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以“突出的連續性、突出的創新性、突出的統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高度概括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其中的“連續性”正是中華文明的首要特征。

連續性是中華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特征。考古學家張光直在比較中西文明的早期形態時認為：“中國的形態叫作‘連續性’，西方的叫作‘破裂性’的形態。”以夏商周三代為代表的上古文明雖然也有王朝的頻繁更替，但在總體上則表現出在批判中繼承、在否定中發展的文化傾向，這不同于西方經常性的斷裂、打碎、重建的特征。史學家侯外廬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形態劃分，認為中國古代社會形態屬于亞細亞文明，其思想和文明走的是“維新”道路，而以古希臘文明為代表的西方古典文明則屬于突變式的“革命”路徑。孔子說“周監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在孔子這里，周代文化燦爛輝煌并不是與前代全然斷裂的結果，而是從夏商兩代借鑒繼承而來，后代文明并不是對前代文明的直接顛覆和徹底否定。以社樹的祭祀為例，《論語》有“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的記載，三代祭祀的樹木有所變化，但是祭拜社樹的禮樂風俗是不變的、持續的。

中華文明的連續性與創新性是緊密聯系的。“連續”不是故步自封，不是因循守舊的一味守成，而是在復雜歷史條件下的與時偕行，時時更新。中華文明的連續性體現為在文化的守正而不守舊、尊古而不復古的進取精神，不斷強化文明的創新精神，惟其如此，才能保持文明的連續性、進步性。相反，那種自我陶醉的高度自戀的文化心態，必然失去創新的活力，遲早會在文明的發展進程中被淘汰。文明連續性的另一個意義是文明的包容，是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承認、相互融合，而不是異質文明之間的簡單對抗，甚至暴力沖突。在與不同文明相遇的歷史背景中，中華文明始終表現出高度的包容精神與和平心態，既有海納百川、美美與共的外在氣度，又有穩定內斂、友善和睦的內在氣質。將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熔鑄一爐，這是中華文化統一性的基礎條件，也是中華文化連續性和統一性的根本原因。中華文明的連續性特征不是簡單的線性歷史鏈條，而是思想性、精神性的多樣統一，中華文明五個突出特征之間是相輔相成的，具有時空融合的鮮明特色。

思想的連續性是文明連續性的前提。共同的精神信仰的建立，使得中華文明的連續性有了堅實的歷史土壤。中國古典時代雖然沒有生成嚴格意義的宗教，卻形成了反映中國人共同信仰與價值的文化經典。以“六經”為代表的文化經典是中華民族的共同思想基礎和文化記憶。“六經”是世界文化“軸心時代”的成果，但其產生卻有著比“軸心時代”更長、更久遠的歷史。以“軸心時代”為坐標，經典時代經歷了前經典時代、經典時代和經典闡釋時代三個時期。前經典時代是文化經典的孕育期，而公元前800年至200年的“軸心時代”則是經典文化的創立期。與整個“軸心時代”的其他文明一樣，公元前6世紀到3世紀，中國的哲學與文學也進入突破期，雅思貝斯在講到“軸心時代”（Axial Age）的時候，還強調了這其中有一個“軸心突破”期（Axial break - through），“軸心突破”是中國文化經典（主要是“六經”）全面建立和成熟的時期，經過長時間的醞釀積累，這一時期的文化實現了質的飛躍和跨越。而“軸心時代”以后的整個古代社會則是經典的闡釋期，對經典的解讀、爭論成為中國學術傳統的主要內容。經典的孕育、產生、發展是不斷解釋的過程，這一過程顯示了中華文化的內在精神流動，也顯示了中華文化思想發展從未斷絕的歷史事實。

文學的連續性是中華文明連續性的重要表現。中國文學的連續性表現為文學創作和文學理論兩個基本方面。第一，從《詩經》《左傳》《莊子》《史記》《紅樓夢》等文學經典，到孔子、屈原、陶淵明、李白、杜甫、蘇軾等偉大作家，他們的文學創作深刻地影響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延續著中華文化獨特的人格風范和審美精神。第二，以《樂記》《文心雕龍》《原詩》《人間詞話》等為代表的古典文藝理論著作，反映著中國文學的基本理論主張和思想追求，形成了文藝上具有中國風格的獨特理論話語和藝術主張。

一切批評都應當是從傳統出發的，即使是突破傳統，也應從了解傳統開始。“宗經”是中國古典文學理論的基本主張，從經典出發的理論主張決定了中國文學基本精神的延續。所謂“宗經”就是堅守傳統，堅持守正。劉勰《文心雕龍》專設《征圣》《宗經》二章，強調的就是文學從傳統出發的守正原則。盡管《文心雕龍》的宗經立場，是由經學與經典引發的，而其本質上，還是對文學上的人文主義精神和現實主義傳統的宗法與堅持。

新時代的文學批評應當從中國文學創作和理論的歷史傳統出發，在百年未有之變革的歷史語境中實現中國文學精神的延續。首先，從文學傳統出發，意味著堅守馬克思主義的理論指導。新時代的中國式文學批評話語體系建設就是將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與中華優秀傳統文藝理論結合起來，與中國文學的創作實踐結合起來。其次，從文學傳統出發，意味著堅守中華文化的本位立場。在社會激烈變化時代發生轉折的歷史時刻，堅守中華文化的本位立場，賡續中華文化的精神血脈，更應成為文學批評的理論基石。從中華民族的立場出發，“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一直是中國式學術堅守的基本理念。堅守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本位立場，就是堅守中華文化的品格與精神，保持對優秀傳統文化應有的敬意。“茍利社稷，死生以之”的愛國主義精神，“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的奮斗意志，“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宏大理想，都成為中國式文學理論話語的根脈和底氣。最后，從文學傳統出發，就是守文學創作以人民為中心的基本精神。“以民為本”是中國傳統政治的基本主張，而“以民為本”則具體體現在世俗世界對人的尊重和人性的溫度。孔子的仁愛精神，表現為他“克己復禮為仁”的思想主張，也體現為危急時刻“傷人乎，不問馬”的情感流露；陶淵明的田園詩是優美的，但這種優美更體現為對僮仆“亦人之子也”的人格尊重；杜甫詩歌中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宏大志愿，更有《又呈吳郎》中對“無食無兒一婦人”“堂前撲棗”行為的深刻理解，文學的人民性體現為文學的人性溫度。“文藝的人民話語”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的文藝思想的重要問題。建構“人民話語”的理論核心是文藝為人民書寫，始終保持與人民大眾的情感聯系，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而不僅僅是沉浸在藝術家個人的情感抒發和心理表現。就中國式的文學理論批評話語而言，一方面要以人民的憂樂為憂樂，以人民的好惡為好惡，就是要將文藝創作中蘊含的百姓生活、民眾感情充分闡釋出來，理解大眾的審美趣味和人生品格；另一方面也應該認識到，人民群眾不僅是文藝的欣賞者、接受者，人民群眾本身也是文藝創作的主體力量。

（作者系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副主席、哈爾濱師范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