、楊霽云先生，無不一往情深。這份深情，非我所能及。

此輯收入四篇關于啟功先生的文章，是由他關于啟先生的十余篇中揀選出的。那一代老先生，得后的確對啟先生感情更深，愛其人，也敬慕其學問、著述。對啟先生的書法作品、論書論畫自述平生的詩詞，摩挲玩賞，不欲去手，其中的一些可謂爛熟于心。諸篇涉及啟先生的性情、情感、思想淵源。由其中發(fā)表于《書城》雜志的《詩思詩語中的人性人意之論——紀念啟功老師》，可知他關于孔孟老莊的某些見解。 得后曾不厭其煩地強調啟功先生“思想家”的一面。啟先生是否思想家，不妨見仁見智；對得后的論述，他人或不以為然。甚而至于魯迅是否可稱“思想家”，也曾有過爭論——無非將“思想家”置于其他“家”之上，以為這一名特別尊貴，容不得擅用。倘沒有此種等級意識，則以啟先生為“思想家”未為不可的吧。

未收入此輯的，有一篇題為《我敬我愛元白師》。如果說得后對李何林、王瑤先生的感情更是“敬”，對啟功先生確實又“敬”又“愛”，甚至非“敬”“愛”所能形容。這種一往情深，想必有更深的緣由，固然因服膺啟先生的學問，更有可能被啟先生應世的智慧所吸引，那種或與歷史、家族背景有關的通達透徹。入世既深而又能出乎其外，尤其跳出來反躬自省，稀有難能。我還猜想得后的嗜讀啟作，與他的耽嗜《老子》不無關系。所謂“世緣”，都絕非偶然，或根于性情，以至前世未了的什么情，是我所不能知的。

為某拍賣會拍賣偽托啟先生書法作品一事，得后前后寫了四篇雜文，乃受啟先生之托。我怕他惹禍上身，兼以不懂相關法律，勸他罷手，他謝不能。有事弟子服其勞，何況受命于啟先生！此事后來的發(fā)展，或非他當時所能逆料。還記得相關機構介入，有人登門詢問事由。

第一、二輯諸篇，內容或有重疊，卻因各有他篇所無的細節(jié)，也就保留了。寫作的時間點不同，筆調即有差異，細心的讀者當能察覺。自述的文章較少，懷人之作中的自述，或可補其不足。我寫過一組短文《讀人》。這是個可以做下去的題目。讀人，未必不也是讀自己。讀自己心儀的人物，往往包含了自我期許以及遺憾。由此看得后懷人的文字，多半能得其實的吧。

得后的習慣，每信必復，也以此要求他人。我一再告誡他適可而止，以免使通信成為對方的負擔。他生長舊式家庭，早年曾習字。手寫的信，有些可能還存留在世間。電子文本中亦多書札。斟酌再三，僅將其與日本學者木山英雄先生間的書信作為一輯，省去了取舍的麻煩：既因他對木山先生的特殊感情，也因其中有二〇〇八年的幾通圍繞木山先生《北京苦住庵記》，內容較為集中。另一較為集中的，是二〇一五年關于得后正在進行中的有關魯迅與左翼關系的考察。可惜這項考察因得后的眼疾而被迫中斷了。相關書札中兩個學人不避分歧，開誠布公而不勉強求同，也是我以為值得看重的理由。那是真正的交流，伊藤虎丸先生所說“心的交流”，充滿了和煦的人間氣息。若不嫌夸張，是否可以作為日中學人間學術、思想交流之一例？此外，選擇得后與木山先生間的通信，也因木山先生的人格魅力與幽默感，以及他別有韻致的日式漢語。他由得后那里得知了編隨筆集的計劃，二〇二一年年初的信中說，“我衷心歡迎且恭喜重新編輯您的散文集的計劃。至于只把您和我的往來信編輯來公開的奇想，則一想到極不高明的漢文不禁臉紅起來，雖然，一面也不無愛惜您我之間友誼記憶的心情”。我將此輯編完后發(fā)給木山先生，不免惴惴，猜想或許會被拒絕。直至三月，收到木山先生的信，才放下心來。木山先生竟同意了。至于木山先生所說我為得后編隨筆集不失為“佳話”，我回復說，真正的“佳話”，是日中兩個學人間的情誼與文字緣的吧。

得后與木山先生的書信往來起始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電子文本要到二〇〇五年學會使用電腦后才有。還記得最初的信函中，木山先生說得后給了他“清風也似的印象”，我因此用了“清風也”調侃得后。遺憾的是，紙質的信固然沒有保存，即電子信件也不完整，或有復信而無來函，或有來信而無回復。因系私人信函，引文有未注出處者，我補了注。此外，木山先生的書札格式較特別，我改為中國讀者習慣的格式以及標點；至于木山先生使用的繁體漢字未轉換成簡體，則出自我的一點私心，怕一經轉換減損了味道。

收入隨筆集諸篇，我校正了若干處誤排，其他則盡可能保留時代、世代、個人的痕跡。收入此書的部分文章寫在使用電腦之前，將其中的幾篇轉換為電子文本，賴有我的小友杜英和石藝璿同學的幫助。

編此集時看到，得后的那些電子文本，字越寫越大（以至用黑體），篇幅越來越短。那是他視力衰退、使用電腦日漸吃力的時候。他和我都不能接受口述、由他人整理的方式。我則幾乎所有已發(fā)表的“訪談”均屬筆談。錢理群曾建議與得后對話，由年輕人記錄整理，得后拒絕了。他原本計劃就“立人”寫一本小冊子（《寫在〈魯迅教我〉后面》），未能如愿。他說曾想寫一本關于啟功先生的小書，因眼疾不得不放棄了——所有這些，也像已在進行中而未及完成的關于魯迅與左翼的著作（他也說是小冊子），都是他的遺憾。當然，遺憾不止于此。他在紀念伊藤虎丸先生的文章中說：“人生苦短，遺恨卻太多。不必臨終彌留之際，就在年老體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時候，檢點平生，能夠沒有想做而尚未動手做，或沒有做到，或沒有做好和已經無力補救的事嗎？或正要著手而機緣已逝，都是多大的悔恨啊。”

所幸錢理群于近期編了一本得后《魯迅研究筆記》并自任評點，不但可稍補遺憾，且見出摯友間圍繞魯迅這一共同議題的思想切磋。也如木山先生與得后間的交流，不失為佳話的吧。

二○二一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