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6日下午，“深情回眸中的大地之歌——阿舍《阿娜河畔》新書分享會”在北京SKP RENDEZ-VOUS舉辦。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得主喬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劉大先、作者阿舍從《阿娜河畔》出發，深入解讀故鄉與人的關系，探討如何用文學重建精神故鄉、展現人性的豐富性等話題。活動由中央人民廣播電臺讀書節目主持人馬宗武主持。

《阿娜河畔》是阿舍的最新長篇小說，講述了在茂盛農場的建設中，以明雙全一家為代表的建設者在這片土地上的生活歷程。在長達半個世紀的歷史時期中，無數來自五湖四海的建設者以堅韌頑強的理想信念為邊疆建設注入新的血液。

現場

故鄉是生長的文學

“這部小說是我自己在農場出生、成長十八年的生活經歷所積累下來的情感，是發自于心底積累多年的生命感慨。”活動開始，阿舍向大家介紹這部小說誕生的背景。“阿娜河”是塔里木河的古稱，“阿娜”在維吾爾語中是“母親”的意思。從書名的擬定便可看出阿舍對故鄉濃厚的情感。在寫作過程中，阿舍重新認識了自己的故鄉，對故鄉的歷史與生活有了更加深入的理解，“它無論對我的生命，還是對我的創作，都給予了巨大的滋養”。

“故鄉是離開才能擁有之地”，談及對《阿娜河畔》的印象，喬葉表示自己與阿舍在個體生命的流轉上有著相似的路徑，在書寫故鄉時都帶有一種從異鄉回首故鄉的“尋根”之意。喬葉也對新疆的河流有著深厚感情，她曾寫過一篇名為《伊犁河邊的錫伯人》的散文，并在活動現場即興朗誦了歌曲《伊犁河》的歌詞，“我讀這部小說的時候腦子里也回響著這個旋律，想象著阿舍是用這樣的感情來寫這部小說。阿娜河當然是地理意義上的河，同時也是精神的河流，它是人生的河，歲月的河，生命的河，也是一條歷史的河流”。關于小說的美學風格，喬葉賦予其一長串形容詞：莊嚴、純正、熱忱、中肯、細膩、精確、清新，剛健，“我從中辨識出《平凡的世界》和《人世間》的寫法，其中的敘述有時候稍顯笨拙，但也非常動人，有著古典主義的氣質和審美”。

劉大先非常認同喬葉所用的“古典”一詞，《阿娜河畔》使他想起了前蘇聯作家肖洛霍夫作品中的寧靜與素樸，同時又素樸地站在普通民眾的立場上，寫出了個體的復雜性。他曾在新疆的留宿兵團招待所待過一段時間，將那里形容為“寂寥而又充滿內在激情”。“招待所后面是一片空闊無人的玉米地。我站在窗邊感覺到特別寂寥、空曠，那時候心里油然而生一種孤獨感和蓬勃之感——站在天地之間，無盡的曠野又使人的精神變得強大。”

“故鄉”是文學創作經久不衰的母題。同樣在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農場度過少年時代的馬宗武，因為與阿舍有著同樣的生活經歷，讀《阿娜河畔》時內心久久不能平靜，“我的父輩們，還有更多的建設者們，就是在那片土地上，一點點有了住的地方，一點點有了生活的氣息，他們把戈壁灘建成綠洲，建成麥浪如火的一片土地。而這個小說表現的就是幾代建設者在這樣的過程中發生的各種各樣的故事”。他感慨，那些經歷會在心底沉淀下來，永遠不能忘記。

故鄉，不斷往縱深處生長

“阿舍的寫作蘊含了她疊加的各種身份帶給她的生命體驗，呈現為一種特別具有生命感的、深刻且豐饒的、很溫暖的混合性的表達。”喬葉認為阿舍豐富的身份維度是其寫作的一大優勢與特點。

談及自己的多民族文化身份，阿舍表示自己也曾經歷過對自我身份認知的困惑，故鄉賦予自己多元化的身份，因而處理身份認知問題即處理自己與故鄉的關系。在散文《我不知道我是誰》中，阿舍的多重文化身份在內心引起了撕裂感，“我不想再選擇我到底是誰這件事，我不是其中的任何一個，但我也是其中的任何一個，實際上我還是一位女性，一位母親，一位作家，一個中國人，這些新的文化身份在更高的層面上又緩解了我內心的焦慮”。處理完身份問題之后，阿舍感到自己和故鄉之間的關系一下子就打開了，“很多人都和我有著相似的處境，他們覺得我說出了大家的心聲。我突然意識到，故鄉不只和自己相關，也是一大群人和這片土地的關系。我想要寫一部真正體現我和故鄉復雜又豐富的關系的故事，既要體現農場的建設發展史，也要體現這片土地上的人的命運”。

作為與阿舍年齡相仿且同樣致力于書寫故鄉的女作家，喬葉有著相似的感悟：“人到中年，有時候覺得特別美妙，不像年輕時候那么青澀，尤其在寫作上，能夠相對成熟地去觀照過去的生活，這時候故鄉在我們文字底下是一遍一遍在生長的，且不斷往縱深處生長。”故鄉并非在地理意義上擴大了，而是在文學、精神、情感的意義上都更具深度，阿舍筆下的故鄉就獲得了這樣的生長，“有了這樣的認知能力之后，對人性的理解也較以往有了進步，這一定是同步體現在創作中。《阿娜河畔》既講述了廣闊的社會生活，展現了風云激蕩的歷史，又最終落實到人的奮斗與情感，這是作家修行到一定程度后獲得的成長”。

當小說中的人物石昭美意識到愛情并非純潔無暇，而是如阿娜河一般泥沙俱下時，她在經歷了精神上的否定之否定后獲得了成長；當作家阿舍意識到自己應站在群體的立場重新觀照人與故鄉的關系時，她在沖破了多重文化身份帶來的焦慮后獲得了成長。

劉大先從理論角度談到，《阿娜河畔》對故鄉的重建實際突破了現代文學中由魯迅建構起的“歸去來”模式——“一個遠離故鄉的游子回來了，發現故鄉已面目全非，這對他的內心產生極大的沖擊，只能用‘寧靜月光下，一個少年在碧綠的瓜田中拿著鋼叉準備去插猹’的意象來呈現故鄉的樣貌，而這與他的成長及青春秘密相關，那個才是他心想的故鄉，現實中的故鄉已經變了。這是現代文學形成的非常頑固的書寫結構”。少年時那個寧靜的故鄉是真實的，中年以后那個衰敗的故鄉也是真實的，意識到這一點，我們才能在真正意義上面對故鄉，我們才能賦予它文學的意象或者形象，才能得到進一步的成長。這既是作家的故鄉書寫應獲得的成長，又是“返鄉”文學應帶給讀者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