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明龍先生（1936—2023年）

許明龍先生去世已近百日，我和他的微信對話也永遠定格在2023年7月5日，他離世的前一天。

這幾年，工作中有幸結識的多位老先生先后故去。2016年是《盧梭全集》的譯者李平漚先生；2019年是《君主論》的譯者潘漢典先生；2023年初是《瑜伽經》《奧義書》的譯者黃寶生先生。黃先生我從未謀面，只是因為合同、書稿等雜事信函往來；李平漚先生因為《盧梭全集》的從無到有，從2006年開始，信函、電話是常規方式，但也會不定期當面拜訪，偶爾也會聊些家常；潘漢典先生則是我母校資深教授，也是我讀博期間的導師組成員，于我而言，潘先生既是工作上的學界前輩，更是我尊敬的親授老師，自然又多了一份感情。這些老先生去世時都屬高壽。雖然難過，但生老病死，人力難為，也都平靜地接受了。

但許先生似乎不同。

我與許先生2007年左右相識，那時我剛入職不久，尚屬新人。許先生有意重譯《論法的精神》，當時我是編輯室里唯一法學專業的編輯，領導便將我介紹給許先生，跟先生說我將會是他新譯本的責任編輯。初次見面，許先生是和夫人一起到的商務印書館，當時許先生大病初愈，師母似乎十分不情愿許先生攬下這個工作，當時我只是以為師母怕先生勞累，后來了解許先生，才明白師母的擔心絕非無的放矢。許先生將他的試譯稿交給我，讓我給他提提意見。我也向許先生表達了我的擔心，因為我雖然是法學專業，但不懂法文，作為法語原文的書稿編輯，實屬不那么適格。但許先生說，劍橋有個《論法的精神》的英譯本，是學界公認的權威譯本，他在翻譯的時候，除以《孟德斯鳩全集》伽里瑪出版社的法語版為底本，也會重點參考劍橋英譯本，我以劍橋本作為編輯底本，應該沒有問題。有了許先生的鼓勵，我也準備接受這個挑戰。

兩年之后，2009年，許先生交稿，除了正文主體，許先生還將孟德斯鳩寫作發表《論法的精神》前后，與18世紀同時期其他啟蒙思想家的論辯文章以及其他相關資料作為附錄，添加到正文前后，極大地提高了新譯本的文本價值。書稿交到我手里，一百萬字的篇幅，編輯加工就花了整整一年時間。這期間和許先生通信或見面無數次。許先生多次表示，《論法的精神》內容龐雜，涉及政治、法律、經濟、社會、地理、地貌、歷史、風俗等諸多方面，包羅萬象，尤其是中世紀有關封臣、封地等概念非常復雜，希望我們能找一些專家，幫他把關，消除硬傷。編輯室領導非常重視許先生的這些意見，分別找了法學專家趙明教授、中世紀史專家張緒山教授、世界古代史專家晏紹祥教授，從各自的專業角度對書稿提出了中肯的意見。許先生對此一直感懷在心，并在譯者前言里面專門致謝。一年后，我的編加工作初步完成，我將工作中發現的百余個問題提交給許先生，許先生逐條回復反饋。我的修改意見，有的他非常贊同，在問題下面批注“改得好”或“同意，請改”，有的是我理解有誤，他會指出我的誤，如果我心悅誠服，就遵囑不改，如果我仍有不同意見，還會繼續與先生討論辯駁，或者各自請教專家，再匯總專家意見進行斟酌，直到我們二人達成一致。待到發稿時，我撰寫了一萬余字的編加審讀報告，被當時館里的《編輯通訊》作為優秀審讀報告進行刊載，給了我極大的職業榮譽感。可以說，《論法的精神》新譯本是我編輯生涯的里程碑，我從中獲益良多，尤其是許先生的敬業、認真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論法的精神》新譯本出版后，商務印書館與北航法學院聯合舉辦了隆重的新書發布會，請了幾十名專家與會。許老師在會上首先向張雁深先生的譯本表達了敬意，真誠地說，他是站在張雁深先生譯本的基礎上進行重譯的，希望通過他的努力，能使這部名著呈現新的面貌，也懇請大家多提寶貴意見。許先生這么說，絕非泛泛而言或故作謙虛。在發布會上有位年輕學者坦率地提出了他的意見以及許先生譯本存在的一些問題，當時我有點緊張，畢竟學者都講面子，這種發布會說好話的多，說意見和錯謬的少。我看向許先生的位置，發現位子上沒人，我想壞了，估計是許先生生氣了，出去了。我正要起身去找，突然發現許老師坐在發言的那個年輕學者的后排，正在努力支著耳朵聽他說。原來許先生聽力不好，他坐在前排聽不太清這位年輕老師的意見，專門跑到他身后去仔細聽，當時我真是非常感動。

新譯本上市后，銷量極佳，首印五千，當年售罄，此后幾年都維持著年銷萬冊以上的佳績。但許先生的精力仍在譯本的精進提高上，甚至到網上的貼吧留言區，聽取意見。但網上言論，良莠不齊，無端惡意攻擊者亦不少，許先生十分認真，逐個回復，對正確的意見真誠道謝，虛心接受，但也因為那些不實攻擊頗為灰心。我屢次跟他說不用理會，許先生似仍不能釋懷。《論法的精神》新譯本此后多次再版，直至收入《孟德斯鳩文集》，每次都有修訂改動，最后收入文集時，改動數百處，小紙條密密麻麻，連“的地得”都仔細斟酌，力求完美。

《論法的精神》新譯本出版后，受到《盧梭全集》成功出版的啟發，我向許先生提議做《孟德斯鳩文集》，許先生考慮后欣然接受。這次師母再次抗議，我終于明白了師母為何不滿，實在是許先生一旦進入工作狀態，便通宵達旦，寢食難安，對于生過重病的七旬老人，確實是太過于消耗。合作過《論法的精神》，許先生為人的認真、性急我深有體會。我向許先生提出的問題，只要在睡前看到我的郵件，絕對當天回復給我。許先生最受不了的是拖沓磨蹭，他及時回復，自然也要求別人同等對待，即使我已經“看人下菜碟”，格外注意盡量及時反饋，但還是經常會受到毫不留情的批評。所以我也勸師母，工作是許先生的生命，如果沒有工作，他會非常萎靡，許先生一生都想過有意義的生活，不愿意無所事事。師母抗議無效，也只能作罷。

這之后，借鑒《盧梭全集》的出版思路，商務印書館建議許先生將孟氏主要著作重新翻譯，以統一風格體例，也可以從不同角度為讀者提供更豐富的譯本參考。這個原則定下來，《羅馬盛衰原因論》《波斯人信札》的重譯便提上議事日程，好在這兩本書相較《論法的精神》篇幅小了很多，再加上重譯經典已有經驗，因此比較順利。記得《羅馬盛衰原因論》單行本出版后，許先生來館里商量《文集》的具體選目，主要是要確定孟氏眾多的筆記、雜選、詩歌等龐雜內容，是否都需要翻譯。最后確定除《論法的精神》《羅馬盛衰原因論》《波斯人信札》這三部主要著作，再加上他的一些雜文、詩歌，以及對中國的相關論述，輯成五卷出版。會議最后，許先生當著我的面，對我的領導說，“小王最近給我做責編，比起當年《論法的精神》，那差得不是一星半點”。領導笑著替我開脫，說她現在擔任編輯室主任，除了自己做責編，還要二審稿件，平時行政事務也多，確實精力受限。我雖然難堪，但毫不意外，自己知道確實努力和認真都有所退步，所以也只能笑笑，無法爭辯。但許老師的批評讓我很受震動，無論有什么借口，作為編輯，案頭工作都是第一位的。此后編輯《波斯人信札》，我重新上路，完稿時再次受到許老師的表揚，即使那時我已經是一位入職15年的老編輯了，但還是非常開心。因為我知道，許老師的批評和表揚，絕無虛言。

人到暮年，許先生唯一的女兒身在國外，當時許先生住在天通苑，房子很大，就他們老兩口，但那時兩位老人身體尚好，雖然有一些老年病，但兩人互相扶持，生活也還算安逸。天通苑的家我去過多次，有時趕上中午飯點，留我吃飯，我也不推辭。我記得大多數是許老師掌勺，廚藝一般。許先生說師母跟著他，一生受了很多苦，現在他來照顧師母。我看到家里掛了很多老照片，許先生出身大家，小的時候家境優渥，年少受二哥影響，參加革命，與師母在軍隊少年相識，算是青梅竹馬。此后一生，輾轉奔波，尤其是許先生從軍隊轉業后，以極大的努力和聰慧，一舉考上北大西語系，但第一年就因為極荒唐的原因被打成學生“右派”，此后人生顛沛流離，可想而知。師母在漫長的歲月里，不離不棄，對許先生的耿直、剛正以及由此帶來的所有不利后果泰然處之，沒有一句怨言。每次我去，陪師母家常，師母總要跟許先生說一句，“哎呀，要是我有個小王這樣的女兒在身邊就好了”。兩位暮年老人，即使相互攙扶，思念遠在大洋彼岸的女兒，肯定也是孤單寂寞。我勸他們找個保姆，他們說女兒為他們買了養老公寓，到時候可以自己做飯，也可以去食堂，豐儉由己，也有基本的醫療照護，我想相比于家里有個外人，這樣更好。

2017年10月，我知道師母生病住院，檢查結果不好，我只能安慰許先生師母年紀大了，老人病情進展緩慢，不用特別焦心。一天傍晚，許先生微信我，問我有空的時候能不能去看看師母，我本來就打算近期去探望，聞聽許先生召喚，說第二天就去。我家住南邊，師母醫院在北五環外，第二天我買了一束花，跨越北京十環，去探望師母。師母精神尚好，沒有被病魔摧殘的形銷骨立，也沒有一句灰心喪氣的抱怨，一切平靜如常。許先生打趣師母說，這輩子也沒有一官半職，實在對不起她，師母依舊回答，“你要是喜歡當官，我就不要你了”。我怕師母疲勞，坐了一會兒就告辭了。許先生送我出來，上電梯前，許先生突然張開雙臂擁抱了我，說：“小王，謝謝你來看她，我以前脾氣不好，對你發火生氣，你別在意。”我用力回抱了許先生，說，“您別那么說，我來看師母都是應該的”。許先生眼里泛淚，我知道他的恐懼和慌張。一周后，我再次聯系許先生，問師母情況如何，許先生沒接我的電話，只是微信回復，我去看師母三天以后，師母就走了。我震驚不已，問后事安排，許先生只說已經辦完，一切從簡。等女兒回來，一起送師母回舟山老家安葬。

此后，許先生有將近一年的時間斷斷續續住在舟山老家，我們基本電郵微信往來。2018年夏天，許先生在單位附近約我吃飯，同行的還有一位社科院的同事，我問他身體如何，心境怎樣，養老公寓是否可以入住，時隔一年，提到師母，許先生突然老淚縱橫，我和他的同事沒有什么安慰的話可以說，只能默默地陪在一旁。后來許先生回到北京，住進養老公寓，原來臥室里的雙床布局，拆掉一張床，床頭掛著師母的大照片。我怕許先生看著照片，日夜觸景傷情，勸他不要掛，他很堅決地說，看著她，就像她一直還在。

后來許先生照舊為了《孟德斯鳩文集》早日出版努力，依舊會對我的疏漏大發脾氣，常常說他肯定活不到文集出版，讓我壓力山大。這期間，許先生還牽涉到一樁學術不端的公案。本來許先生只是評鑒人，受官方委托指出不端之處，但當事人拒不認錯，態度惡劣。這激起了許先生的斗志，窮追不舍，雖然最后仍沒有達到許老師想要的結果，但也的確似一聲驚雷，扯下了不少人的遮羞布。當時我想，許先生一生因為耿直受挫無數，八十多歲的人了，仍像初入北大之時，為一個“真”字不計后果，寧為玉碎。

師母去世后，遠在美國的女兒多次勸說他去團圓，我也勸他，語言沒有問題，國外查找資料更方便，和女兒一家在一起互相照應多好。許先生說他待不慣，而且去了美國就要蹭當地的福利，他無功不受祿。他說我在我做過貢獻的地方養老，心安理得。

疫情三年，許先生獨居于北京昌平的養老公寓，女兒無法回國探望。三年中，普通人的日常出行尚常常因為突然狀況無法自由，更何況身體狀況異常脆弱的老人聚居場所，管控是家常便飯，長期不能出小區，甚至不能出房間，每個體會過相同遭遇的人，都能明白這其中的折磨。2021年疫情稍緩，我和許先生終于見了一面，許先生說要請我在公寓附近吃自助餐，當時我想，北京的自助餐二三百一位，兩個人就四五百，老先生肯定心疼，到時候我來買單。見面后在養老公寓的房間聊了一會兒，許先生帶我去吃飯，原來他說的自助餐就是好倫哥，我啞然失笑，坦然讓許老師買單，心安理得宰了他一頓。那天我們在餐廳聊了很久，疫情、時局，當然還有他心心念念的《孟德斯鳩文集》。我在許老師面前，無需任何偽裝，不用任何掩飾，我們交換彼此對這個時代和社會的看法，總是不謀而合。

這之后，疫情多次反復，我也在各種居家、隔離、返崗中折騰，和許先生基本是微信聯系。我們只是互相發自己感興趣的文章，不評論，心照不宣。2022年10月，五卷本《孟德斯鳩文集》終于出版，我選擇了銀白色的精裝封面，配上孟德斯鳩那張著名的橢圓形版畫肖像，我戲稱“銀裝素裹”。今日想來，這份高潔素淡，何嘗不是許先生品性的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