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的戍邊史和屯墾史是共和國歷史上的壯舉。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幾代人艱苦勞作，成功讓昔日無人駐足的戈壁荒漠變成瓜果飄香的安居之地。維吾爾族作家阿舍是“兵團二代”，出生并成長于新疆南部塔里木河下游的軍墾農場。大學畢業后，她生活在寧夏銀川，但時空的阻隔并未剪斷自己與故鄉的血脈情緣。她曾經說過：“故鄉給了一個人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成長記憶和成長經歷，是一個人世界觀、心靈空間和性格的塑造和養成地，是一位作家審美基因的形成地。我們在年輕時總是對遠方有無限向往，但到了中年會變成腳踏實地生活在此處，不斷回望往昔與故地。這時候，故鄉不再只是個體的記憶和生命體驗，而是承載了一方土地和這方土地上人們的歷史。”由此可見，阿舍的故鄉書寫在關注個體命運的同時關涉時代歷史的思考。

長篇小說《阿娜河畔》（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寧夏人民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入選中國圖書評論學會發布的“中國好書”2023年9月推薦書目）是阿舍獻給故鄉和父輩的緬懷之書。作者以宏闊的視野和飽蘸情感的筆墨，敘寫了阿娜河畔茂盛農場里兩代人的墾荒史和生命史。為了盡可能還原歷史的真實，作家在充分調動童年經驗和個體記憶的同時，又花費了大量時間去搜集和整理有關資料，舉凡農業、工業、教育、水利、科學、醫療等內容均有涉獵。學者式的嚴謹和精益求精的態度，使得這部小說細節綿密而富于質感，顯現出史詩般正大疏闊的氣象。在理想的感召和主人翁的豪情下，來自五湖四海的初代墾荒者日夜奮戰在廣袤無垠的戈壁荒灘上，他們住地窩子，喝咸澀發苦的井水，穿帶補丁的衣服，嘴唇因干燥而開裂……艱苦的物質條件和超負荷的勞作，并沒有改變他們的美麗初心與昂揚激情。在訪談中，阿舍以質樸的語言向他們表達了崇高的敬意：“無論是20世紀50年代初進疆的解放軍、支邊青年，抑或是60年代陸續進疆的知識青年，他們都懷著一顆赤誠之心，積極投身國家的建設。他們從不吝嗇自己的青春，不懷疑心中的理想。”小說為大時代的普通人立傳，將這一段行將消失的生活和歷史進行搶救性的發掘。作品通過阿娜河畔墾荒者和建設者的命運境遇，折射出半個多世紀以來社會歷史的變遷。《阿娜河畔》接續了現實主義文學的偉大傳統，以嚴肅的態度和良善的心境，看待社會、歷史和人性，有著樂觀、爽朗和溫情的氣息。小說中的人物雖然歷經磨難，卻依然勤懇、本分、寬厚和充滿德性。譬如，明雙全、明中啟父子兩代扎根西部公而忘私的奉獻精神，成信秀和石昭美母女對愛情的期許和對家園的守護等。

在如實呈現墾荒歷史艱巨繁難的同時，阿舍深入生活的細部，發現日常生活中的喜樂和故鄉風景的優美。作家運用散點透視的方法，對阿娜河畔的自然風光和民情風俗進行了精細的描寫。事實上，西部邊地雖然荒涼僻遠，卻也自有其殊異迷人之處——“戈壁灘的夏夜涼爽宜人，營地里最后一個地窩子里的油燈熄滅之后，白天被改造和開墾的荒原似乎又回到了原初的地老天荒里。恰好是個月圓之夜，銀白色的月輝明晃晃的，照在駱駝刺指甲蓋大小的綠葉上，照在又虛又軟的堿土路面上，照在地窩子門前一團用來當柴燒的野麻上，綠葉白亮亮的，灰土路白亮亮的，野麻枝白亮亮的，讓人直以為到處都被刷上了一層銀亮的粉，讓人總想伸手撫摸這層在夜里亮得如此出奇的東西。”又如，“一望無際的沙漠平湖，黑壓壓的魚群，茂密的蘆葦蕩，白色群鳥……任憑外面的世界風雨飄搖，這里只有海闊天空，只有太陽的萬丈光芒和星月無盡的清輝。”西部大地上壯闊雄渾的自然風光內嵌于小說的敘事機制。風景畫、風俗畫和邊地風情的氛圍營造，不單是一種詩化或抒情化的文本策略，更根植于阿舍身為“兵團二代”對地域風土人情的真切認知。在田園牧歌的風景中，茂盛農場的建設者為日常生計而奔走，他們隨遇而安，并在尋常歲月中尋覓愛、美、歡樂。“一家人都吃得飽飽的，明雨又給家人切了一盤哈密瓜，洗了一盤甜得齁嗓子的無核白葡萄，大伙兒都嚷嚷著沒有地方吃了。飯后拾掇利索，明雨哄孩子睡午覺，石昭美給躺在床上、被暖烘烘的陽光曬得昏昏欲睡的成信秀掏耳朵，母女二人有一句沒一句地說著話。明中啟與女婿坐在屋門前的一張棋盤小桌前下象棋，棋子一聲高一聲低地落在棋盤上。”尋常日子有它的堅實、溫暖與自足。這些細節化和場景化的描摹，凸現出普通人安妥、適意的現世生存。在這里，阿舍賦予日常的人生景觀近乎神圣的尊嚴與價值。

值得注意的是，在阿舍筆下，地方小傳統和日常生活的溫情守護并不意味著作品精神視域的狹小。即使地處偏遠，阿娜河畔的人們也并不能自外于現代化的進程。隨著時代的移步換景，農場及其居民的命運都面臨新的變化，包括西北邊地與沿海都市、安居農場與返城就業的人生抉擇等。

《阿娜河畔》具有沉郁厚重的精神底色，阿舍以女性的細膩和深摯的情感，書寫農場普通人的情感歷程與心靈世界。小說里的人物常常陷入物質和精神的雙重困境，而錯位和復雜的愛情糾葛則令他們的心靈飽受折磨。在自由之愛與道德倫理的悖論中，身處其中的每個人都遭受靈魂的拷問。他們無奈、委屈，卻又無解，唯有緘默和承受。學者李建軍認為：“俄羅斯文學的感傷，不是繆塞式的自我中心主義的感傷，也不是哈代的充滿悲觀情緒和宿命感的感傷，而是一種充滿道德熱情和人性溫暖的感傷。”阿舍坦言《阿娜河畔》的寫作深受《靜靜的頓河》的啟發。在對情感的領悟和世事的洞察上，這部小說在敘事的調性上確乎彌漫著“一種充滿道德熱情和人性溫暖的感傷”。作家以同情共感的方式傾訴著人生的殘缺和情感的錯位，但在感傷的同時，小說的內部又充盈著明朗的色調和理想的激情。

《阿娜河畔》既是一部致敬父輩、回望故鄉的抒懷之作，又是一部注目當下、探尋存在的智性之書。在現實主義、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的并置中，生命的喜樂憂患得以展現。小說結尾，茂盛農場被撤銷合并，但人雖散，曲未終，它依舊堅實地屹立在西部大地上，并一如既往地庇護和擁抱阿娜河畔的有情眾生。

（作者：烏蘭其木格，系溫州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中國作協少數民族文學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