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去日本，行程中有三處與三位作家密切相關：位于北海道札幌市的渡邊淳一文學館、位于東京早稻田大學的村上春樹圖書館和附近的夏目漱石故居——漱石山房。

渡邊淳一文學館由馳名世界的建筑師安藤忠雄設計。安藤不愧有“清水混凝土詩人”之譽，建筑物外墻和里面的走廊、樓梯，清一色混凝土，了無裝飾。好在房間里看不見混凝土，墻上滿是渡邊淳一人生各個階段配上文字說明的彩色照片，其中由黑木瞳（電影《失樂園》中凜子的扮演者）等一眾美女演員圍在中間的一幅特別鮮艷，我不由駐足良久，端詳再三，對渡邊羨慕有加。照片下方的玻璃柜里展示的，是渡邊一百多部作品的各種版本，我心中又生感慨：我譯一百多本都忙得愁眉苦臉、焦頭爛額，人家寫了一百多本，看上去照樣歡天喜地。渡邊的一百多本書里，最有名的非《失樂園》莫屬，不料，旁邊擺放的中譯本中沒有我譯的，于是我故作惱怒地問其緣故。不過問的不是日方館長，而是中方同胞。對方故作認真地表示，實乃重大疏忽，應立馬整改——渡邊淳一文學館于2016年被青島出版集團全資收購，乃其一塊“海外飛地”，作為其譯者也好、青島市民也好，我“質問”起來自然理直氣壯。

翌日，我從札幌飛往東京。在東京數日，我去早稻田大學看了村上春樹圖書館。這是一座由舊樓改建的建筑物，費用據說由村上的早稻田大學同學、優衣庫老板柳井正慷慨解囊。早稻田大學是村上的母校，他在這里讀了七年本科（不是本碩連讀）才勉強湊夠學分畢業出來，感嘆七年時間唯一的收獲就是認識了現在的妻子。言外之意是收獲不大。依我看，收獲大大的，再大不過。不過，館內任何文字說明對此都只字未提，觸目皆是村上作品的各種版本。觸目的也有鄙人的名字——林少華見到了“林少華”，而且不止一次兩次，無須說，拙譯本也忝列其間。最顯眼的是按原樣復制的村上書房。書房不許進，我只好腦門兒貼在窗玻璃上窺看一番。非我自吹，這間書房的面積比我的大不了多少。而且，沒紙沒筆倒也罷了，書也沒有一本。桌面上只有電腦和電腦配件，書架上全是老式唱片。乖乖，人家到底是天才，對著電腦聽唱片就文思泉涌。我呢，非坐在書堆里摸著稿紙、握著鋼筆吭哧吭哧地書寫不可，太老土了！

在早稻田大學的學生餐廳用完午餐，我決定去看漱石山房。因為兩地相距不遠，便跟著手機導航上坡下坡、左拐右拐，抬眼一看，到了。不用說，山房乃書房之意。這里和村上的書房全然兩個世界。迎面是一張不很大的矮腳桌，背后高懸字匾：“移竹樂清陰”（原文如此），上方吊一盞傘罩電燈，旁邊炭火石爐上放一把黑鐵壺，其余全是書：線裝書、精裝書、軟皮書，漢文書、倭文書、洋文書……書、書、書，一個真正的讀書人。漱石在此住了十年，寫了十年，僅長篇小說就寫了八部。其中最有名的無疑是《心》。主人公“我”認識了一位“先生”，后來接得“先生”一封絕筆信。“我”看信得知，“先生”當年和大學同學K先后都愛上了房東的漂亮女兒。“先生”設計使K自殺。但婚后每每為此自責，最后也自殺了。因為被節選收入日本高中語文課本的關系，《心》在日本盡人皆知，一百多年來累計印行七百多萬冊，是不折不扣的傳世之作。

說起來，夏目漱石是村上春樹最推崇的日本作家。村上斷言，若從明治維新以來的日本近現代作家中投票選出十位國民作家，“夏目漱石無疑位居其首”。不過，村上對《心》評價不高：“在我眼里毫無意思可言。”什么原因呢？且看村上的小說《刺殺騎士團長》中主人公“我”和妻子的對話：“‘你在和誰交往？’我問。她點頭……‘嗯，倒是覺得非常對你不起……’”作為丈夫的“我”竟然沒有尋根問底，當天就開車主動離開了兩人生活了六年的公寓。在短篇集《沒有女人的男人們》里面，以ABC三個男主人公為例，A以“文化交流”的名義執意把自己的戀人介紹給“我”，B出差回家一開門，但見妻子正和自己的同事在一起，而B直接拎著旅行包一聲不響轉身離開。C甚至邀妻子的外遇對象一起喝酒，談笑自若，以致對方都不好意思。凡此種種，比之夏目漱石《心》中的“先生”，絕對是一種全新的婚戀模式。難怪《心》在村上眼里“毫無意思可言”。換個說法，村上認為，為了這樣的事鬧得要死要活，有意思嗎？

時代使然？村上與漱石相比，固然時代不同，但和我們同時代的渡邊淳一相比又如何呢？兩人處理婚戀糾紛也完全不是一個模式。參觀漱石山房的第二天，我在《失樂園》紀念版首發式上談及兩位作家在這方面的差異。對了，首發式是在許知遠剛在東京開設的單向街書店銀座分店舉行的。那天，店小人多，店堂里擠得舉步維艱、插翅難飛。好歹擠上前去的我，代表青島出版集團對許君在寸土寸金的銀座提供這般擁擠的會場表示感謝，同時對渡邊先生的女兒渡邊直子的光臨致以謝意。

接著，我說了這樣幾句：渡邊和村上，兩位同是當代作家，作品都觸及當代人的生存困境。不同的是，村上往往通過個體心靈的詩意操作把由此產生的無數微茫的情緒化作紙上審美，化作可以把玩的審美對象；而渡邊先生的作品，則更多出現的是痛苦的掙扎、深重的無奈和夜半的嘆息。表現在婚戀方面，之于村上作品的主人公，性更多時候是一種點綴、一種修辭、一種“調味品”，有當然好，沒有也無關緊要，至少處變不驚。而在《失樂園》中的男女主人公身上，透示的更是一種刻不容緩的極致的愛、一種無法自拔的人生“好望角”。

你看，三位作家，三種婚戀態度！

自不待言，作為譯者的我沒有忘記顯擺自己的譯文：如果說我翻譯的《失樂園》有一點點特色的話，那么，特色可能在于較為到位地還原了原作的文學性——“欲把原作比西子”，有人精確譯出了三圍數據，有人如實譯出了五官比例，而我可能譯出了“淡妝濃抹總相宜”的詩性美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