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越過圣貝爾納山（1805） 雅克-路易·大衛工作室 作

在東西方藝術發展史中，人物畫向來是繪畫藝術里的重要類別。尤其在西方，無論是古典時期抑或進入到現代主義，人物畫總會通過創作主題、表現手法、畫面細節等要素，透露出描繪對象、創作者以及委托人的時代背景、身份地位、個性特征、心理活動等重要信息。因此觀看一幅人物畫作品，實則是打開了一扇了解當時社會歷史發展的大門。

目前正在國家大劇院展出的“時代的容顏——東京富士美術館藏西方人物繪畫精品展”囊括了從文藝復興至現代主義以來、橫跨西方藝術500年的52位藝術家，如委羅內塞、安東尼·凡·戴克、弗朗索瓦·布歇、雅克-路易·大衛、安格爾、雷諾茲、庚斯博羅、米勒、柯羅、瑪格麗特、安迪·沃霍爾等一眾名家大師創作的56件真跡，這些作品涵蓋了神話、宗教、歷史、風俗等多種主題，通過“人神之境”“赫赫聲名”“別樣人間”“所謂伊人”“一夢浮生”五個部分徐徐展開了一幅書寫西方人物繪畫簡史的長卷。

人文精神下的世俗轉變

自700多年前，意大利人喬托在二維畫面中有意識地構建帶有透視感的三維空間起，一縷人文主義的光芒便刺破了中世紀千年來以“神性”為主的桎梏，使“人”成為世界的主宰。此后，隨著文藝復興的蓬勃發展，人文主義浪潮從佛羅倫薩不斷涌向歐洲各角落，其中，興起于16世紀的威尼斯畫派因其發達的海上貿易帶來的經濟繁榮，為藝術的發展奠定了良好的社會與文化背景。在威尼斯文藝復興畫家的筆下，即便是表現神話傳說與宗教題材，也是披著這些題材的外衣描繪威尼斯人的世俗生活，呈現出強烈的入世感。本次展覽展出了“威尼斯畫派三杰”之一的委羅內塞和其工作室共同創作的《男孩與仆從》，通過對人物衣著、神情和場景氛圍的營造，精心刻畫出威尼斯貴族的日常生活，帶有濃厚的人文精神。

在與魯本斯齊名的巴洛克時期畫家西奧多·范·圖爾登創作的《赫拉克勒斯和翁法勒》中，我們也會看到神話中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褪去了神的光環，被描繪成一個有血有肉、充滿情感的中年男子。諸如此類的神話和宗教主題在文藝復興以后的畫家筆下獲得“人”的力量，從此，人與神的界限變得模糊，神靈也擁有了現世的意義。

凝固畫布中的絕代風華

在攝影術沒有出現的年代，王公貴族與英雄人物通過畫家繪制的肖像得以留存形象，肖像畫不僅體現出被描繪對象的身份與權力，也承載了記錄他們豐功偉績的重要使命。

作為十七世紀重要的肖像畫家之一，身為魯本斯助理兼弟子、來自弗蘭德斯的肖像畫家凡·戴克在西方繪畫史上占據重要的地位，尤其是他為英國國王查理一世效力的那些年，通過松弛且自然美化的創作手法為查理一世創作出多幅肖像作品。凡·戴克不僅改變了英國肖像畫過往的僵化傳統，還為后世樹立了為皇室畫像的重要范本，而這種風格也為英國肖像發展帶來了長達一個半世紀的影響。本次展出他為威廉三世祖母——阿瑪麗亞·馮·索爾穆斯-布勞恩菲爾斯創作的肖像作品中，能夠看到畫家用特制的“凡·戴克棕”鋪陳了整幅畫面，典雅的設色襯托出畫中女士的高貴與優雅，衣領和袖口處手工蕾絲的精致和華貴的珠寶也彰顯出模特身份的尊貴。阿瑪麗亞手中握著代表幸福美滿的“桃金娘”花，成為暗喻她以賢良與智慧治國理家的重要道具。

此次展覽的另一重磅展品是由新古典主義畫家雅克-路易·大衛工作室繪制的《拿破侖越過圣貝爾納山》。關于這一歷史事件，不同畫家曾創作了不同版本，雅克-路易·大衛也創作了五個版本，但拿破侖本人最為滿意的就是這幅他威風凜凜騎在馬上、紅色斗篷隨風飛揚的形象。這件作品不僅體現出新古典主義對古代希臘、羅馬藝術的回歸與借鑒，更成為彼時為英雄人物造像的典范。

傾瀉筆端的世間百態

隨著18世紀啟蒙運動的興起，歐洲迎來了繼文藝復興之后又一次時代的覺醒。知識分子與藝術家們開啟了一種獨立于宗教或神話的、帶有批判性的思考方式，畫家們也將目光轉向對古代世界、文學作品以及對日常生活的觀察。在此后18、19世紀的人物畫發展中，不僅有服務于皇室貴族、滿足上流社會輕松享樂需求的洛可可風格，也有如巴比松畫派米勒、柯羅對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描繪。

作為法國皇家首席畫師、洛可可藝術的領軍畫家之一，弗朗索瓦·布歇在路易十五執政時期的藝術界具有舉足輕重的話語權，他以輕快、細膩和精致的繪畫形式，展示了貴族們縱情享樂的奢侈生活。展覽中布歇創作的《田園樂章》和《鄉村的樂趣》是典型的“雅宴畫”，這種“雅宴”主題由同為洛可可風格的法國畫家讓-安托萬·華托創造，被布歇等同時期畫家繼承，表現了上流社會男女在田園中戀愛嬉戲的場景，傳遞出人在自然中的閑適與和諧。

然而當藝術家受啟蒙運動影響開始以批判性眼光看待社會時，他們中的一部分人開始參與到對社會現實的批判與揭露，并通過贊美自然和謳歌勞動者形象的方式喚起大眾的良知。巴比松畫派代表畫家米勒的一生幾乎都與農村和土地糾纏在一起，他正是因為見識到城市中產階級的傲慢與奢靡，才激發起對農民和真實生活相親近的渴望。《拾穗者》這類農民題材作品表現出米勒的無限才華，也在樸實凝練的藝術語言中濃縮了他對于生活本質的理解和強烈的社會批判意識。

伊人容貌里的世事變遷

在古往今來的文學藝術作品中，女性都是被描摹的主要對象。自文藝復興以來，女性肖像畫大多是皇室貴族委托創作的作品，直至18世紀末期，越來越多的平民女性形象進入到世俗化的繪畫場景中，雖然女性肖像作品仍然以男性藝術家視角作為主導，但除了典雅端莊的傳統形象外，具有個性特點和自主意識的女性形象也開始凸顯。在亨利·穆拉德《一位衣著時髦的女士肖像》中，我們可以看到新古典主義時期最為流行的女性裝束和感受到彼時女性的氣質；約翰·辛格·薩金特筆下的《哈羅德·威爾遜夫人肖像》則更是體現出，畫家在對創作女性肖像形式探求過程中所蘊含的現代意義及解放意義。

進入19世紀末20世紀初，各種先鋒藝術運動紛紛涌現，藝術語言的邊界也在一次次“反叛與革新”中不斷被拓寬。在人物畫創作領域，人物形象變得越發偏離寫實，甚至超越了現實。藝術家的創作也不再以構建人物形象為主要目的，而是通過或充滿隱喻、或夢幻神秘等多元表達方式抒發著自我的思考與感受，也探索著藝術創作的新形式。超現實主義畫家馬克·夏加爾的《馬戲》給觀眾營造出原始而瑰麗的奇異童話；波普藝術家安迪·沃霍爾的創作更是突破了藝術與生活的邊界，從此，藝術不再是少數人的特權，而是真正走進了人民大眾的生活。

縱觀這場跨越五個世紀以來的西方人物畫大展，我們會發現，人物繪畫從不止于“容顏”，那些凝固于畫布的人物形象，恰恰留下了時代變遷的痕跡。

（作者系國家大劇院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