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劇是語言的藝術。早在1928年，當中國話劇的奠基人歐陽予倩、田漢、洪深三位先生，在為中國現代戲劇命名時，洪深提議以“話”為名，田漢、歐陽予倩贊同。從此話劇便以“話”得名、因“話”而彰，語言之于這一新興藝術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語言因地域不同而產生變體，方言得以形成。方言與中國戲劇的淵源，可謂深遠。中國地方戲曲堅韌的生命力和獨到的藝術性，很大程度就源自于方言的使用。在一些劇種中，為表現角色籍貫、身份和性格特點等內容，會在表演中點綴使用多種方言，如昆曲中的“蘇白”“京白”，京劇中蘇州、揚州、紹興、四川、山東、山西、河南等多地的方言。近年來方言在話劇舞臺上也頗現亮點，充分顯露出方言話劇的獨特魅力。

1.以地域文化特色致敬經典

方言話劇中藝術性得到最多肯定的，是對一些經典話劇作品的語言加工后的別樣再現。對于那些已經在觀眾心目中占據獨特藝術地位的經典話劇來說，方言的運用，無疑是在當下文化創新的語境中，對經典的重新解讀和致敬。

方言的運用，可以使新作拓寬原劇的物理空間和心理空間。2017年，中國話劇誕生110周年之際，觀眾得以聽到《茶館》里響起的巴蜀之音。“茶館”不再僅僅是天子腳下的一間老店。可以遙想在那個風雨飄搖的時代，在更為廣大的地域里，持南北口音的蕓蕓百姓中，一定有許許多多個“王利發”在時時“改良”、苦苦經營；又有形形色色的“秦二爺”“常四爺”，在以他們各自的方式尋求出路。有時，因原作過于深入人心，在對其臺詞進行方言化處理后，新的方言演繹使得作品可以適配更多觀眾，從而幫助觀眾超越對原作的單一認知和固有印象。

滬語版《雷雨》的創新排演，把曹禺先生原作中語焉不詳的故事發生地，明確地安置到上海。故事地點確定后，30年前的陳年往事與此時此地的情感糾葛得以更具體地呈現出來。而有大上海作為背景來襯托，周樸園作為資本家精明冷酷、殺伐決斷的一面就更加具象；繁漪、周萍等人物身上，那種新舊觀念的矛盾，在燈紅酒綠的大上海也更加鮮明。《死水微瀾》《繁花》《51號兵站》等作品的方言話劇版本，皆與原作形成或顯或隱的互文關系，往往愈是在二者的對比中，愈可以窺見其異、深得其味。

方言的運用，可以使新作凸顯原劇的文化意蘊，情由境生，情景交融。陜西人民藝術劇院的“茅獎三部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和《主角》，改編自三位陜西籍作家獲得“茅盾文學獎”的小說作品。三部話劇因使用原汁原味的方言呈現發生在這一方土地上的故事，又被稱為“方言三部曲”。

早在2006年，導演林兆華就敏銳地感受到方言較之于普通話，在敘述故事、塑造人物、彰顯性格等方面得天獨厚的便利。他率先以北京人藝的演出陣容，演繹了陜西話版的《白鹿原》，直接啟發了陜西人藝之后的一系列舞臺創新實踐。

陜西方言特色鮮明且通俗易懂，在全國較有影響力。在這些方言話劇中，方言不是壁壘而是橋梁，直接把觀眾引領到更貼近作品文化內核的情境中去。

2.地方戲劇追求雅俗共賞

在中國話劇史上，老舍先生以幽默平白的語言達到雅俗共賞的藝術境界，他一人一筆就給讀者和觀眾描繪出一個古樸溫情、充滿民俗風味的老北京來，他的話劇作品是方言與地域文化相得益彰的典范。老舍先生之后，何冀平、李龍云、過士行、鄭天瑋、劉恒、劉一達等劇作家，在“京味話劇”創作領域繼續深耕。方言既是一種文化現象，同時它作為地域文化的載體，是地域文化的獨特呈現。越來越多的創作者意識到這一點，除了“京味話劇”之外，其他地域的方言也開始在話劇舞臺上嶄露鋒芒。

2003年起，話劇《長恨歌》以普通話和滬語兩種版本同時排練和演出，但無論是導演蘇樂慈，還是原著作者王安憶，都更喜歡滬語版本。該劇首演至今已有二十年，滬語版演出更受歡迎，觀眾的傾向也印證了創作者的偏好。近年來一批融上海滑稽戲與話劇于一體、嘗試“話劇底子，滑稽套子，新喜劇路子”創作之路的作品紛紛涌現，如《上海的聲音》《寶興里》以及《51號兵站》，這批作品共同鍛造出新世紀上海話劇藝術的品牌，達到追求雅俗共賞的新境界。

從2014年開始，河南省重點打造“老”字系列原創方言話劇《老湯》《老街》《老家》，以三部曲的形式著力塑造“中原人文精神”。無論是《老湯》的“誠信”主題，還是《老街》對民間曲藝盛會“馬街書會”的再現，方言賦予全劇生動鮮活的藝術感染力，觀眾會因為劇中人和劇中情而歡笑落淚，于是“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的創作主旨，便以觀眾喜聞樂見的方式，自然流暢地完成。

3.方言劇作助力題材創新

藝術創作要關注生活，與時代同步。方言話劇在聚焦社會熱點、演繹百態人生方面別具一格，在現實題材的創新上優勢明顯。

2023年5月，一部太原方言話劇《鐘樓霹靂舞》在小劇場正式上演，觀眾反響之熱烈超出創作者的預期；8月份作品調整后完成升級，以《鐘樓霹靂舞2.0》進入山西大劇院的小劇場演出，同樣好評如潮。該劇以太原一座小院里幾戶人家30年的生活變遷為中心，講述一代人故事的同時也折射出時代的發展。在作品整體構思及敘事風格上，明顯可見對《茶館》《窩頭會館》等劇的學習和借鑒。兩小時的演出展現三十多年的時光，觀眾在感嘆“鄉音無改鬢毛衰”中潸然淚下。

湖南方言話劇《十八洞》、四川方言話劇《滴灌》、四川方言話劇《薪火》等作品，針對精準扶貧，或以真實人物為原型進行創作，或以虛構的人物和故事來表現；圍繞修路、灌溉或偏遠地區貧困村民婚戀問題等核心事件，充分發揮方言的獨特魅力，在舞臺上塑造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獲得了較好的社會反響。

山東方言話劇《櫻桃崮下》是全國首部反映以“惠葬禮葬”為核心的殯葬改革的作品，成為沂水移風易俗的文化名片。

武漢方言賀歲喜劇《伸著腦殼接石頭》，以快活里社區居民與《民法典》相關的一系列啼笑皆非的生活小事，完成普法教育的主旨。

方言無疑是有力量的，一些地域文化特色，似乎只有借助方言才能妥帖、準確地表達出來，也只有借助方言才更能貼近普通大眾，深入各地文化生活。

4.使用方言要適度而不可任意而為

方言話劇方興未艾的發展態勢，印證了其藝術上的蓬勃生機。但同時也應該看到，方言在戲劇中的運用也要適度，不可任意而為。2023年3月8日至10日，上海昆劇團打造的全本《牡丹亭》首次赴京演出，劇中向來使用蘇白的石道姑改念了“川白”——創作者改編的出發點肯定是為了藝術創新，但違背了戲曲音韻所講究的“聲腔可以隨方言變，方言卻不肯隨聲腔改”的規范，使得這一改動與全劇整體風格不符，略顯突兀。流傳到四川的昆腔，可以因地制宜地融入川劇；但正宗的昆曲演出中，卻不宜隨意地穿插蜀地的方言。

方言話劇作為方言與話劇的有機融合，有著廣闊的發展空間。今年年底，滬語版話劇《長恨歌》將再次演出，觀眾可以重溫歲月變遷，領略上海風情。舞臺上紛繁生動的南腔北調還將繼續，營造多姿多彩的生活場景，勾勒鮮活生動的地域文化；借助方言之翼，展現人杰地靈。

（作者：張磊，系山西大學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