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常任俠是中國近代著名的詩人、藝術史家。1904年，常任俠出生于安徽潁上縣，1931年畢業于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同年留校任教，1935年入日本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進修，主攻東方藝術史，1936年回國并繼續在中央大學任教。“七七事變”以后，常任俠至武漢國民政府軍政部從事抗日文化宣傳工作，1939年至重慶，擔任中英庚款董事委員會藝術考古員，兼任重慶中央大學教授，在重慶期間常任俠與郭沫若、金毓黻、衛聚賢、胡小石等人共同主持了重慶江北漢墓群的考古發掘。1943年，常任俠由重慶輾轉至昆明，擔任國立東方語文專科學校教授，1945年，應泰戈爾邀請，赴印度國際大學講授中國文化史，1949年回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常任俠先后擔任國務院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兼圖書館館長、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顧問等職，1996年去世。常任俠治學涉及文學、藝術、考古、民俗等諸多領域，因此交游十分廣泛，這從2008年沈寧整理出版的《常任俠書信集》、《冰廬錦箋：常任俠珍藏友朋書信選》（下文簡稱《冰廬錦箋》）兩書也能有所體現。

《常任俠書信集》由大象出版社于2008年12月出版，該書系“大象人物書簡文叢”之一，收錄了常任俠1934年11月至1995年10月間致顧頡剛、羅家倫、李小緣、夏鼐、周作人、傅抱石、儲安平、鄧穎超、廖承志、吳晗、岸邊成雄等中外社會各界人士以及家人、機構團體的信件324封，內容涉及政治軍事、經濟外交、文化交流等。與《常任俠書信集》只收錄常任俠致他人信札不同的是，《冰廬錦箋》專收他人致常任俠信札。《冰廬錦箋：常任俠珍藏友朋書信選》收錄了常任俠收藏的郭沫若、朱希祖、馬衡、陳夢家、李小緣、馮雪峰、老舍、田漢、程千帆、季羨林等文化、藝術、學術領域近百位人物寫給常任俠的書札。《常任俠書信集》與《冰廬錦箋》兩書互為補充，基本勾勒出常任俠“朋友圈”概況，這兩本書中的書信不僅對于了解常任俠交游，而且對于了解中國近代文化、學術史都有著非常重要的參考價值。

《冰廬錦箋：常任俠珍藏友朋書信選》《常任俠書信集》書封

二

筆者近年來一直致力于李小緣先生的研究，因此對于《常任俠書信集》與《冰廬錦箋》兩書中收錄的有關李小緣先生書信十分關注。《常任俠書信集》中收錄常任俠致李小緣書信2通，《冰廬錦箋》中收錄李小緣致常任俠書信14通，這批書信都作于抗戰時期，內容主要是關于《金陵學報》發文、川渝地區考古等事。這16通書信的數量在現存的常任俠往來書信中還是比較多的，由此也可見常任俠與李小緣先生的交往。那么常、李兩位先生訂交于何時呢？

從現存資料來看，常任俠、李小緣兩位先生可能結識于1937年10月15日。據常任俠當日日記記載“于下街晤劉衡如先生，云金大中國文化研究所遷于本市馬丁山，因為介紹李小緣君俾得閱書便利”。（見常任俠著，郭淑芬整理，沈寧編著：《常任俠日記集：戰云紀事（1937-1939）》，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136-137頁）由此可知，常任俠是通過劉國鈞先生的介紹認識李小緣先生的，而劉國鈞介紹常、李二人認識也是為了便于常任俠利用圖書資料。彼時，抗戰軍興，劉國鈞、李小緣及金大部分師生、物資剛由南京遷移到屯溪，其中尤為難得的是李小緣先生負責的金陵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收藏的圖書文獻資料也隨金大師生來到了屯溪。而根據金大的計劃，人員物資在屯溪稍事修整后，經九江、長沙、武漢溯長江而上直至成都。恰巧，常任俠接受了在武漢的抗日文化宣傳工作，正好也在屯溪中轉。對于常任俠等從事學術研究的人來說，文獻資料是非常重要的。據常任俠日記可知，經劉國鈞介紹結識李小緣先生后，兩人往來還是非常多的，如：1937年11月7日，常任俠、李小緣、商承祚等人同赴姚文采、吳研因的宴席；11月9日下午，常任俠到剛遷至屯溪陽湖余莊七號不久的金大中國文化研究所參觀，與李小緣、商承祚談至日暮；11月14日下午，李小緣與徐養秋、商承祚、王古魯訪常任俠，觀賞常任俠所得之龍尾溪涵星硯，后又在常任俠的陪同下至古董店；11月16日上午，常任俠又來拜訪李小緣，并與商承祚、徐養秋等暢談；11月20日，李小緣與徐養秋、商承祚、王古魯一行四人至姚文采家拜訪，在姚文采家遇到了常任俠，幾人一起縱談時局。（見常任俠著，郭淑芬整理，沈寧編著：《常任俠日記集：戰云紀事（1937-1939）》，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158-167頁）此后，常任俠輾轉至武漢，李小緣至成都，兩位先生再度建立聯系已是1939年了。

1939年8月底，李小緣因公至重慶，在重慶期間，常、李二位先生久別重逢，分外高興，兩位先生不僅聚餐、暢談、訪友，而且一同訪書、淘書、購書，可見二人友情甚篤。而《常任俠書信集》與《冰廬錦箋》收錄的書信也很好地記錄了從1939年底到1941年間兩位先生之間的交往。1942年以后兩人是否還有聯系，還有待進一步考證。筆者在李小緣先生哲嗣李永泰先生家中曾見到過常任俠寫給李永泰一通書信的復印件，內容如下：

永泰老侄：

收到來信，你父小緣，是我的好友。曾記1939年在重慶，我任中英庚款藝術考古研究員，曾著《重慶沙坪壩漢墓石棺畫像研究》，刊于《時事新報》宗白華先生所編《學燈》中，小緣與商承祚在《金陵學報》中破例重登，并附全圖，以后引起聞一多研究《伏羲考》，就我文更加補充，當時頗得好評。小緣所作的工作，在學術上有很多貢獻。1945年我去印度，任國際大學教授，1949年返國來北京，與小緣即無聯系，不知其何年逝世。1959年我在北京曾被派往印度和尼泊爾，其后入于反右動亂的時代，故友多不聯系了。你處有關資料信札，請復印一份寄來，并請寄一張小緣的照片。此復，即祝

全家新春多吉！

常任俠1992.2.24

在中日友好醫院14樓32號

通訊請寄我家中

家住北京東單西總布胡同51號

常任俠上述致李永泰信《常任俠書信集》未收，從該信可知1949年以后常任俠與李小緣先生失去了聯系，但1942年至1949年間，尤其是1942年至1945年常任俠去印度之前這段時間兩位先生是否還有聯系，有待進一步考察。常任俠上信也披露了另一段重要的學術史，那就是聞一多研究《伏羲考》是受常任俠文章的啟發，而這篇文章又與李小緣先生有重要關系，常任俠文章在《時事新報》刊發時并未附圖，而身為《金陵學報》的李小緣先生不僅“重復發表”常任俠的文章，而且附上了所有的照片，由此也看出李小緣先生秉持的“學術乃天下之公器”的理念。

常任俠致李永泰書信復印件（信上批注為李永泰所注）

三

《常任俠書信集》與《冰廬錦箋》收錄的常任俠、李小緣兩位先生往來16通書信的內容很好地印證了常任俠致李永泰信中所說的內容，囿于篇幅，本文不再具體展開，感興趣者可參閱《常任俠書信集》與《冰廬錦箋》。在《常任俠書信集》與《冰廬錦箋》兩書刊布的李小緣、常任俠16通往來書信中，有一通書信沒有明確時間，那就是《常任俠書信集》中收錄的常任俠致李小緣的一封信，該信落款時間只有“廿五日”，具體內容如下：

小緣先生惠鑒：

奉書拜悉。弟曾掛號寄去漢磚拓片一包，惠函未曾述及，豈至今未收到耶？該拓片可以贈送貴所，惟內有單張三片所拓殘磚，弟未有副本，且磚已失散，故用后仍希寄還。該墓長寬高度，聚賢記曾測量，弟今將在墓發掘照片寄奉，以資比例。在其中工作者為郭沫若君，制版后此片仍希賜還，即可題為“漢墓之外觀”。乃由后壁穿入者，即當地民眾所破壞也。所繪清圖，略改一二處，雞無足，瓿非尖底，其大小未有比例，僅記位置而已。即奉臺察。學校開學無期，弟若有便車，仍將赴蓉一游，參觀貴所寶藏，共商考古民俗諸問題，則所愿也。近日有所發見或進行計劃否？并希賜知，即祝

撰祺！

弟 常任俠 拜上

廿五日

錫永兄、子植兄并乞道候。

對于該信，編者沈寧先生注釋是根據收藏于南京大學圖書館的原件整理而成，至于具體時間，沈寧的注釋是：“該信未寫寫作年月，查日記無載。1940年4月間常任俠與郭沫若、馬衡、衛聚賢諸人在重慶發掘漢墓。據此推斷該信應作于1940年4-6月之間的某月25日。”（見常任俠著；沈寧整理：《常任俠書信集》，大象出版社，2008年，第143頁）其實沈寧先生在《常任俠書信集》書前收錄了該信原件的復印件照片，可能是由于復印件的緣故，該照片主體內容還算清楚，個別地方略有模糊，尤其是李小緣先生在該信上標注的收信日期，照片上不是很清楚。

2022年12月，南京大學為慶祝建校120周年，舉辦了“百廿風華 南雍手澤——南京大學藏近現代名人書畫手跡展”，在該展覽上筆者見到了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常任俠上信原件，如下圖（照片已經南京大學圖書館授權使用）所示：

李小緣先生是一位文獻意識非常強的學者，他在常任俠來信右上方標注了“1 Oct. 1940”字樣，熟悉李小緣先生者可知該字樣表明李小緣先生是1940年10月1日收到的常任俠來信。如果按照沈寧先生推斷的該信寫于1940年4-6月間，那么是否準確呢？如果準確，中間為何會相隔數月之久？是因為戰時交通郵寄不便還是因為其他原因耽誤了呢？

常任俠撰寫上信時，正身處重慶，李小緣先生則在成都，1939年至1940年間，川渝間通信尚算正常，平信基本一周左右遞達，而航空信更是只需三天左右便能送達。這從《常任俠書信集》、《冰廬錦箋》中往來書信也能看出，筆者結合《常任俠書信集》、《冰廬錦箋》兩書以及常任俠戰時日記，大致梳理了兩人書信往來情況，如下表所示：

從上表可知，當時李小緣與常任俠兩位先生之間通信，如需回復，基本都間隔不長。從李小緣先生標注的收信日期以及兩位先生的書信往來習慣，1940年9月25日的可能性最大，進一步結合《冰廬錦箋》中李小緣致常任俠書信內容，基本能判定是1940年9月25日。具體理由如下：

第一，常任俠信開頭提及“弟曾掛號寄去漢磚拓片一包”，翻檢常任俠戰時日記可知，常任俠曾在1940年4月寄過拓片，但是李小緣先生用完后于1940年5月2日就已寄還，這從《冰廬錦箋》中收錄的李小緣1940年5月4日函也能印證，因此也就談不上常任俠信中所說的“未曾述及”。除了四月之外，常任俠日記中還提到1940年8月6日也曾寄李小緣漢磚拓片一包，后續未有相關的收還記錄，因此與9月信中所提相吻合。

第二，《冰廬錦箋》中收錄有李小緣1940年9月16日致常任俠信，信中李小緣先生問了三個問題，抄錄如下：

一、該墓長寬高尺度若何？若能舉出，更覺詳明。

二、該墓墓門之所在？（1）門之方向；（2）有門幾道；（3）如門在正向入門處，似與兄所指棺之所在有所抵觸，不知尊意以為如何？否則即為前人所盜發翻動。

三、圖中各物件大小比例是否一律（如圖）。

而在該信最后，李小緣先生也關心問及“貴校已開學否？”等問題，這些問題與常任俠信中的內容都吻合，所以該信應該是寫于1940年9月25日。

四

通過上表可知，常任俠、李小緣兩位先生戰時通信遠不止《冰廬錦箋》與《常任俠書信集》中收錄的16通，筆者在南京大學圖書館還經眼了其他書信，經南大圖書館授權，公布于眾，以供學界參考。其中第一通就是表中所述及的常任俠1940年2月1日致李小緣函，原件如下圖所示：

李小緣先生在上信右側標注有“二九年二月六日收”，該信釋讀如下：

小緣先生有道：

奉讀惠書，并今日收到南陽漢畫一冊，甚為拜感。俟末校拙稿寄來，敬如命清校一次。如可能插圖即乞插入，雖少亦可。有關各圖，想貴所均有之也。文史專號稿，俟整理后奉上，學校尚在上課，假期亦甚少也。錫永來渝，設宴甚歡，石刻已拓就，行離此矣。敬復，即候

道祺

弟 常任俠 拜上

二月一日

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第二通未刊布的常任俠致李小緣書信是1940年4月19日常任俠致李小緣函，具體如下圖所示：

李小緣先生在常任俠上信右側標注有收信日期，為“民國廿九年四月廿貳日”。該信釋讀如下：

小緣賢兄惠鑒：

奉教敬悉。前以底稿或不需用，故未奉上，茲再寄呈臺覽并附略歷一紙，并希查收。佘磊霞先生寓址何處，如帶來，敬當往取。漢墓發掘在進行中，已掘三墓，有花紋古墓專[磚]十余種（墓磚甚多，足累一墻）及其他明器。另一山頭尚有八墓完好未動，因工程較大，未敢草率。最好錫永或兄臺能來參加一次，校中小石、靜安先生均曾往工作也。拙稿有成當奉上，勿念。匆此，即祝

撰安

弟 常任俠 頓首

十九日

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第三通未刊布的常任俠致李小緣書信是1941年1月24日常任俠致李小緣、商承祚函，具體如下圖所示：

李小緣先生在常任俠上信右側標注有“29 Jan. 1941”，表明是1941年1月29日收到。該信釋讀如下：

小緣、錫永兩兄先生如晤：

久未奉音書，甚為馳念。前見報端刊布消息，兄等在嘉定發現漢墓，所獲頗豐，不知能以詳情見示否？如有文字、花紋、拓片或照片，并求見賜一二為感。弟文中所需照片數張，以雖購膠片，竟無照相機，至今未能奉上，深以為歉。今以重慶民教館展覽古物已全部送去，不知彼處能設法拍攝否也？學報出版否？至念。即祝

教安

弟 任俠 再拜

廿四

常任俠上述書信內容可與《冰廬錦箋》、《常任俠書信集》中前后聯系起來，主要還是關于李小緣先生就常任俠在《金陵學報》刊文的一些編務，以及重慶、成都地區漢墓發掘情況。

常任俠與李小緣兩位先生都是文獻意識極強的學者，尤其是李小緣先生，他們保存的這批抗戰時期的往來書信，不僅有助于我們了解兩位先生的交往，更能透過書信文字的背后感受中國知識分子學術救國的精神，彌足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