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果把人生中經歷過的時光對折，中點剛好落在我離開村莊的六月。

平原一望無際，麥田已經收割，腳脖子高的麥茬正式宣告夏收結束。秋播已經開始，大地的繁衍生息有自己的節奏。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這是光景在鄉村的價值。生活在村莊的人們無法逃避在這種環境下耕作的命運，只能頭頂烈日，在鋤頭的上下翻飛中，尋找生活給予他們的多一點可能。

當然，他們也曾經用自己的青春與力量與現實抗爭，試圖通過一切可能的方式在自己的命運中尋求一種突破，一批又一批人陸續從村莊走出去，從密不透風的莊稼地來到高樓林立的城市。城市，是每個鄉村人對未來生活的向往，這其中自然也包括我。

離開村莊之前，我對城市并沒有具體的概念，如果非要說有，那就是有高樓，有汽車，而且不用干農活。這成了我逃離村莊最充分的理由。

我在一個清晨出發，太陽剛剛將上下兩排睫毛睜開，布滿血絲的眼睛將天空染得通紅，給我的逃離渲染了一絲悲壯。我的離開并沒有人知道，就像荒灘上肆意生長的雜草被人隨意拔掉一棵，周邊草木依舊茂盛，看起來并無兩樣。

高考已在昨天結束，那些未答完的試卷在歷經一個白天和黑夜之后，依然固執地在我腦海里盤旋。題目下面的每一處空白，都是一個讓人現出原形的照妖鏡，聰明或平庸、偷懶或勤奮，在一張高考試卷面前沒有任何隱藏。

在中原大地的鄉村世界中，高考是農村人走向城市最為便捷的方式，這種思維幾十年來一直在我生活的村莊根深蒂固。當然，人們認知中的“走進城市”，是一種體面的方式，風吹不著，雨淋不著，逢年過節衣錦還鄉，絕非是指外出靠出苦力討生活之類的職業。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我“走進城市”的方式表現得極為平庸。上交高考試卷的時候，不用閱卷老師打分，我就已經提前知道了結果。我被幾張試卷判了死刑，以灰頭土臉的模樣，提前確定了自己與城市產生關聯的方式。

時隔二十年之后，我一直對經七路緯三路交叉口記憶猶新，它就像我當時人生的十字路口，表面上有四個方向的選擇，而真正容納我的只有東北角的那個名叫“水記大排檔”的夜市小吃攤。它容納了我的身體，也包容著我對城市的所有好奇與向往。即便時至今日，它早已在城市化進程的拆遷中先變成磚頭瓦礫，而后又被夷為平地，但在我心中的地位依然堅挺不衰，傲然得如同二七廣場的紀念塔一樣，成為深扎在我內心的城市地標，讓我在無數個夜晚，行走在城市的街巷中，都會回想起那段煙霧繚繞的日子。烤肉混合著孜然的香味彌散在大街上，那是鄉村從未出現過的味道，一定程度上，我把它們與城市畫上了等號。因為即便是如此低端的飲食消費，村莊里也不可能出現，至少在當時還是城市街頭的專屬。

對于生活來說，那是時間在大地上書寫現實的生活表達，對于很多像我一樣漂在城市的人來說，這是一個可以填飽肚子最為實惠的去處。我時常會在客人散去之后，坐在門店前面的馬路牙子上，看穿梭在城市道路上的人群，他們操著不同地方的口音，這些方言我無法判斷歸屬哪里，但我知道，他們此刻與我同在一座城市。他們是食客，我是店里的伙計，我們從天南海北不約而同來到這里，在充滿煙火氣的燒烤攤上相遇，在很少甚至沒有語言的接觸之后，依然以陌生人的身份各奔東西。這是我與城市的交流方式，也是與如我一樣寄居在城市的外來人結識的方式。

二

沒有人知道我去了城市，包括我的父親母親。時間剛進入21世紀，通訊方式還比較有限，只有一些城里人才有資格在腰間挎一部手機。手機笨重，功能也十分有限，僅僅支持打電話和發信息，但在當時，那是一種經濟實力最直觀的表現形式，不用任何華麗的修辭，簡單干脆，一目了然。

對于農村人來說，那是一種奢侈的存在，別說是手機，哪怕是相對經濟實惠的固定座機電話，父親在努力兩年之后，依然沒有勇氣向電信局提出申請。在這件事上，他總是在給自己找各種借口：家里還沒有人出去，裝了跟誰聯系呢？城里也沒有親戚，裝了有啥用呢？不用還要每個月交座機費，不劃算，等孩子考上大學了再說吧……

其實父親也曾動搖過，每次電信局的工作人員到村子里其他人家安裝電話的時候，父親總是有意無意試探性地問：現在還要交初裝費嗎？然后自言自語：每個月的座機費要是能取消就好了……

因為沒有電話，我沒有辦法通知家里人我去省城了，只是在離開校園的時候托同村的同學把信捎回家，告訴父母暑假我決定在縣城里找一份臨時工，為家里掙一點生活費。當然，這只是冠冕堂皇的理由，真實的原因是我無法面對父母，無法面對生活的村莊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我沒有勇氣回到村里，不知道該如何回答七大姑八大姨對我高考情況的關心與咨詢，只能以逃避者的姿態為自己保留最后的虛榮與尊嚴。

對家人來說，這不是一種商量，而是生硬的告知，簡單、粗暴，不留任何商量的余地。我無法聽到父親反饋的意見。如果是我回到家里告訴他這個消息，自然是一萬個阻攔和不同意。我早就知道會是這種結果，故意選擇了先斬后奏。

我在縣城的街市上游蕩，每看見一個掛“招工”牌子的飯館或是店鋪，都要走上前去打探一番，看他們是否還需要一個沒有任何經驗的年輕人。在被一次次拒絕之后，我終于在一家店面不大的蒼蠅館子里找到了人生的第一份工作。狹窄、臟亂，僅能擺下幾張桌子的飯館，讓我以一種新的姿態與視角感受城鄉之間的差別。在那個狹小的空間里，我的內心總是下意識萌生一種自卑，盡管店里除了老板和老板娘，就只剩下我一個伙計。從城里人的角度來說，他們的生活狀態并不鮮亮，但我依然在內心羨慕他們，不是因為他們生活得崇高，而是面對城市的時候，我習慣了仰視的角度，仰視城里的人、房子，甚至是路邊的一草一木，歸根結底，是我內心過于卑微。

即便如此，我并沒有在這樣的飯館可以長久容身。不久之后，老板的小姨子也到姐姐的店里做幫手，讓我顯得有點多余。這個和我一樣來自農村的姑娘，并沒有人們對農村人認知中的樸素與善良，她白白胖胖的臉上藏著大量過剩的膠原蛋白，即便使出渾身力氣也很難讓一絲笑容在面頰上呈現。她總是以一種呼來喝去的態度對我指手畫腳，即便我把原本油膩的地板和桌子擦得一塵不染，依然不能得到她的一個贊賞。她像是這家店的主人，直接取代了老板，老板似乎并不在意，對我們的戰爭總是視而不見。

我終于在一個晚上爆發了。打掃完所有衛生，在收拾碗筷的時候，一個盛裝調料的小碗不經意間掉在地上粉身碎骨。她竟然指著我的鼻子破口大罵，還帶出了侮辱我母親的臟話。如果說之前的所有負面情緒是堆積在內心的火藥，那一句臟話就成了引燃火藥的導火索，我當著老板和老板娘的面一只手掐著她的脖子死死地把她頂在墻上，另一只手下意識地抄起一個盤子就要往她臉上砸。

我的舉動讓所有人震驚，其中也包括我自己，我一向覺得自己是個相對文明的人，如此暴躁地對待一個人，還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好在老板反應得快，從后面緊緊抱住了我的手臂。

結果自然不歡而散。我沒有拿到一分工錢，但我依然記得離開時的決絕，像是一個英雄悲情地離去，去尋找一個新的棲身之所。很長一段時間，我一直想不明白，一個鄉下來的人為什么要對另一個鄉下人如此傲慢與無理。直到無數次看到某些公司或是小區的保安，經常對著快遞或是外賣小哥頤指氣使，我多少在其中看到了那個胖胖的女人。本是同病相憐的人，何必相互為難？

三

我在暗夜里行走，縣城的夜晚并不沉寂，慶幸是在夏天，有沒有藏身之處影響并不是很大。商業街北口的一家燒烤攤已經結束一天的忙碌，我主動湊上前去，問攤位老板還要不要勤雜工。老板操著一口濃重的東北口音說，今天是最后一天出攤，明天就到鄭州開店了。接下來的話我自己都有點不敢相信，面對這個只是剛見面的東北漢子，我竟然毫無防備地問：“那你鄭州的店要勤雜工嗎？”

老板放下手里正在收拾的東西，一臉詫異地看著他面前瘦瘦弱弱的年輕人，愣了一會兒，突然笑了：“要，咋不要呢，你去了我就要。”

在這之前，我并沒有去過鄭州，對這座城市的了解全都來自某些商品上的地址備注，或是村里去那里打過工的人。他們總是把這座城市描述得天花亂墜，它的繁華與熱鬧，給了我不懼風險的勇氣。

我知道那是一場賭博，但我總在內心懷揣一種僥幸，認為不會那么倒霉遇到惡人。我問老板要了地址，他并沒有太當回事兒，隨口說了“經七路緯三路”交叉口東北角“水記大排檔”。他把這句話當作不經意間的玩笑，而我卻當了真，平生第一次斗膽去了省城。

四

從城市的角度來講，鄭州并不是第一個闖進我生活的地方。在關中平原西部，那個叫寶雞的城市，至今我也沒有機會去過，但絲毫不影響它在我的生活里野蠻生長三十多年。

我的出生地在河南北部的一個小村莊，距離縣城算不上十分遙遠，但在20世紀90年代，騎自行車或是趕馬車都需要半個上午才能抵達。因為交通不便和觀念上的差距，農村人很少進城，城市里的人也很少過來。

我們家住的胡同里有四戶人家，除了我們之外，其他三戶鄰居都有城里的親戚。逢年過節的時候，時不時有桑塔納或是吉普車開進胡同。這是胡同最熱鬧的時刻，車子像是一條橫在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界限，車屁股后面汽油尾氣的味道，是我最早理解的城市味道。它像是注入小村莊的興奮劑，刺激著我身體內部的每個細胞。

每次車子離開，我們都會追著汽車跑出去很遠，直到我們的泥腿被車輪遠遠甩在身后，看不見車子的尾燈，才意猶未盡地停下腳步。我們追的不是汽車，而是對城市的向往，渴望汽油的味道從鼻腔進入五臟六腑，改變自己作為農村人的基因。

城市到底什么樣？有高山嗎？有河流嗎？需要日復一日下地干活嗎？走進城市之前，這些好奇一直充斥在我的腦海里。

五六歲的時候，得知有一個姑姑生活在寶雞，雖然在這之前我壓根沒見過她，但并不影響我因此產生的興奮和躁動。我終于跟城市發生血脈上的聯系，雖然遙不可及，但內心的渴望始終狂喜不已。

很長一段時間，只要不上學，我都會守在胡同口，期盼有一輛冒著尾氣的汽車從遠處駛來，拐進胡同，“嘎吱”一聲停在我家門口。很多時候，我甚至還會專門跑到村口，盯著路上為數不多的汽車，心里一遍遍祈禱：開過來吧，開過來吧，快開到村子里吧！絕大多數時候都是失望的，我聞著那飄然而去的城市味道，一次次興奮變成一次次失落。

也有好幾次，我的祈禱是有作用的，車子真的開進了我生活的村莊，并一點點靠近我住的那條胡同，但結局又是一次次失望，車子最終停在了我鄰居家的門前。我聞著汽油味兒帶來的那點城市味道，失落地坐在庭院里的板凳上。還有一次，汽車在前面飛奔，我光著腳在塵土飛揚的馬路上追。車子拐進了胡同，開到第一家的時候，我祈禱，往前開，往前開；開到第二家的時候，我祈禱，往前開，往前開；開到第三家的時候，我的心開始怦怦地跳，臉也開始紅熱起來，肯定是我姑姑來了，停下吧，停下吧。車子真的停下了，不偏不倚停在那個破舊的院落門口，車還沒停穩，我就站在了車門位置，汽油味撲面而來，我第一次感覺自己跟城市的關系那么密切。

車里的人沒下車，隔著窗戶問我，你知道哪個是某某家嗎？我像是從美夢中驚醒一樣，整個身體都處于麻木狀態，伸手指了指胡同最里面一家。我開始懷疑我是不是真有這么個姑姑，一次又一次跟父親確認，父親說，跟你說過多少次了，你姑在寶雞。

直到一個陌生女人出現在我家門口，父親熱情地往家里迎，并催促我：“趕緊去給你姑倒水”，我才算真正見到傳說中的姑姑。同來的還有一個留著和魯迅一樣胡子的男人，后來我才知道，那是我姑父。他們沒有開車，步行過來的，這讓我有些失望。城里的人不都是開汽車的嗎？我的這點失望很快被另一種興奮點燃，姑父說，他是開火車的。

那個我第一次見的男人，形象瞬間高大起來。很短的一段時間，我姑父會開火車的消息傳遍了胡同，傳遍了我所在的村莊。從此，我走路的姿勢也開始自信起來，我不但有了城里的親戚，還有一個會開火車的姑父，足以讓全村同齡的小伙伴投來羨慕的目光。甚至有人想欺負我的時候，會有人主動替我說話：“別惹他，他會叫他姑父拉一火車人來揍你?！?/p>

比姑姑到來還要讓我興奮的，是他們想把我帶走。這不是官方消息，只是聽一個鄰居說的。姑姑結婚幾年，一直沒有孩子。我兄妹三個，我排行老二，他們想把我帶到寶雞去，當作自己的孩子。得到這個消息的時候，我絲毫沒有要背井離鄉的苦悶和要被父母遺棄的痛苦，內心反倒夜以繼日充滿期待。

我終于要離開農村了，要去那座叫寶雞的城市，終于不用追著汽車才能聞到那心馳神往的汽油的味道。我要扔掉母親用紅色的花布給我縫制的棉布書包，把腳上那雙被大拇腳趾頂破的布鞋扔進村口填滿垃圾的小河，我不要再穿帶著補丁的衣服。我將有一個帶著雙肩背帶的書包，穿上一雙潔白的旅游鞋，每天把頭發洗得柔軟蓬松，用牛奶面包代替早上的玉米糊糊。

姑姑走后卻再也沒有回來。我說出去的那些引以為傲的話，變成了笑話。我又聽說，是母親不同意姑姑把我帶走，為此我氣沖沖地推開家門，質問正在搟面條的母親，憑什么不讓姑姑帶我走。母親停頓一下，不急不惱：“別聽村里人瞎說。”

五

種子一旦發芽，便開始瘋狂成長，那種成長是野蠻的，沒有章法的。在這之前，我沒離開過村莊，甚至連鄉里都沒去過。但我知道，距離村子東南方向大約十里地的地方，有一個火車站。

對我來說，火車已經不單純是一輛交通工具，而是我走向遠方逃離村莊的捷徑。在一個周末的午后，我走出胡同，走出村莊，一路摸索著找到了那個傳說中的火車站。令我意外的是，火車站竟然沒有乘客，也看不到火車，直到太陽快落山的時候，才有一輛火車徐徐停下，依然沒有人上車下車，單純卸下來一批貨物后，又冒著濃煙啟動，駛向遠方。

太陽躲進最后一片晚霞，我也未能如期待的那樣看見載滿乘客的火車，更沒有見到我想象中意氣風發開火車的姑父。在這之前，我想象了很多場景：火車停下來，我像風一樣地跑過去，沖著火車頭里那個留著魯迅一樣胡須的男人歡呼，他看見我后先是驚訝，然后咧嘴露出滿嘴的牙，一把推開火車駕駛室的門，一個箭步跳過來，把我舉過頭頂，然后再在空中轉上幾個圈，等乘客全上了車，把我抱進駕駛室，一路帶到寶雞；我甚至還想象了另一種情形，要是看門的保安不讓我進去，就趁他不注意，找個空當“嗖”地一下溜進去，即便是被他逮住，哪怕咬傷他的胳膊也要沖進站臺，只要見到姑父，什么問題也都解決了……

夜幕來臨的時候，我想象中的場景一個也沒有出現。那輛滿載貨物的火車已經走遠，連車頂煙囪里冒出的白煙都被夜幕籠罩。我踩著火車道上的枕木和石子，腦子里還在想著與寶雞關聯的東西。這些石頭是從寶雞的山上采過來的嗎？那枕木會不會也是那里的山上長的？要是沿著火車道一直往西走，能見到姑姑嗎？

在當時很長一段時間，我對母親都心懷抵觸，在心里埋怨她為什么不讓我隨姑姑去城里生活。直到我自己有了子女，才算真正理解母親，為人父母，誰會把自己的孩子送給別人養呢？

六

時間給人生賦予了更多色彩和可能。離開村莊的這些年，我陸陸續續去過很多城市，有的久居，有的逗留，也有的僅僅是路過，我是城市的過客，城市也是我的過客。南下北上中，我在走進城市與回到村莊中不斷交替，一次次與城市無限接近，卻始終在鋼筋混凝土中難以尋找到歸屬感的頂點。村莊如同一個收放自如的磁場，時刻保留著將我收回的能力。即便我已在城市安家落戶、娶妻生子，有了與在村莊同樣長達二十年的生活經歷，但當別人問我是哪里人時，我依然會下意識說出河南北部那個縣的名字。無論我在城市里被貼上多少種不同類型的標簽，在內心深處，我生活過的村莊依然具有無法撼動的地位。

我變成了一只風箏，從鄉村的原野漂到滿是高樓的城市上空，煞有介事地認為自己早已脫離了泥腿子的俗氣，卻忽略了村莊是放風箏的高手，任憑我飛得再高再遠，她站在大地上的煙火氣里，每往回收一收手中的線，我就得乖乖跟著她的節奏一點點降落，最后棲息在長滿莊稼的泥土里。

城市與村莊在長達二十年的斗爭與較量之下，最終以明顯的劣勢敗下陣來。這讓我不得不承認，在村莊的牽絆之中，我始終無法在城市中實現一種精神上的抵達。高樓大廈只是安放了我的時間和肉身，遠去的鄉土卻始終霸占著我的靈魂。疲憊的時候，站在城市的樓宇中，總會在不經意間想起曾經被自己無比嫌棄的那個破敗的庭院，想起平原上那幾畝郁郁蔥蔥的農田。

在我的戶口還沒有從村里遷走的時候，我是村莊的村民，和生活在那里的每個人一樣，我的名下分有將近兩畝的農田。我在田地里播下農作物的種子，收獲一季又一季的糧食；我也在那里耕耘時光，肥沃的土地給童年往事提供了大量給養，天然的雨露如甘醇一樣讓歲月茁壯成長，四季一輪輪往復更迭，這些如鄉村煙火一樣的日常，在若干年后的城市生活當中，一點一滴匯聚成回望村莊的動力源泉。

沒有特殊情況，每年我都要從城市回到村莊。這些年，城市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鄉村也沒有停下腳步。尤其是近幾年，國家對新農村建設越來越重視，農民的收入越來越多，物質條件越來越好，生活質量越來越高，村里蓋樓由原來的兩層變成了三層。

每次回到村莊，左鄰右舍都下意識催促我說，你們也是在城市里混的，老家的房子就是臉面，不把房子翻蓋一下，你爸你媽在村里顯得多沒面子。父親也有此意，旁敲側擊地給我敲邊鼓，我每次都含含糊糊給擋了回去。

我不同意翻建老屋，不單是因為來自經濟上的壓力，更重要的是，我越來越無法回避一個現實，坐落在村莊之中的這幾棟平房，我早已不在此居住，它非但沒有從我的生活中消失，反倒扮演著一個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近些年來，我在外面累了、倦了，最想的不是出去旅游，而是回到老院子里坐坐，什么也不用干，也不需要人陪，菜園郁郁蔥蔥，鳥鳴清脆悅耳，所有的苦悶、委屈、不滿，都會像樹上掉下的一片落葉，讓人懂得要學會放下。如果是夏天，擁抱完老屋之后，還可以到田野里走走，風吹麥浪，一片片金黃此起彼伏，腳下泥土豐沃，整個人瞬間就踏實起來。

那一刻，我真正意識到，人和莊稼草木一樣，都是有根的，一旦在某塊土地里扎下了，即便是移栽到別的地方，根系內部也永遠保有原有泥土的記憶。這種精神上的抵達，是我與城市之間唯一的縫隙，無論我如何努力，內心最后的歸屬，只能回歸到遙遠的村莊。

王向明，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江蘇省作家協會簽約作家，魯迅文學院第23屆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學員。著有長篇小說《平實的夢想》《大浪淘沙》，長篇報告文學《永不打烊的警務室》。作品刊于《人民日報》《長江文藝》《啄木鳥》等。曾獲紫金山文學獎、冰心散文獎、江蘇省報告文學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