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眾多文藝活動中，文學翻譯大概是被吐槽最多的事。而它的“一言難盡”在于凡是牽涉其中的人，似乎都有一肚子苦水。作者期待自己的作品能夠插上不同語言的翅膀飛往世界各地，卻同時擔心譯本變了味，不得不冒著因授權翻譯而破壞原作口碑的風險；譯者自嘲這是一個“用愛發電”的良心活，高技術要求、高精力投入與低經濟回報、低學界認可形成了巨大反差，還要時刻做好被讀者冷嘲熱諷、甚至詆毀謾罵的心理準備；編輯被低質量的譯稿虐到“懷疑人生”，以至于有人索性轉行成了譯者，因為“與其審校爛譯還不如自己來譯”；讀者抱怨盡管譯本的每個字都認識，但串起來卻變得佶屈聱牙，不符合漢語習慣的拗口長句猶如一場漫長的馬拉松，讀到句號已是氣喘吁吁，更不要說時常還會被“門修斯”（“孟子”的錯譯）、“常凱申”（“蔣介石”的錯譯）之類搞得神經錯亂；出版商也滿腹委屈，不斷辯白自己不是“壓榨譯者”的黑心資本家，在高額的版權費和慘淡的市場銷量面前，他們同樣舉步維艱。

“作者—譯者—出版方—讀者”由此陷入了一個相互指責的惡性循環。但不難發現，打破閉環僵局的關鍵在于譯本質量，優質的譯本能夠實現多方利益的共贏。那么問題來了，優秀的文學翻譯為何在當下成了可遇不可求的稀有之物？

有學者指出，是因為文學翻譯的門檻變低了，它不再是昔日只有少數人能夠從事的“神圣事業”，而是成了一個誰想做都能做的事情。特別是在日益強大的翻譯機器的助力下，但凡懂點雙語的人都可以翻譯點文學，但正如不是每一個文學愛好者的提筆寫作都稱得上是文學創作，文學翻譯也遠非兩種語言的切換轉碼那么簡單。

楊絳先生曾用“一仆二主”形容譯者“左右為難”的尷尬境地：“（翻譯）是一項苦差，因為一切得聽從主人，不能自作主張。而且一仆二主，同時伺候著兩個主人：一是原著，二是譯文的讀者。”原著“主人”要求譯作越忠誠越好，讀者“主人”則要求譯作越符合自己的閱讀習慣越好。這意味著譯文不能對原文生搬硬套、卻又能足夠貼合，同時要讓讀者在覺察不出“翻譯腔”的舒適閱讀體驗中領略原文的神韻和魅力。對難度堪稱翻譯天花板級別的文學翻譯來說，更是如此。文風、語調、情感、意境……每一處都彰顯著“兩個主人”的挑剔。原著字里行間的意義要不多不少地傳遞給讀者，更難的是，原著的弦外之音要從譯作的弦上傳出，欲說還休的含蘊也要附著于譯作的文字，確保讀者同樣接得住。

好的文學翻譯注定是翻譯文學。譯作是原作在異語空間獲得的新生，需要譯者極盡異語之能，賦予其酣暢的可讀性和充盈的文學感。如果說文學性是衡量文學作品的核心指標，那么文學性同樣是決定文學譯本生死優良的關鍵因素。然而，眾所周知的是，越是文學性強的部分越難被異語傳導、甚至無法被翻譯。正如詩人羅伯特·弗羅斯特的名言：“詩歌就是在翻譯中失去的東西”，那些被原作者巧妙設計、精心雕琢的文字游戲、富有音樂感的表達、具有特定文化內涵的隱喻和雙關，很難或者不可能在譯文中完滿再現。

因此，譯者往往要做某種“補償性創作”，于是有了“文學翻譯也是一種創作”的共識。但譯者從事的無疑是一種有條件、有限度的“再創作”，如同戴著腳鐐跳舞，既無法掙脫，又要盡可能地表現出舞態的優雅，顯示出不著痕跡的輕盈。優秀的譯者不僅是掌握外語的專家，還得是熟操母語的文體家；不僅是深諳作者心的優秀讀者，還得是合稱讀者意的優秀創作者。同時，譯者還要具備“隱身”的超能力，就像莫言說的：“最好的翻譯就是好像沒有翻譯”，閱讀那些“偉大翻譯家翻譯的外國文學作品，（能感到）翻譯家隱形了，仿佛讀到的就是原作，仿佛我的閱讀就是與原作者直接對話”。

當然，此處譯者的“隱形”描繪是翻譯的一種理想狀態，是兩種語言完美地融為一體，也標志著譯作與原作有著難分伯仲的文學魅力和價值。但在現實中，譯者常常是被迫“隱身”，他們被稱為“二道販子”，注定只能站在作者的影子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許多出版社甚至不讓譯者的姓名出現在譯作的封面上。外國文學研究員劉文飛曾用驛馬來形容譯者：“既要有出眾的能力還要有忍辱負重的秉性，日復一日的奔波只能換得微薄的糧草，還得時刻提防路途中遍布的坑洼和沼澤……驛馬總歸是驛馬，即便背上馱的是裝滿金子的袋子，身后的車廂里坐的是帝王將相，其任務也不過是把它和他送往某個目的地，本不該再有什么奢望。”驛馬一般的譯者，注定享受不到駿馬一般的作者受萬眾矚目的榮耀，用翻譯家翁顯良的話來說，“翻譯本身就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文學翻譯的“吃力不討好”還體現在付出與回報的極不匹配。在現有的學術評價體系中，譯作通常被簡單粗暴地認為是基于模仿而非原創的次等作品，因此被當成一項需要打折計算的邊緣成果，甚至完全被排除在職稱評審、科研考核的體系之外。更不要說被物價甩出幾十條街的翻譯稿酬，平均80元/千字的業界標準多年未變，讓不少譯者自我調侃：“燒了數月甚至數年的腦細胞，扣完稅也只夠買臺手機”。據出版界人士透露，即使是國內“天花板”級的專業譯者也無法靠譯書養活自己，所以“目前譯者的主力軍還是業余愛好者、票友”。一面是對譯者素質的頂配要求，一面是對譯者勞動的低配認可，文學翻譯幾乎成了一項不計回報、只為情懷的公益事業。

悖論的是，當真正能夠、也愿意投身其中的譯者越發稀少，德才兼備的“神仙”譯者更是寥若晨星之時，國內翻譯產業卻呈現出一派欣欣向榮的場景：翻譯數量激增，涉及領域廣泛，出版效率驚人。國家新聞出版署數據顯示，我國每年引進圖書版權高達1萬多種，其中，外國文學著作占有相當比例。無論是經典外國名著、特別是公版書的反復重譯，還是重要文學獎獲獎作品、文壇明星新作和暢銷書的爭先搶譯，文學翻譯正進行得如火如荼。追求最低成本、最快速度和最大市場的出版商對譯者表現出“饑不擇食”的渴求，魚龍混雜的譯者產出良莠不齊的譯作也就不足為奇。在低價和時間的雙重壓力下，“完成比完美重要”成為默認的新行規，從而導致錯譯、漏譯、甚至照搬機翻的現象屢見不鮮。“你不做，總有別人來做”，翻譯群體的“內卷”使真正一絲不茍、精益求精的譯者遭受了“劣幣驅逐良幣”的逆淘汰。而與此同時，缺乏行業監督、質量評測以及相應的問責懲罰機制也讓拙劣的翻譯更加肆無忌憚。

翻譯是語言、文化乃至文明的擺渡者，其重要性毋庸多言。優質譯作的誕生依靠的是各方力量的相互成全：它需要譯者擁有過硬的專業素養和沉得下心、耐得住寂寞的品性，也需要作者對翻譯的“再創作”行為給予理解與尊重，需要出版方從作品引進、譯者挑選，到出版周期、質量監管進行全程的科學把控，還需要讀者對譯作做出客觀而公允的評判，需要學術界和全社會認可并重視翻譯勞動，同時加以能與之匹配的經濟支持。

我們常說，是文學翻譯成就了文學的世界“旅行”。那么毫無疑問，唯有良好的翻譯生態才能創造高品質的文學“旅行”，進而讓參與這場“旅行”的每個人都能擁有熠熠生輝的收獲。

（作者為文學博士，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