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人工智能在國內蓬勃發展，被廣泛應用于醫療、交通、生產、教育等各個領域，人工智能醫療系統、人工智能家居、人工智能汽車、人工智能教學系統等大量新鮮事物的出現，影響到人類衣食住行等多重物質層面。人工智能正以迅猛的發展態勢改變著生產結構和生活方式。與此同時，人工智能也在不斷構建和完善自身與文學之間的聯系，體現出人工智能力求從單一的技術性向內核的主體性發展的“擴張”意識。

其實，人工智能一直嘗試在文學創作中取得“成績”。伴隨著技術的全面發展和不斷成熟，人工智能創作在新世紀展現出更加蓬勃的勢頭，并試圖對整個文學生產鏈條產生影響。2017年5月19日，人工智能機器人“微軟小冰”正式推出自己的詩集《陽光失了玻璃窗》。這本詩集的橫空出世，以及引發的熱烈討論，是我們觀照新世紀人工智能寫作的一個重要切口。學者對人工智能的態度總體如下：一方認為人工智能為文學創作提供了新的形式與新的可能；另一方則多從創作質量和創作主體性的角度，對人工智能創作抱有批判和懷疑的態度。

在筆者看來，作為科學技術的重要組成部分，人工智能在切實改善人類生產生活的同時，也必然會改變文化形態的格局。科技的進步已經成為無法阻擋的社會現實，人工智能寫作為文學創作提供了全新的方式方法，已經成為不可否認的客觀事實。在這種社會現實之下，理性認識人工智能創作的意義和價值，以及其對傳統文學的影響與沖擊，并規范引導人工智能與文學創作之間的關系，是必須進行深入探討的話題。

人工智能寫作尚處于范式轉型的嘗試階段

人工智能寫作進入文學場域后需要首要回答的問題，是人工智能寫作能否跳脫出“新創作形式”層面的討論，獲得更深層次的文學地位。從本質上說，是要探討在文學發展的新階段，人工智能寫作是否可以視為新的文學“范式”。1962年，美國科學哲學家托馬斯·庫恩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提出范式理論，他強調“范式”所代表的“集體意識”“共同承認”和“穩定性”，具體指向為集體共同采用的一些基本觀點、原則和方法。進入到文學領域，“范式”所強調的則是新方法、新特征、新形式的出現，以及這種“新”能為整個文學發展格局提供經驗和指導作用。這要求我們重新理解21世紀以來文學的時代使命，從文學的藝術性、經典性、社會性等層面探討人工智能寫作的真正意義。總體看來，人工智能寫作尚處于范式轉型的嘗試階段，存在較多局限。

人工智能寫作范式確立的困境首先體現在文學形式的創新方面。關于人工智能寫作“形式創新”的評價不絕于耳，有論者認為人工智能“宣告了一個新的文學形式的生成”“是未來文學新的寫作形態”。但其實這種所謂的創新并不足以被認為是新文學經驗的生成。人工智能寫作的本質是通過程序的設定、大數據統計生成創作的算法模型，以無意識、信息化、概率統計的方式進行詞語間的搭配，從而生成作品。它所做的是在已有信息的基礎上歸納、提煉與組合，并未創造出一種具有原創性質的文學表現形態。它為文學作品的產生提供了一種新穎的方式和途徑，而無法成為真正意義上文學自身的形式變化。以“微軟小冰”的《牧羊神從我的門前過去》為例，“令我歡樂之一瞬/在你的煙波上命運/都在懺悔著歸心的悲哀/我存在治著心愛的人跡/知我歡樂的時候/曾經在這世界/逗著我們的永遠的夢/牧羊神從我的門前過去”。可以明顯地看出，它呈現的仍然是既往詩歌的創作樣式，以及傳統詩歌意象的堆疊和整理。回望20世紀80年代先鋒作家的創作，他們以一種陌生化的處理方式進行了文學的語言試驗，將一代人的精神世界和人性思考熔鑄在語言和文本結構的迷霧之中，展現出文學迥異于既往的全新樣式。而目前，人工智能寫作提供了作品生成的來源，更多地停留在工具性層面之上，而非文學層面上。

囿于人工智能寫作的工作機制，它所生產出的文學作品也相對缺乏思辨性和在場感，進而導致文本內涵的厚重感和創作的嚴肅性不足，這也是其無法成為當下文學范式的重要原因。當前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堅持以文弘業、以文培元，以文立心、以文鑄魂，把文藝創造與時代發展的壯麗進程和人民創造的偉大實踐聯系起來，處理好文學創作與時代性、人民性、藝術性之間的密切關系。這要求文學具有能敏銳把握社會甚至“得風氣之先”的現實性與前瞻性。而人工智能寫作依靠有限的數據庫資源和“過去式”的文學經驗，無法及時有效地面對時代的萬千變化，更無法在此基礎上進行新的判斷、展開新的創造，這是人工智能的軟肋所在。例如，非虛構文學以作家的在場性和再現的真實性，成為我們當下認識社會的重要窗口，而新舉措、新風貌、新人物、新典型，還無法成為人工智能寫作的表現對象。人工智能寫作仍然不可避免地落入重現過去文本內容模式的窠臼。

文學與人工智能的融合可能生成新的發展樣式

古往今來，每一種學術思潮的出現、新興技術的介入等，都會對文學觀念產生一定沖擊，都會引起人們對文學的邊界、內涵等話題的重新討論。人工智能寫作雖然還不具備成熟、獨立的范式意義，但已經對傳統文學格局產生了沖擊和碰撞，值得我們的關注與反思。

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看，人工智能寫作技術的廣泛推行與應用，會在一定程度上造成部分作家的創作惰性。智能化程度較高的寫作工具會根據作者的需要，迅速提取并整合成各類型的文學文本，高速高產的文本生成形式容易造成對工具的濫用，進而形成文本內容質量參差不齊和同質化的現象。從文學接受的角度來看，人工智能寫作的方式使得文學創作的過程變得可視化、可操作性強，人工智能的發展賦予了傳統意義上的文學接受者新的身份，讀者不再是單一接受者，還可以更加容易地親身體驗文學創作的過程。“簡單輸入信息就能生成一部完整的文學作品”，當讀者有了這樣的心理預設，就會在很大程度上消解文學本身的“神圣感”，消解文學作品的距離感、神秘感，使得文學呈現的藝術效果大打折扣。這并非對人工智能寫作的全盤否定，而是提示與說明針對其建立全新文學規范體制的必要性。

實際上，當我們在談論人工智能寫作的局限和對傳統文學格局產生的沖擊時，本質上是對當代文學經驗的再認識、再闡釋。在科學技術迅猛發展的當下，人工智能作為前沿技術之一，對文學的介入與影響是無法阻擋的事實。文學也在與人工智能逐漸的互滲、融合中生成新的發展樣式和可能。人工智能寫作仍然處在嘗試和發展的過程之中，我們應以包容的心態，理性看待其價值與不足，這將是未來文學乃至文化發展中值得持續關注與討論的時代課題。

（作者：胡哲，系遼寧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