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文學史頗有研究的趙園先生曾說，她平時不太看同行學者的文章，倒是對于畫論、詩人隨筆更感興趣。我覺得這種感覺，大約是對學院派失望的姿態，無法從書齋里的學者的表述中受到啟示的緣故。尼采當年說喜歡讀血寫的書，講的也是類似的道理，因為那里有舊的筆墨所沒有的氣象。人們之所以推崇非書齋氣的文章，可能是審美中有超常的思維在，一定程度冒犯了平庸的思維。詩人與畫家往往有一種前衛性的東西，他們的書寫帶出許多未被體察的生命之悟，超常里有跨越語言的意象在。

我過去翻看詩人馮至的《山水》，覺得他的散文比他的詩歌要好，寂寞的詞語里流動著大地的血脈，里爾克式的冥想化為了漢語的格式。后來他寫小說《伍子胥》，詩性的流水淹沒了一切，好似也讀出哲學家的味道來。這種感受，說明詩化文體能給人帶來妙趣。記得有一年偶然讀到木心紀念蘭波的文章，很是意外，那文章直逼法蘭西綠叢里的精靈，天地之門被打開了。后來才知道木心也是一位詩人，他的隨筆就不像一般作家那樣有板有眼，跳躍中風情漫漫、雜趣種種。詩人寫文章，是不拘一格的，看似隨意點筆，漫不經心，整體感是帶著韻律的，詞語間藏著一些深意。他們在語句里避免與陳詞相遇，以陌生的方式置換了漢語的語法，句子與句子、詞與詞以翻轉的方式重新組合，顛覆了世俗性的表達。回想一下巴別爾、博爾赫斯的寫作，也是有幾分這樣的氣味的。

綠原先生在晚年被注意到的不是他的詩，而是他的那些散文與隨筆。他寫人物，嘆歷史，道世情，一如其詩歌一般是血液的噴吐，心緒是寬廣的。我記得詩人寫自己的友人胡風、阿垅和路翎，畫面是伴著旋律的，而沉入時光深處的幽思汩汩地從感知的閥門中流出，處處可感到那思想的爽意。他好像也深受歌德、里爾克的影響，在什么地方也有著批評家的特點，沒有幽閉般的自語，章法中是大地江河般的縱橫馳騁。與他相似的牛漢、邵燕祥等，寫詩之余，都有不錯的文章傳世。他們在讀書札記類的字里行間，依然做著詩歌里沒有做過的詞語實驗，即建立一種現代性意味的表達形式。所以，讀詩人的散文作品，會發現對于舊式文章突圍性的風聲。

多年前，王家新先生送我一本隨筆集《為鳳凰找尋棲所》，里面的文章都像他的詩歌一般，純然的感受中多了向流俗挑戰的神色。王家新是翻譯家，也是詩人，他譯介的策蘭、曼德爾斯塔姆、茨維塔耶娃，都是與他自己的生活環境全然不同的人，而思想是從特有的詞語里誕生的。翻譯這些域外詩人的作品，也是在尋找漢語的另一種空間。所以，那異質的格式也傳染給了他，由此也讀出海德格爾以來的哲學妙悟。只是王家新沒有向哲學的世界挺進，專心于詩學里的逆俗意識，文章顯然是在域外詩論基礎上延續的。我對于他散文的印象深于他的詩歌，看他寫域外訪學的隨筆、談策蘭的札記，都神靈飛動，將平淡的文學水面打破了。詩人西川將這類寫作看成漢語的重新自我定位，看來許多詩人持的是相近的態度。

我年輕時讀到荷爾德林談論希臘哲學的文章，難忘的是這位詩人的哲學感覺。詩人和哲學家有時候思考的是相近的問題，除了形而上的那一面，其實也存在母語自身更新的實驗。高明的哲學家都不用被污染的語言說話，而是從日常里看到人們沒有自覺意識到的東西。所以，許多詩人最后都不自覺地向著思想史和哲學史里的難點靠近，以自己獨創的表達與古人對話。荷爾德林在論《安提戈涅》的時候說：“心靈為了至上的覺悟而回避意識，在當下之神真正攫住它之前，以大膽的、往往甚至是瀆神的言辭對待神，從而保持精神的神圣而生動的可能性。”這已經越過語言，指向了生命的幽微之所，他的表述也暗示了有比詩句更為重要的東西存在。

詩人何向陽有一本隨筆集《澡雪春秋》，在體例上是另一種選擇，討論的是古文化的幾個代表人物。她的寫法與一般的詩人筆記又有所不同，詩人腔被抑制了，舊調在雜感般的敘事里消失。或許受到《且介亭雜文》的啟示，要彌合職業感帶來的縫隙。她以散步的方式，言及古老文脈的幾個重要人物，談儒、道、俠、釋等，并不求邏輯性的表述，走筆中追求的是雜文體的交融，力求在頓悟、冥想、詩意中尋覓思想的本然之氣。自然，這也是和古人的一種交流，思緒是敞開的。看慣了學院派的表述后，覺得這種寫作不是在追求整體性和系統性，而是讓語言的碎片折射數種靈光，錄下生命體驗的瞬間的圖示，在品味、凝視、追問中，靠近那些遠去的靈魂。史鐵生生前寫存在與虛無的時候，用的也是詩化的筆法，這些更接近于形而上的高地，邏輯性的盤詰消失的時候，思想也成了詩。

但是，中國的儒、道文化多流于文字之間，如何行路、如何創造新式生活，士大夫留下的經驗多是單薄的。比言說要靈動的，是人的生活質量的提升，《澡雪春秋》最為推崇的是超越語言的人的行為。即從現實的越格的選擇里，達到人的真的境界。這里，還有著比語言更為重要的選擇，即“以人作筆”的寫作。作者借著對古人的描述，寫了這樣一段話：“對于俠來說，儒、道的述而不作最后走到了他自己的反面，連篇累牘的著述方式沒有繼承它起點時不寫的精神，‘注’的風氣很是旺盛，而且在這一文化中重新找到了對這一方式或說是背叛的認同，要不，就是那起源時的不言的方式與立言的內涵相脫節的虛偽性所致；俠卻一直是真正意義的書寫者姿態，以人作筆的書寫，省略了紙墨，躍過了語言……”

這道出了語言之外的另一層境界，即生命書寫的意義。按照此觀點，許多言辭漂亮、帶有文章家氣質的人，未必比改造社會的實踐者更有眼光。想想歷史上的錢謙益、周作人，還有大名鼎鼎的海德格爾，他們在詞語上造詣非凡，而人格上不免存在缺陷。倒是嵇康、杜甫、拜倫這類人物，在精神上給我們以無形的沖擊力。凡是改變人類思想路向的思想者，都是在流行語之外展開自己的思考者。晚清章太炎的非凡之處，大約就是對“述”的超越。章太炎曾經用莊子的思想解釋佛學，那都是感到了言者之虛和虛者難言的一面，說起來是體悟深深的。章太炎的學生中，魯迅是得老師的要義的，他不僅僅是思想者，也是偉大的行動者。行動的逆俗和獻身精神，比坐而論道的意義更深。中國的詩人多矣，而我們念念不忘的常常是屈原式的殉道者，他們生命的本身有著最為亮眼的思想之光，不僅僅創造了表達的奇跡，也顯示了生命軌跡的不凡。像他們那樣在荊棘中走來走去的人，言之也深，行之亦遠，言行如一，確為難得的“以人作筆”的書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