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頡剛《九十年前的北京戲劇（一）》，原載上海《民國日報》，1926年7月26日

共計十五次連載報道的“超長訪談”

1936年10月至11月間，北平《世界日報》以連載十五次的超長篇幅，推出了對歷史學家顧頡剛(1893—1980）的訪談報道。

當時，剛剛過了不惑之年的顧頡剛，是風頭正勁的“古史辨”學派開創者與領導者之一，正值學術事業已然確立的壯年時期。這一年5月，顧氏發起組織“禹貢學會”，為“古史辨”另辟新場域，學術陣營也隨之進一步向縱深拓延；10月又發起學界聯署關于時局的宣言，公請政府全力抗戰衛國，在北平乃至國內學界內外，俱引起極大關注。

這兩大事件，都曾在《世界日報》的“教育界”版面的顯著位置上有過及時報道，北平文教界對顧氏其人及其動向之矚目，也可以想見。此時，顧氏復又欣然接受該報記者的“超長訪談”，報社也予以了“超長連載”的特別待遇。這是當年《世界日報》集中對北平學者專訪中最為令人矚目的一次，其連載十五次的超長篇幅紀錄，不但超過了沈兼士訪談連載十一次的報道，也超過了前一年周作人訪談連載十三次的報道，在當年《世界日報》所刊發的北平文科學者訪談報道中，僅就篇幅而言，可謂“冠絕群倫”。

據《顧頡剛日記》可知，此次訪談時間為1936年10月6日，由《世界日報》知名記者賀逸文登門采訪，更有后來任北平藝專教員，成為藝術史學家的譚旦冏為之現場畫像。

在這樣詳實的訪談報道中，顧氏自述其早年求學生涯的內容，就頗為細致。譬如“民國二年便考取了北京大學預科”，之后有“兩年的戲迷生活”“直到民國十年以后”“為了辨論古史，方才明白所收獲的是什么”。也即是說，從1913年入北大，至1915年間，顧氏一直在北京城里戲園子逛著，直到1921年之后，開始從事古史研究之時，忽然間就進入了“覺醒年代”，一下子就明白了那些年看戲廢學的價值所在了。

那么，看戲究竟看出了些什么價值呢？顧氏在訪談中也有明確交待，由記者轉述如下：“這就是他在戲劇方面，發現了許多學術上的問題，如薛仁貴和薛平貴的事跡，這樣相像，何以會成兩個人，楊家將小說中只有八妹，而無八郎，何以《雁門關》戲劇中卻有八郎的事情等等。”

那么，事實果真如此嗎？看戲真能看出做學問的門道來嗎？

僅就目前已知的文獻考察，自1913年10月1日起，剛剛年滿二十歲的顧頡剛，開始寫日記，至12月16日止，這兩個多月記錄下來的內容，幾乎全部是看戲心得之類。

遺憾的是，1914—1918年的《顧頡剛日記》并沒有存留下來，無法再從日記中去窺探看戲是如何與做學問相結合的，更無從知曉這樣一位青年“戲迷”轉而投身于學術世界的全過程了。

顧頡剛《古史辨自序》手稿（扉頁）

沒做成《明清戲曲史》 但寫成了《九十年前的北京戲劇》

時至1926年7月26日，顧頡剛在上海《民國日報》上，撰發了《九十年前的北京戲劇》一文，約略道出了一點點因看戲而來的學術因緣。此文開篇首段有這樣一番表述：

七八年前，我讀王靜安先生的《宋元戲曲史》時，便想繼續他的工作，做成一部《明清戲曲史》。但明清兩代的戲劇材料太多了，不容易整理出一個頭緒來；加以我的學問嗜好已改變了方向，更不能分心搜集戲劇的材料：因此，我這個希望至今還只是一個空想。

據此推算，大約在1918年前后，因為受到王國維所著《宋元戲曲史》的啟發，這位青年“戲迷”曾一度有“想繼續他的工作，做成一部《明清戲曲史》”的宏愿。不過，來自主客觀兩方面的因素影響之下，這樣一部力圖承續王國維學術路徑的戲曲史著述，最終并未做成。即便如此，顧氏還是寫成了這么一篇《九十年前的北京戲劇》，權作這一未竟宏愿之下的“副產品”。

除了這么一件“副產品”，曾藉當年上海的“主流媒體”公諸于眾之外，僅僅早了一個月的時間，在北京的景山書社里，由顧頡剛主編的《古史辨》第一集悄然面世，這本集子里弁于篇首的顧氏親撰《古史辨自序》之中，也有關于從看戲如何看出做學問的門道的表述種種，大致約有這么幾條：

薛仁貴和薛平貴的姓名和事跡都極相像，可見平貴的故事從仁貴的故事分化出來的。

“黃鶴樓”不見于《三國演義》，“打漁殺家”不見于《水游傳》，或者戲劇與小說同是直接取材于民間的傳說，而各不相同。

“小上墳”女主角在曲本里是貞潔的，但串演時卻變為淫蕩。

地方戲的故事相同，但情節常不一致。

楊八郎由楊四郎分化出來。

編劇者描寫人物的個性，往往比保存故事原狀為重。

戲中人的面目，隨其性格與地位而變化，如司馬懿在“逍遙津”中是老生，在“空城計”中是凈角。

上述這七個條目，乃是顧氏正式擎起“古史辨”學派這面大旗之際，為《古史辨》論文集首次印行所撰自序中的學術自白之語。當年沉迷于戲曲與小說之中的顧氏，這邊廂忙不迭看戲，那邊廂緊跟著看小說，那戲曲曲本改編自文學作品，文學作品復又受戲曲曲本之影響的基本規律，早已了然于胸。二者之間如何影響，怎么互動，以及戲劇在場上的實際搬演又將發生怎樣的縱（時間）橫（空間）兩軸之變化等等，這一系列思考與探究，就是在做學問了。

這七個關于看戲如何與做學問相聯系的條目，在某種程度上，已然為讀到過《古史辨自序》的一般讀者所“公認”，否則，不會還堂而皇之的冠以《顧頡剛之舊戲考證》的標題，刊發在了1949年1月5日的南京《江南晚報》上。須知，此時距《古史辨》第一集初版之時，已然是近二十三年過去了。

顧頡剛訪談報道（之六），原載《世界日報》

一度師從章太炎 后來推崇王國維

接下來，訪談報道中，顧氏本人還談到何時開始用功讀書，以及怎么用功的問題。從1914年至1921年這八年間，顧氏的看戲生涯基本結束，轉而投身于學術研究之中。這一時期，他初投章太炎門下，從章門弟子馬裕藻、沈兼士修習，可逐漸的對章氏學術也產生質疑與批評，更兼中途因病休學，這段治學經歷遂告中止。

另一方面，顧氏當時乃是北大文科哲學門的學生，也曾對哲學研究頗為傾心，一度希望在這一領域有所建樹。顯然，此時的顧氏，還并未擇定古史研究這一持貫終生的治學方向。

當時在北大哲學系講授中國哲學史的學者陳漢章與胡適，都曾令顧氏感受到對哲學史研究的興趣。尤其是胡適的授課，乃是“用詩經作時代的說明”“丟開了唐虞夏商，逕從周宣王講起”，這對顧氏后來形成“史源學”觀念體系，洞開“疑古”一隙，開辟“古史辨”學派，奠定了思想啟蒙式的理論基礎。不過，時至1918年，因夫人病逝，一度憂心臥病，不得不再度休學的顧氏，剛剛從哲學史上重拾起來的治學興趣，不得不又隨之擱置起來。

還好，幾經蹉跎終于完成學業的顧頡剛，畢業之后，留在了北大任職，“最初在北京大學圖書館任事”。這樣一來，算是有了可以繼續從事學術研究的基本生存環境。誠如顧氏在訪談中提到的，隨后的五年時間里，因在國學門兼任助教，復又辭職專事研究的經歷，都是極其難得的學術積累的一段經歷。

在此期間，顧氏稱“那時他最喜歡的書籍，是羅振玉同王國維的著述”。事實上，他一度十分關注王國維其人其思其學術，只是一直苦于沒有機會面晤請益。

《顧頡剛之舊戲考證》（局部，原載《江南晚報》，1949年1月5日）

失眠多夢寂寥夜，王國維竟成夢里人

早在1923年3月6日晚，顧頡剛就做了一個奇怪的夢，夢里就有王國維。那一天的日記里，這樣寫道：

夢王靜安先生與我相好甚，攜手而行，……談及我祖母臨終時情形，不禁大哭而醒。嗚呼，祖母邈矣，去年此日固猶在也，我如何自致力于學問，使王靜安果能與我攜手耶！?

在顧氏夢中，有兩個主要人物，一是已逝的祖母，一是健在的王國維。夢到與王國維談論祖母的死亡，這是何等親切的私淑之神往？此時，王國維的著述應當就在其枕邊案上。此刻，王國維已然成了顧頡剛的夢里人。

稍稍翻檢一下顧頡剛早期學術生涯里的一些言論，即可知其人對王國維的推崇與愛戴，是顯而易見的。在其學術代表作之一《古史辨自序》里就有這樣的公開表白：“在當代的學者中，我最敬佩的是王國維先生”“數十年來，大家都只知道我和胡適的來往甚密，受胡適的影響很大，而不知我內心對王國維的欽敬，治學上所受的影響尤為深刻”“總以為他是最博學而又最富于創造性的”。

這樣的公開表白，并非只是一時的學術潮流之追隨，或者僅僅只是“神交”已久的某種贊佩之情，顧、王二人是有過面對面的學術交流，有過一對一的通信研討的交往的。顧甚至還幾度向王表達過，希望追隨師從之意。

早在1922年4月18日，顧、王二人在上海就有過一次初晤。當日日記中有載：“王靜安極樸誠，藹然可親，其寓所甚不考究。”一周之后，即4月25日，顧致信王，開篇即有這樣的表白：“服膺十載，前日得承教言，快慰無既。惟以拙于言辭，不能自達其愛慕之情。私衷拳拳，欲有所問業，如蒙不棄，許附于弟子之列，剛之幸也。”

可見，二人初晤之后，僅僅過了一周的時間，顧便鄭重其事的致信表白，希望能做王之弟子了。一個月之后，即5月25日，月初收到王氏寄贈其著《顧命禮徵》的顧，這幾日研讀已畢之后，又致信王，在向其請教一些相關學術問題之前，有這么一句表示極表贊佩的話語：“剛近讀《顧命》，稽之大著《禮徵》……啟發童蒙，忻幸無極。”

三天之后，即5月28日，顧收到王的復信，即刻于當天復信。信中又有這樣更為謙遜的求教之語：“童蒙之求，承為析示，不勝感荷！……自恨讀書不多，不能求一適當之解答，幸接大師，敢復請益，一再之瀆，惟諒恕之。”

兩年之后，時為1924年4月22日，顧再度致信王，再次表達了希望做其弟子的心愿，信中有這樣的表白：“擬俟生活稍循秩序，得為一業之專攻，從此追隨杖履，為始終受學之一人，未識先生許之否也？”

學術旨趣大異其趣，顧、王二人終成路人

可以說，繼章太炎之后，顧頡剛曾一度衷心服膺者，惟王國維一人而已。遺憾的是，王對顧的熱烈推崇，并沒有予以同樣熱烈的回應。

雖然，二人于1922年4月間，曾有過一面之緣，可因為顧所表露出的某種“（學術）風氣頗與日本之文學士略同”，似乎又令王頗有些不以為然。或許，這就可以視作王、顧二人之所以終未能成為師徒的根本原因所在，即王根本不能同意顧的史學觀念與方法。后來，顧又提出“層累地造成中國古史”說，王也是不贊同的。

1926年夏，顧在即將赴廈門大學任教之前，還特意到清華大學去拜謁過王一次。當時，顧主編的《古史辨》第一集中的論點觀點，在國內傳統學術陣營里的諸多名家宿儒看來，無異于離經叛道，簡直無法入眼。王雖亦持不贊同之立場，卻在其中一些學術考證的細節上，可能一度表示過認可。這一年的7月30日，顧從友人處得悉王的這一態度之后，鄭重其事的將之寫入日記：

鳳舉先生見告，謂日人某君持我之《古史辨》往質于諸耆宿，皆謂看不得，惟王靜安先生謂其中固有過分處，亦有中肯處。

次年（1927）已身在廈大的顧氏，深感辦學不易，更兼深陷校內風潮之中，治學環境極為糟糕，心態心情大為不佳之際，還曾致信王，宛若久別師友一般吐露苦悶心聲。末了，還向其推薦一位有志于古文字學的友人，希望能得到王的教導。信中這樣寫道：

去夏到清華匆匆一謁，未盡所懷，不久即就廈門大學職務。廈門雖為豪家所聚，不無文化根基。棲息于此，無殊荒島。……剛雖被留，然勢難久居。茲將質問書一紙奉覽。友人……專力研究古文字，苦乏良師，知剛與先生相稔，囑為介紹，幸賜教誨。

顯然，顧雖未能獲允為王氏弟子，可自認也算是“與先生相稔”，于是自告奮勇，又介紹友人來懇求教導了。至于這通寫于1927年的“自白信”+“介紹信”,王作何回復，有無回復，暫無從確考。可這是顧、王之間的最后一次通信，確是無疑的了。

可以看到，在王氏逝世近十年后的這次專訪中，那位當年“勇于疑古”的學術后進，已經成長為開宗立派的史學大家。可以說，這近十年歷程，也正是顧頡剛以其苦學勤思，從另一個層面去推進王國維“信古求真”理念的歷程。顧、王二人雖然在學術旨趣上大異其趣，甚或還有學術立場之沖突，但殊途同歸，終究是合力揭開了中國“新史學”的大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