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國以來，“大膽的假設，小心的求證”，這則胡適先生的治學名言流傳甚廣，影響頗大。從字面意思看，是在講研究問題、撰寫論文時，先勇敢提出一個假設的觀點，這個觀點當然得是前人所未曾道及的“新說”；然后再圍繞這個觀點，“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資料”，進而用邏輯嚴謹的方法去證明這個觀點。對于有扎實廣博學問基礎且經過系統訓練的人來說，這個方法如果運用得當，的確可以提出許多新知新解。但對那些“基礎不牢，地動山搖”的人來說，往往會適得其反，流于荒疏和武斷。“異想天開”的假設，固然存在創新的可能，但也不乏“空穴來風”毫無依據的謬論。如果一味耽于空想，肆意大膽假設，思維活躍靈動之人每天都可以提出十條八條石破天驚之論，而這些觀點，往往也很容易找到一兩則材料來印證，但能立得住腳，能讓人信服么？

用簡潔的語言向晚學后進說法，引導他們在研究領域盡早登堂入室，其良苦用心令人敬佩和感動，但由此帶來的效果則要仔細辨別。這種做法的好處是讓人印象深刻，容易入腦入心，不足是有時難免會以偏概全，經不起仔細推敲。其實，無論是假設，還是求證，都得既大膽，又小心。大膽讓人的思想自由，少受束縛，容易產生靈思妙想，小心則讓我們穩重平實，不致華而不實，漏洞百出。而這一切，都要以扎實的知識積累和嚴格的學術訓練為前提和基礎。有鑒于此，蕭公權先生提出，應該在這句名言之前加上“放眼讀書”四個字。他解釋說，只有經過“放眼讀書”的階段，作者才能對研究對象有所認識，從而提出合理的假設。有了假設，再從看過的或未看過的書中去小心求證。看書而不做假設，會犯“學而不思則罔”的錯誤，不多看書而大膽假設，更有“思而不學則殆”的危險。“小時不識月，呼作白玉盤”，不識月而作的“白玉盤”的大膽假設，無論如何去求證，也不會得到證明的。

蕭先生的補充實在是大有必要，不得不讓人敬服。讀書不多，無以證斯理之變化，腹笥瘠薄之人，該讀的書沒去讀，該做的調研沒去做，發言每曰“我認為”“我覺得”“在我看來”，卻沒有任何根據，只能是主觀臆測的信口雌黃。對此，蕭先生所言極是：“不曾經由放眼讀書，認清全面事實而建立的‘假設’，只是沒有客觀基礎的偏見或錯覺。從這樣的假設去求證，愈小心，愈徹底，便愈危險。”起碼從形式上來說，能靠得住的假設，應該是：對于這個問題，前人如何說，時人又如何說，其創獲為何，不足又為何，以此為基礎，我的基本觀點是什么。而不是一上來就橫空出世，發嘩眾取寵之論。

我則以為，恐怕僅此還不夠，應該在“放眼讀書”和“大膽假設”之間，再加上“切身踐履”的階段。這個階段要做的工作，包括用腦思考、用心體悟、切身實踐等內容。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對包括經典在內的書籍，要盡量廣覽博取，更要擇其要者讀通讀透，但絕不能迷信和盲從。因為盲目輕信，把自己的頭腦變成別人思想的跑馬場，讓自己成為毫無主見的書呆子、“兩腳書櫥”，這是由“死讀書”走向“讀書死”的悲哀。當代史學大家陳垣開創了史源學這一學科，他經常提醒學生說：“考尋史源，有二句金言：毋信人之言，人實誑汝。”周作人也說自己多年雜覽的結論是：“好思想寫在書上，一點兒都未實現過；壞事情在人世間全已做了，書本上記著一小部分。”在浩如煙海的書籍中，片面的真實、刻意的忘卻、斷章取義的引用、沒有根據的發揮，是司空見慣的事情。如果不下點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的苦功，不懂得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就毫無保留地遵照執行，怎能保證不上當、不吃虧、不碰壁呢？因此陽明先生告訴我們，一定要“在事上磨，方立得住”，只善于紙上談兵的“迂夫子”不可取，實踐才能出真知。適之先生也教誨學生：“應該努力做個不受人惑的人。”凡事都要拿證據來，有幾分證據就說幾分話。對人、對事、對書都應該如此。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自己去悟，這三點都做到了，就可以進入假設的階段。假設即看法，即判斷，很多情況下還連帶著決策。過于大膽和倉促的假設往往容易趨于主觀武斷，甚至形成固執的偏見。就像毛澤東同志批評的那樣，“有許多人，‘下車伊始’，就哇喇哇喇地發議論，提意見”，這是很常見也很危險的一種作風，“這種人十個有十個要失敗”。因此在這個階段，我更愿意強調“小心假設”的重要性，膽欲大而心欲小，落腳處還在“謹小慎微”這四個字上。而且，書讀得越多，事經歷得越多，人往往會變得越膽小謹慎，無知者才無畏吶！因此，就要在讀書、思考、體驗、實踐的基礎上瞻前顧后，左顧右盼；深思熟慮，反復推敲；多做點調查研究，多聽取些不同方面的意見，然后再謹慎地提出自己的“假設”。陳云同志曾提出保證少犯錯誤的著名“六字訣”：“交換、比較、反復”，對我們怎樣提出假設，有很強的指導意義。交換，即交換方方面面的意見，尤其要交換相反的意見；比較，即通過前后左右上下里外的比較，以期更好地判斷人、事、物的性質；反復，即在提出決策之后，再找反對意見攻一攻，并在實踐中不斷加深認識，及時彌補不足、改正錯誤。這三點集中反映了“不敢馬虎”的敬畏之心。因此，無論是在學術研究中，還是實際工作中，假設都不可不慎也！

當對自己的假設有了相當大的把握后，便進入求證階段。于是，就要在收集、整理、分析新舊材料的基礎上，寫出優秀的研究報告、政策建議和學術論文。這個時候，就得勇敢從資料中跳出來，甩開膀子去寫，讓“六經”統統來注我，這就是“大膽的求證”。當代作家二月河說自己的座右銘是：“拿起筆老子天下第一，放下筆夾著尾巴做人”，就是在講寫作時的“大膽”之舉。與之相反，現實中，我們很多人是陷在資料中出不來，在眾說紛紜的觀點前無所適從，想提筆卻總有畏難情緒，最終導致遲遲不能下筆，落筆時往往文思不暢，行文拙澀遲滯。這就是膽不夠大、放不開導致的結果。寫文章，尤其是寫論文、報告的第一要務是“寫完”，其次才是“寫好”。先得有點“千里江陵一日還”的速度和快感，哪怕粗糙一點，存在瑕疵也沒關系，重要的是先抓緊時間把它完完整整地寫出來。當然，如果前一階段的假設工作做得很扎實，到了這個階段，完整的“求證”料想也不會很難。此后，就能神閑氣定地向“寫好”這個目標進發，其訣竅是反復改，既需要精雕細琢，也需要大刀闊斧，目的都是讓文章以盡善盡美的面貌呈現在讀者面前。

清人王豫曾云：“有一日未死之身，即有一日未聞之道，并有一日當為之事。”從長遠來看，有限而清醒的生命在面對無邊無際的知識海洋時，都會深切地感受到：任何認識和觀點都不可能十全十美、無懈可擊，需要我們秉持與時俱進、虛懷若谷的心態，隨時查漏補缺、修正錯誤，讓自己前進的腳步永不停歇。這其實就是陳云同志所說的“反復”之要義。在這方面，被譽為“清代開國儒宗”的顧炎武堪為我輩之楷模。他每撰一書，絕不急于求成，而是以異常嚴謹甚至苛刻的態度，反復修改，力爭以接近完美的狀態示人。他撰《音學五書》，歷時三十余年，“所過山川亭鄣，無日不以自隨”，期間五易其稿，手抄三遍。在書版已經刻好即將刷印出版前，還在書版上修改了四次。撰寫《日知錄》時，有朋友問他“又成幾卷”，他回答說，“某自別來一載，早夜誦讀，反復尋究，僅得十余條”，足見其態度之精審。后來，其弟子潘耒要求刊刻《日知錄》時，他回信拒絕，并說“《日知錄》再待十年，如不及年，則以臨終絕筆為定，彼時自有受之者，而非可預期也。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此之謂也。 ”真可謂一息尚存，便打磨不休。如此著書，焉能不成傳世名著？此種“隨時修正”的人生，又怎能不令晚生后學由衷景仰？

老杜有詩云：“不薄今人愛古人”“未及前賢更勿疑”。我不敢也無意妄議前賢，只是在前賢高論的基礎上，不揣孤陋，就讀書、撰文和人生問題，提出自己一點淺薄的看法。一言以蔽之，那就是：“放眼讀書，切身踐履，小心假設，大膽求證，隨時修正。”放眼讀書是為了打基礎長見識，切身踐履是為了辨真偽得實情，小心假設要力求新穎而穩當，大膽求證須追求流暢與高效，隨時修正則是保證我們精進不止且能行穩致遠的法寶。這樣的人生態度和研究立場，值得嘗試并堅持。

（作者系北京大學出版社副總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