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瑣憶》手稿

《瑣憶》是唐弢為紀念魯迅先生誕辰80周年所作的一篇紀念文章，追憶了他與魯迅先生生前交往中的幾件瑣事。這篇回憶性的散文，早已成為研究魯迅的極其重要的史料。

手稿與定稿

我在中學時就曾學過《瑣憶》這篇文章，時隔多年，再次邂逅《瑣憶》，卻是在中國現代文學館館藏珍品中看到唐弢的手書原稿。伴隨著少年時的記憶，我再次重讀了收錄在高中課本上的經典文章。雖然手稿上布滿修改和圈涂的痕跡，細細辨認，慢慢讀來，卻也有一番久別重逢的親切感。那隨處可見的涂抹圈畫和比比皆是的修改筆跡，讓我在感受到作者字斟句酌、精益求精的嚴謹之余，倒是比少年時更讀懂了作者的良苦用心和他對魯迅先生的深切懷念之情。

手稿第一頁左上角鈐有：“人民文學1961年9月號稿”紅色發稿印章。查閱當年的《人民文學》雜志后得知，《瑣憶》確實發表在1961年9月號的《人民文學》上。筆者將手稿原稿（以下簡稱“原稿”）與發表在1961年《人民文學》上的刊發稿（以下簡稱“刊發稿”）比對后發現，文章有12處做了修改，修改的內容大致分為以下幾類：一是刪繁去冗，內容更加凝練緊湊，言簡意賅；二是替換詞語，表達更加準確，層次更加分明；三是增補文字，內容更充實，更有深意；四是轉換句型，增強語氣，語意加強。

現舉幾例，以窺全貌。

例1

原稿：中國古書上不是說過嗎：“眾口爍金。”眾口既然可以爍金，反過來，當然也會吐出許多汙水，層層淤積起來，把人陷在里面，以至于慘遭滅頂的，這就正是當時的“輿論”。

刊發稿：中國有句成語，叫做：“眾口鑠金。”，反過來，偽造的“眾口”也可以吐出污泥，把真相埋沒的，這正是當時的“輿論”。

簡析：刊發稿語言更加簡練，用詞更加準確，尤其是著重指出“把真相埋沒”，讓讀者一目了然。

例2

原稿：人只有一個姓，怎么能姓過一回別的什么呢？我先是一怔，接著便明白過來了：

刊發稿：我先是一怔，接著便明白過來了：

簡析：刊發稿中刪去“一怔”的原因，卻給讀者留下想象的空間。

例3

原稿：魯迅先生還講起一些他和青年交往的故事，至于自己怎樣盡心竭力，克己為人，卻絕口不提。

刊發稿：魯迅先生還講起一些他和青年交往的故事。但自己怎樣盡心竭力，克己為人，卻絕口不提。

簡析：刊發稿中將“至于”替換成“但”，轉折意味加強，突出了強調的內容，提醒讀者魯迅不僅有對待反動勢力嚴肅冷峻的一面，還有對待青年后輩俠骨柔情的一面。

例4

原稿：魯迅先生就鼓勵他們說

刊發稿：魯迅先生便又鼓勵他們說

簡析：刊發稿只比原稿多了一點輕微的轉折，卻細膩地表現出魯迅先生對青年的循循善誘，樹立起了魯迅先生長者風范的光輝形象。

例5

原稿： 和許多偉大的人物一樣，平易近人正是魯迅先生思想成熟重要的標征。

刊發稿：和許多偉大的人物一樣，平易近人正是魯迅先生思想成熟的一個重要的標征。

簡析：刊發稿中增加了修飾語“一個”，就把魯迅先生思想成熟的重要標征，不僅僅表現在平易近人這一點上，準確清晰地傳遞給了讀者。

通過手稿與刊發稿進行比對，我們可以判定《瑣憶》手稿為初稿而非定稿。手稿中著墨較多、反復修改的是有關魯迅先生“俯首甘為孺子牛”的一面，這也是唐弢寫此文的初衷：“既寫了他‘橫眉冷對’的一面，也寫了他‘俯首甘為’的一面，并且有意將重心放在后一點。”因為“人們以前對此談得太少了，沒有根據魯迅的性格將他的為人真實地、全面地介紹給讀者——尤其是青年”。

相遇與相識

“我開始想寫文章，是一九三三年的春天，那時候我掙扎在生活的重擔下，常常想找一個排遣的方法，孤身寄寓，可與閑談的人少，所以就翻翻《申報》，也看看里面的《自由談》。這樣就有了投稿的念頭。”唐弢在《推背集》的前記中寫道。當時他還是一位不到20歲的上海郵局的實習揀信生，工作之余，最喜歡閱讀黎烈文主編的《申報》副刊《自由談》，他最早投稿的也是這個副刊，寫的多是雜文。

1933年6月29日，唐弢在《自由談》上發表了第一篇雜文《墮民》。其中有“辱國者的子孫作墮民，賣國的漢奸如果有子孫的話，至少也將是一種墮民”的話。唐弢的雜文筆鋒犀利、形象鮮明、章法靈活，議論幽默而深刻，富有戰斗和批判的鋒芒。因酷似魯迅的文風，迅速引起文壇關注。

《自由談》是以登載雜文出名的。魯迅先生說：“我的常常寫些短評，確是從投稿于《申報》的《自由談》上開頭的。”他所說的“短評”即雜文。1933年至1934年間，“魯迅先生經常在《申報》副刊《自由談》上寫稿，攻擊時弊”（《瑣憶》）。他的雜文表面上是嬉笑怒罵，演繹故事，實則是為宣傳革命，開啟民智。他把雜文比作“匕首和投槍”，同敵人短兵相接時使用的武器。在白色恐怖彌漫的年代里，統治階級文化控制特別嚴，雜文不斷受到壓迫和禁止，“為了避免反動派的檢查，他不斷變換筆名”（《瑣憶》）。

在和魯迅先生正式見面之前，唐弢曾與魯迅先生在內山書店和版畫展覽會上有過幾回偶然的相遇，當時唐弢認識魯迅先生，而魯迅先生并不認識他。直到1934年1月6日，在《自由談》編者宴請經常寫稿人的筵席上，他第一次見到了魯迅先生。《自由談》編輯黎烈文自掏腰包，在上海的三馬路（今漢口路）“古益軒菜館”，請作者們吃飯，讓投稿者有機會歡敘一下。一番互通姓名后，魯迅先生笑著對唐弢說：“唐先生寫文章，我替你在挨罵哩。”（《瑣憶》）自此，唐弢才因緣際會與魯迅先生真正相識，開啟了一生的追隨。

唐弢與唐俟

1933年11月19日，唐弢在《自由談》發表了題為《新臉譜》的文章，署名是唐弢。《新臉譜》是一篇揭露性的雜文，文中把文壇比成舞臺，將一些文人比成戲曲中的角色。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中國，一些幫閑文人變換著臉譜為反動派效力賣命，而同時又欺騙著群眾。在當時揭穿他們的嘴臉，使其露出真相，以免群眾上當，是非常必要的。

《新臉譜》短小精悍，不足500字，但筆鋒犀利，語言辛辣，鞭撻入骨，如“潑旦”“半陰小生”“洋四書”“洋禮記”等等。當時作者只有20歲，而筆調的老辣、文字的凝練，很接近于魯迅先生雜文的風格。魯迅先生曾用“唐俟”的筆名寫過雜文，所以他對唐弢說：“我也姓過一回唐的。”（《瑣憶》）這就難怪那些“看文章專用嗅覺”的人誤以為唐弢即唐俟，把唐弢寫的文章記在了魯迅先生的名下，要大加追查和討伐了。

陳代（林微音的化名）看了唐弢的文章后，就曾含沙射影寫了一篇《略論放暗箭》。文中講道：“前日讀了魯迅的《偽自由書》的《前記》與《后記》，略論了告密的，現在讀了唐弢先生的《新臉譜》，止不住又要來略論放暗箭。”“唐先生攻擊的方面是很廣的，而其一方是‘放暗箭’。可是唐先生的文章又幾乎全為‘暗箭’所織成。”“要自己先能放暗箭，然后才能罵人放。”他指桑罵槐，向魯迅先生“嗚嗚”不已。唐弢的文章也成為他攻擊魯迅先生的靶子。

林默（廖沫沙的化名）也曾借題發揮，在《論“花邊文學”》中寫道：“近來有一種文章四周圍著花邊，從一些副刊上出現……這花邊體的來源，大抵是走入鳥道以后的小品文變種。據這種小品文的擁護者說是會流傳下去的（見《人間事》：《關于小品文》）。我們且來看看他們的流傳之道吧。六月廿八日《申報》《自由談》再有這樣一篇文章，題目叫《倒提》……”

廖沫沙在上文所舉的《關于小品文》，其實是唐弢寫的，是由魯迅先生介紹給《人間世》半月刊的。1936年魯迅先生出版雜文集《花邊文學》，他在序言中寫道：“這一個名稱，是和我在同一營壘里的青年戰友，換掉姓名掛在暗箭上射給我的。”魯迅先生所說的暗箭傷人的“同一營壘里的青年戰友”，指的就是左聯成員廖沫沙。

廖沫沙攻擊的《倒提》，確是魯迅1934年在《自由談》上發表的一篇雜文，大意是說，租界里立法，不許倒提雞鴨，反對虐待動物，違者將受處罰。于是便有人“大鳴不平”，譴責洋人待華人不如雞鴨。魯迅為此寫了該文加以辯證，魯迅先生認為，大可不必與雞鴨攀比，雞鴨不能抵抗，所以需要保護，而人是能夠自主的，要自己爭氣，不必寄望別人的不虐待。不久，報紙上便出現了署名“林默”的批駁文章《論“花邊文學”》，痛詆《倒提》一文為洋人說教辯護，大搞買辦文學。

唐弢初入文壇，文藝界對他的名字并不熟悉，但其雜文頗有魯迅雜文的風骨，批判者便將其作為魯迅的一個新筆名加以圍剿，因而對魯迅先生嘲弄咒罵，造謠誣蔑，無所不用其極。然而魯迅先生卻把一切都承受了下來，并不作辯解，反而笑著替唐弢挨罵。1936年1月7日，魯迅在致徐懋庸信里提到編書時的心情，只是淡淡地說，重讀這篇“化名文章，真有些‘百感交集’”。而唐弢每次讀到這段文字，都會心潮澎湃，魯迅先生的寬厚和愛護讓唐弢刻骨銘心，永志不忘。

親炙與私淑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師從魯迅進行“魯迅風”雜文創作的作家不在少數。唐弢是魯迅雜文門生的重要一員。唐弢曾經在1936年寫的《記魯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過自己的雜文寫作經歷。他說：“直等讀了魯迅先生的文章，得到和魯迅先生通信的機緣，以至面領先生的教誨以后，這才漸漸地使內心充實起來。”與魯迅先生的相識，對唐弢后來的寫作意義非常重大。正如他自己所說：“從這以后，我的匕首和投槍，就有了較為明確的目標。”

“我的第一本書，最初也是經魯迅先生介紹給一家書店，而后又由另一家拿去出版了的。”唐弢在《瑣憶》中講道。1936年3月，上海天馬書店出版了唐弢的第一本雜文專著《推背集》。魯迅先生致唐弢1936年3月17日信中曾提及此書的出版情況：“天馬書店好像停頓了幾個月，現在聽說又將營業，《推背集》當可出版了。至于文化生活出版社那一面，收作品的只有《文學叢刊》，是否也要和文學關系間接的文章，我可不知道，昨已托人去問，一得回信，當再通知。”魯迅先生曾兩次在信中談及此書如何出版，并幫他聯系出版界朋友。最后，在魯迅、陳望道的幫助下，唐弢的書終于得以順利出版。

繼《推背集》之后，唐弢陸續出版了《海天集》《投影集》《短長書》等雜文集，及至新中國成立，他依然執著于雜文的創作，先后出版《上海新語》《可愛的時代》等，因而贏得了雜文家的稱譽。

從第一次見到魯迅先生，直到魯迅先生生命的最后三年，唐弢身受垂教。他自覺地向魯迅先生學習，并不時得到魯迅先生的悉心指導，這為他的雜文寫作和出版提供了很大的幫助。《瑣憶》正是通過他與魯迅先生交往過程中點點滴滴的生活細節的描寫，為我們塑造了一個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魯迅先生，進而使這篇散文具有深沉的力量和雋永的魅力。

有人稱唐弢是“魯門弟子”，他卻謙虛地說“認識魯迅先生較晚，又沒有具體工作關系，因此，我和他的接觸并不多”。而且也從來沒有聽過魯迅先生講課，因此沒有資格充當魯迅先生的學生。回顧當初，唐弢也曾感到遺憾。“曾有整整三年時間，可以向魯迅先生請教，不幸忙忙碌碌地為生活奔走，‘饑來驅我去’，結果還是將時間白白地浪費了。”但“在這不多的接觸里，魯迅先生確實教育了我”。有些后來的研究人員據此稱唐弢為魯迅的“私淑弟子”。私淑者，未能親自受業但敬仰并承傳其學術而尊之為師。而筆者卻認為，唐弢對魯迅先生是仰之彌高、鉆之彌堅，恰如顏淵對孔子的感慨：“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即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唐弢用一生的刻苦研究和矢志追隨，完美地證明了自己是魯迅先生薪火相傳的“親炙弟子”。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