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孟棨《本事詩》中說，杜甫“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為‘詩史’”。杜甫不僅是時代生活的記錄者，還以其一生旅行所著詩歌，成就了一幅堪稱“苦旅”的文化地圖。

杜陵詩卷是圖經

盛唐時期，海晏河清，詩人也有四方之志，“乃仗劍去國，辭親遠游”。受時代風氣影響，唐玄宗開元十九年（731年），杜甫開始了歷時四年的吳越之游。由于少作不存，從杜甫晚年所作的《壯游》一詩來看，他去過闔閭墓、劍池和泰伯廟等很多地方。開元二十四年，杜甫又開始了歷時五年的齊趙之游，“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其間，杜甫寫的《望岳》一詩，是他存留至今最早的作品之一。“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這兩句膾炙人口的詩，既有力凸顯了泰山的高峻，也寄寓著詩人對美好未來的期望。綿延在成都西邊的岷山，又被稱為“西山”“西嶺”“雪嶺”等，寓居成都草堂期間，杜甫詩作對此山常有提及，如“西山白雪三城戍”“窗含西嶺千秋雪”“雪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等，西山成了杜甫萬里他鄉的一處坐標。流落夔州期間，杜甫寫的《瞿唐懷古》詩道：“西南萬壑注，勍敵兩崖開。地與山根裂，江從月窟來。”詩句體現了瞿塘峽奇偉險峭、江水奔注的特點，與他處山水絕無雷同。晚年漂泊荊湘，杜甫作《登岳陽樓》，詩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道出了洞庭湖的地理信息，呈現了洞庭湖的地理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由秦州赴同谷和由同谷赴成都路上所作的兩組詩歌，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旅行路線的山川地理特征。這兩組詩歌各十二首，第一組以《發秦州》為首篇，題下自注：“乾元二年（759年），自秦州赴同谷縣紀行。”其余各篇依次是《赤谷》《鐵堂峽》《鹽井》《寒峽》《法鏡寺》《青陽峽》《石龕》《龍門鎮》《積草嶺》《泥功山》《鳳凰臺》。第二組以《發同谷縣》為首篇，題下自注：“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劍南紀行。”其余各篇依次是《木皮嶺》《白沙渡》《水會渡》《飛仙閣》《五盤》《龍門閣》《石柜閣》《桔柏渡》《劍門》《鹿頭山》《成都府》。西晉張載在《劍閣銘》中說，入蜀之道“窮地之險，極路之峻”。李白也曾寫過《蜀道難》，感嘆“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杜甫為生活所迫，硬是用雙腳一步步走完了入蜀的崎嶇長途。將這兩組詩歌的篇名按順序連綴起來，杜甫的行跡班班可考；細讀這些詩歌，千里山川的地理特征也很鮮明。難怪南宋林亦之說“杜陵詩卷是圖經”，也就是地圖和文字兼有的地方志。

講論風俗待陳詩

天寶三載（744年）秋，杜甫與李白、高適同游梁宋。杜甫對宋州的街市繁華與游俠風氣印象深刻。“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車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讎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里，報答在斯須。”詩中一諾千金、快意恩仇的俠客形象雖然模糊，卻把游俠風氣鋪陳得淋漓盡致。流落秦州期間，杜甫《寓目》一詩對秦州典型的物產、氣候與人物進行了全方位的呈現。“一縣蒲萄熟，秋山苜蓿多”，寫物產之異；“關云常帶雨，塞水不成河”，寫地氣之殊；而“羌女輕烽燧，胡兒制駱駝”，則是寫人性之強悍和當地的尚武風氣。秦州是胡漢雜處之地，披文入情，不難看出文字背后蘊含著詩人的隱憂。

杜甫滯留夔州大約有兩年時間，在對夔州土著生活深入了解后，寫了《戲作俳諧體遣悶二首》道，“家家養烏鬼，頓頓食黃魚”，“瓦卜傳神語，畬田費火耕”。這幾句詩所反映的奇風異俗，作為地方性知識太過冷僻，歷來為讀者所不解。有人說“烏鬼”是豬，有人說是鸕鶿，又有人說“養烏鬼”就是供事烏蠻鬼，可謂眾說紛紜。蔡夢弼《杜工部草堂詩話》中引他人之說：“楚峽之間事烏為神，所謂神鴉是也。故元微之有詩云：‘病賽烏稱鬼，巫占瓦代龜。’蓋養烏鬼，食黃魚，自是兩義，皆記巴中之風俗也。”至于“畬田費火耕”，仇兆鰲引《史記·貨殖列傳》注道：“‘楚越之地，地廣人稀，或火耕而水耨。’楚俗燒榛種田，謂之火耕。”這兩首詩雖然是為遣悶而作，但對夔州土著的生活習俗有生動形象的反映。

杜甫漂泊的過程，其實也是“天路看殊俗”的過程。對于他鄉習俗，杜甫有時感到“異俗吁可怪”；有時感到“天涯風俗自相親”。究其原因，與當地人情、作者心境以及文化落差都有關系。當地人情澆薄，作者心境欠佳，文化差異較大時，杜甫就感到“異俗吁可怪”；當地人情淳厚，作者心境佳好，文化差異較小時，杜甫便感到“天涯風俗自相親”。杜甫詩歌具有“詩史”特質，“講論風俗待陳詩”這一說法用在他身上再恰當不過了，不管對他鄉風俗感覺如何，杜甫都進行了生動再現，為我們考察地域風俗史留下了寶貴資料。

有懷勝跡增惆悵

文化勝跡，既是凝固的歷史，也是重要的地理標志。對于路途上的文化勝跡，熱衷于“側身天地更懷古”的杜甫，從不放棄拜謁的機會，并對相關歷史人物深情吟詠。這是杜甫詩歌文化地圖上的一個亮點。

被安史叛軍羈押長安期間，杜甫寫的《哀江頭》道：“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詩句對曲江宮殿的描寫具有“詩史”實錄的性質。宋敏求《春明退朝錄》一書記載：“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后，盡圮廢。文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因建紫云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于兩岸建亭館。”杜甫詩歌不經意成了后世曲江宮殿重建的催化劑和藍圖，而詩中蘊含的昔盛今衰之感，則讓人惆悵不已。

滯留夔州期間，杜甫詩歌題材有所變化，除了不斷反思唐王朝何以由盛轉衰之外，也緬懷了宋玉、庾信和王昭君等歷史人物。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社會治亂興衰總是與人才問題密切相關，另一方面是因為這些歷史人物都在長江三峽一帶留下了勝跡。更重要的是，他們或者遭遇坎坷，不為世用；或者萬里投荒，遠離故國，與杜甫的人生經歷不乏相似之處，自然引起了詩人的強烈共鳴。在杜甫緬懷的歷史人物當中，最特別的當數諸葛亮。由于生前為蜀漢丞相，諸葛亮在蜀地留下不少勝跡。杜甫“有懷勝跡增惆悵”，為諸葛亮寫下了很多頌詩。在成都時，杜甫拜謁過武侯祠，寫下了《蜀相》《諸葛廟》；在夔州又寫了《武侯廟》《謁先主廟》《八陣圖》《古柏行》以及《詠懷古跡》其四、其五等，在深情詠嘆中，杜甫對諸葛亮給予了崇高評價：“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云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因為諸葛亮才能卓越，品德高尚，受命于危難之際，讓蜀國三分天下有其一，并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后已，是杜甫心目中完美的人物。陸游就曾指出，杜甫“落魄巴蜀，感漢昭烈帝、諸葛丞相之事，屢見于詩，頓挫悲壯，反復動人，其規模志意豈小哉！”

杜甫出生于河南鞏縣，生活在唐王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前半生因為天下太平，主動外出游歷；后半生遭逢“安史之亂”，被迫在異鄉的道路上“抱疾屢遷移”。杜甫行履所至的地域十分廣泛，致使其筆下的地域文化也具有多元性，除了作為主調的中原文化外，還有作為配調的吳越文化、齊魯文化、隴右文化、蜀中文化、夔州文化以及荊湘文化等。在“行行重行行”的過程中，盡管流落饑寒，備嘗苦澀，杜甫卻將自己的生命感受寫成了最美的詩歌，表達了對國事民瘼的關切，也繪就了一幅中華地域文化地圖。元好問說“少陵自有連城璧”，誠非虛語！

（作者：朱美祿，系貴州財經大學文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