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著名文史學者、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孫玉石先生因病于2024年1月13日晚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孫玉石先生1935年11月生，1960年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1964年北京大學研究生畢業，后留校任教至退休。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主任。主要從事中國現代文學史、魯迅與五四文化以及中國現當代詩歌研究。著有學術研究及詩歌論著《〈野草〉研究》、《中國初期象征派詩歌研究》、《中國現代詩歌藝術》、《中國現代詩導讀(1917-1938)》(合作)、《中國現代詩歌及其他》、《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現實的與哲學的——魯迅<野草>重釋》、《新詩十講》等。2018年第11期《名作欣賞》曾推出“真善美的追尋：孫玉石先生的學術與人生”專輯，吳曉東、李國華、陳均參與撰文，全面深入地論述孫玉石先生的學術品格和人生境界。現重新推發北京大學教授吳曉東文章《尋求者與守望者——孫玉石先生的魯迅研究歷程》，以表懷念。

尋求者與守望者——孫玉石先生的魯迅研究歷程

□吳曉東

一

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開創者王瑤先生的學生，孫玉石先生最早選擇的研究領域正是魯迅研究。研究生階段提交給導師的第一份讀書報告為《魯迅對于中國新詩運動的貢獻》，[1]是孫玉石先生正式發表的第一篇學術論文。而魯迅與新詩，也成為孫玉石此后學術生涯的兩個主要研究的領域。1964年，孫先生在王瑤先生的指導下撰寫了研究生畢業論文，題目是《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問題的考察》，同年7月進行畢業論文答辯，答辯委員除了王瑤，還有唐弢、川島等著名學者。這篇論文也是現代文學研究領域討論魯迅改造國民性思想的較早的有系統性的研究成果，對于學界進一步思考與探索“改造國民性”對于整個中國現代文學主題演變乃至對于塑造現代中國的文化精神的重大意義，都起到了繼往開來的作用，尤其對于1960年代的魯迅研究界的相關領域，具有學術拓荒的歷史意義。孫先生也由此開始了自己將近半個世紀的魯迅研究歷程。

青年時代的孫玉石先生

1976年12月孫玉石先生調入北京大學中文系現代文學教研室，與王瑤等先生參加了1981年版《魯迅全集·墳》的注釋工作。其間陸續發現了魯迅的若干佚文，引起了學術界和新聞界的不大不小的轟動。1978年1月孫先生在《每周評論》雜志上發掘出《美術雜志第一期》、《隨感錄》三則等四篇署名“庚言”的魯迅佚文，并寫文章進行了考證，四篇佚文連同考證文章一起發表于《北京大學學報》，新華社以新聞通稿形式向全國廣播，發現魯迅佚文的消息也隨即刊布于全國各大報紙，日本《朝日新聞》也刊登了題為《魯迅：五四運動時期作品的新發現》的報道。1978年5月孫先生與方錫德一起考證介紹新發現的魯迅佚文《自言自語》、《寸鐵》，并相繼撰寫文章《鋒銳的〈寸鐵〉光輝永在——讀新發現的魯迅四篇佚文》、《介紹新發現的魯迅十一篇佚文》，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魯迅研究》雜志上，唐弢先生還在《人民日報》上撰文《花團錦簇》予以介紹。

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孫玉石先生開始關注魯迅《野草》與西方的象征主義散文詩藝術之間的關系，寫作了題為《〈野草〉的藝術探源》的文章，[2]后來成為《〈野草〉研究》一書中的第一篇論文。此后，孫先生開始有系統性地重新詮釋《野草》，對《野草》的象征主義創作方法進行了全面的探索。1981年初夏，在大連召開的紀念魯迅誕辰100周年的預備會議上，孫先生做了關于《野草》與象征主義關系的發言，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而專著《〈野草〉研究》也在1982年出版[3]，是《野草》研究乃至魯迅研究領域具有突破性和沖擊性的學術成果。

1983年4月，孫玉石先生在日本上野公園

1983年4月，孫玉石先生應聘前往東京大學文學部擔任外國人教師，在文學部和教養學部為博士、碩士研究生和本科生講授了“魯迅《野草》演習”等課程。此后一年半的時間孫先生曾多次應邀在東京大學等日本高校做學術報告和專題演講，關于魯迅的研究成為其中一個核心的報告議題，也由此與日本魯迅研究界的一些重要研究者如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丸山昇、丸尾常喜等先生建立了深厚的情誼，此后曾為伊藤虎丸的著作《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的中譯本寫過題為《思考歷史：日本一代有良知學者的靈魂》的長篇序言，也為丸山昇的著作《魯迅·革命·歷史》寫過長篇評論文章《現實情懷、歷史視點與學術意識》。孫玉石先生與日本魯迅研究者的交往以及這些評論文章，都難能可貴的見證了中日間知識分子跨越國界的心心相印。正如孫先生在為《君子之交：蕭乾、文潔若與丸山升往來書簡》一書寫的序中所總結的那樣：“讀者接觸和閱讀這些文字之后，可能會走近一個充滿滄桑也充滿友情的世界。他們將會深深認識到：這部《往來書簡》，是20世紀中國和日本兩個民族的三位相知相識而又非常杰出的作家、學者，在人生經歷上，在學術認知上，在歷史沉思上，在關于當今和未來人類命運的思考上，所進行的心與心的交流，靈魂與靈魂的對話。這些隔海飛鴻文字里，蘊含著一份難得的真誠和特殊的意義。”“在過往的那個令人難忘的一個世紀里，他們同是歷史變革的參與者。他們同是歷史真實的尋求者。他們又同是歷史真理的守望者”。[4]在某種意義上，這種“歷史真實的尋求者”以及“歷史真理的守望者”的形象，也可以看作是孫玉石先生對自己作為一個魯迅研究者的自我期許，也構成了后來者探究孫玉石先生心靈軌跡的一個完美的自畫像。

二

孫玉石先生最有影響力的魯迅研究是他關于《野草》研究的兩本書，構成了他在魯迅研究史上具有特出貢獻的標志性成果。一本是《<野草>研究》，另一本是《現實的與哲學的──魯迅〈野草〉重釋》。[5]

孫玉石先生在1979年就開始了對魯迅《野草》的研究工作，《<野草>研究》一書在1982年出版，引起了學界普遍的關注和熱烈的反響，可以說是中國學術界關于《野草》的最早的專門性研究。孫先生在書中對《野草》進行了全方位的探索，也使得這本《<野草>研究》具有總結性和開拓性的學術特質，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

首先，孫先生深刻地反思了多年以來《野草》研究乃至整個魯迅研究中所延續的“庸俗社會學方法”，反思了那種“把魯迅視為洞察一切的幻想中的神”，“懷著一種對‘超人’頂禮膜拜的心情和思想來研究魯迅”的歷史傾向，力圖讓《野草》回歸到當時的歷史背景之中，并通過對《野草》的重新闡釋，把魯迅還原為“腳踏在大地上現實中的人”。[6]這對于突破魯迅研究的“禁區”，沖破“左”的歷史思潮的束縛，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中國文壇和學界，具有振聾發聵的啟示意義。這種還原魯迅還原歷史的意向奠定了《野草》研究的一個嶄新的起點，在此基礎上，孫先生一方面進一步深入探索作為戰士的魯迅對中國社會的洞察與批判，另一方面則通過對史料的鉤沉以及文本細讀致力于對《野草》深層意蘊的探究，對其中困擾了研究者半個世紀的復雜文本如《頹敗線的顫動》、《墓碣文》、《影的告別》等名篇都作出了富有歷史創見的新的詮解，對于人們從人生哲學和心靈啟示錄的視角深入理解魯迅復雜的精神內涵有極大的啟迪。

1989年11月，孫玉石先生到上海為巴金先生祝壽

其次，《<野草>研究》的突破性還表現在對魯迅藝術思維和特質的綜合研究，尤其是發現了《野草》對象征主義藝術手法的獨特運用，揭示了《野草》藝術中居于核心地位的“象征”藝術的來源。這不僅超越了以往人們理解《野草》的單一的寫實主義視野的局限，同時打破了與西方現代主義關系的研究禁區，反映了孫先生眼光和識見的前沿性和前瞻性，對于當時的文學研究界開拓新的視域具有借鑒的價值。象征主義藝術和方法的揭示，對于研究者們探索魯迅小說的藝術以及魯迅總體的藝術觀，也顯示了一定的啟示意義。

再次，《<野草>研究》注重于對《野草》的藝術淵源的探索。以實證為基礎，孫先生勾勒了《野草》與西方文學傳統的深刻聯系，《野草》對以波特萊爾為代表的“世紀末的果汁”的汲取，對屠格涅夫散文詩藝術的借鑒，都向人們展示出西方文學的深遠背景，并顯示出魯迅所奠定的中國現代散文詩傳統與西方文學之間的繼承性與連續性。借助于對《野草》的藝術淵源的勾勒，孫先生梳理了現代散文詩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體裁的歷史線索，總結了散文詩藝術的基本特征，有助于學界加深對于這種體式從詩學意義上的認知；同時，通過這種詩學的探索，孫先生初步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理論視域和方法論模式，并在此后的研究中獲得了進一步的發展和深化。

最后，《<野草>研究》的一個不容忽略的學術意義，是較早的探討了《野草》中所反映的魯迅哲學思想。孫先生從魯迅“洞察社會和解剖自己所獲取的全部人生哲學”的角度來理解《野草》，試圖把握魯迅“深沉而復雜的精神世界”。在《<野草>研究》的《后記》中孫先生說：“魯迅是很喜愛他的《野草》的，我認為這話是可信的。因為在這本詩文集里，不僅僅傾注了魯迅藝術創作的心血，也包含了他洞察社會和解剖自己所獲取的全部人生哲學。”“探索這種精神世界的光輝，研討這部散文詩集藝術美的特質，從中總結出一點點有益于我們民族文學發展繁榮的經驗來，是魯迅研究工作面臨的一個頗為有益的課題。”

1998年5月，孫玉石先生夫婦在北京大學百年校慶時合影

《現實的與哲學的──魯迅〈野草〉重釋》，則是孫玉石先生以1994-1995年間在日本神戶大學的“魯迅《野草》研究”課堂講義為基礎而創作的專著，曾連載于《魯迅研究月刊》，這是作者繼80年代《<野草>研究》之后的另一《野草》研究著作。孫先生有感于《野草》80年代以降的研究史上一些過分哲學化的闡釋，從而嘗試一種把現實觀照與哲學探索有機統一起來的辨證眼光。孫先生在該書《后記》里談到一些魯迅研究的新作所存在的問題，認為“本來是容易明白的問題卻被研究者說得深奧而難懂了。魯迅的《野草》已非魯迅的《野草》本來面目了。歷史性的學術研究絕對的客觀是沒有的。但是學人努力的目的在于如何使自己的研究盡量接近于客觀歷史的實際，而不是對歷史作任意的塑造和扭曲。”所以孫玉石要重新研究《野草》，真正走進《野草》的真實世界，由此，《野草》重釋采取的是辯證的雙重視角：“魯迅的生命或人生哲學的體驗，離不開他對于他所生存的社會現實的關注和經歷；魯迅的現實生活感受，到他象征性的藝術創造中又努力去挖掘哲學思考的深層內涵。現實的與哲學的，在《野草》中是很難分開的。”[7]現實與哲學的雙重觀照構成了孫玉石重新闡釋《野草》的新的學術視野。這部《野草》重釋，也進一步實踐了孫先生在建構中國現代解詩學過程中所堅持的把“文本開放的解讀與有限的文本闡釋”[8]相結合的詩學準則。

三

《野草》研究之外，孫玉石先生也以魯迅與五四新文化的關系為中心寫作了大量文章，以《走近真實的魯迅——魯迅思想與五四文化論集》為題結集出版。[9]除了對魯迅與新詩關系的研究以及對魯迅的改造國民性思想的關注，孫先生還考察了魯迅與《新青年》雜志的關系；魯迅詩人氣質的形成與中外文化的資源；魯迅留學時期的文化選擇意識；魯迅與北京大學；魯迅與魏建功關于愛羅先珂的筆墨官司；關于魯迅的佚文考證和相關研究等等。孫先生的這一部分魯迅研究，充分表現出他對學術研究的歷史主義方法的重視，“即按照它們原來產生的歷史環境和作者的意圖，來對它們進行一些富于創造性的闡釋”。孫先生追求的是“讓歷史發言，不是借歷史作現實需要的傳聲筒，而是在歷史中尋找出它所蘊藏的屬于現在或永遠的東西來”。[10]這是一種尊重歷史語境的原生性的學術態度，具有方法論的意義。為了呈現歷史原貌，重現歷史的原生態圖景，孫先生在搜集、整理和鉤沉歷史史料方面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他的魯迅研究由此給人以一種厚重的歷史豐富性以及具有科學主義精神的歷史客觀性。

孫玉石先生在哥倫比亞大學與夏志清先生、王德威教授合影

在魯迅研究中，孫玉石先生還追求一種具有一定的穩定性的學術思路與品格，即他在多處表述并努力實踐的“歷史的、審美的、文化的”三者的結合。歷史的，就是要依據歷史提供的資源、史料、文學現象，盡可能地回到歷史的現場，遵循學術研究的歷史性原則，對于所研究的對象，作出盡量接近客觀實際的描述與說明；審美的，就是在作家思想、作品意義、文人心態、文學現實的闡釋中，更重視文本的審美意蘊和價值的挖掘，用自己的有限理解與作家創造的無限世界作審美的溝通與對話，通過自己的體悟、發現和詮釋，將這種美再傳達感染于更多的讀者；文化的，就是將文學作品和作家創造，放置于他所生存依賴或他所獨特擁有的文化背景中進行思考、討論，依據作家創造的作品所擁有的文化場，融入他的“背景”，才能真正進入每個作家所創造的獨特的世界。這種“三位一體”的追求中，核心是歷史與審美的結合。孫先生始終強調“歷史性原則”是一切治歷史者的學術生命。而對于現代文學史，尤其是現代詩歌史的研究者來說，“審美的”原則堪稱是學術生命的靈魂。

從《<野草>研究》開始，孫先生就自覺地關注西方文學傳統民族化以及中國古典文學傳統現代化的過程，并致力于東西方傳統的融合這一重大課題的探討。這一思路在他的魯迅研究歷程中也一以貫之。這也是一個貫穿整個20世紀中國文學的核心課題，一方面是如何以現代眼光對民族自身文學傳統有選擇性地攝取和再造，另一方面則是如何實現外來文學和文化影響在中國本土的創造性轉化，孫玉石先生認為在這個問題上，魯迅《野草》的歷史實踐為我們提供了一條可能的道路，而對這條道路的探索和闡釋，也構成了孫先生一直以來思考的一個重心。他認為，對民族自身文學傳統有選擇性地攝取和再造，以及如何實現外來影響在中國本土的創造性轉化，這兩個問題并不是彼此孤立的，對外來影響的吸收必須納入民族傳統的自身依據之中，否則前者會成為無根之萍；而外來影響則會為我們提供一種重新觀照傳統的全新視野，從而使后者激發出悠長的歷史生命力。東西方的文學傳統正是在20世紀中國文壇的歷史時空中碰撞與激蕩，尋找著某種互相融匯的親和力。

2006年9月，孫玉石先生與弟子及友人在北京大學五院。前排左起：陳均、冷霜、段美喬、孫玉石、劉福春、李方；后排左起：張桃洲、陸成、龍清濤、吳曉東、劉繼業、張潔宇、姜濤

孫玉石先生還認為：魯迅是一個反傳統的猛士，但魯迅對傳統文化知識的占有與對世界最先進文學潮流的了解是并重的。雙向的吸收形成了魯迅全方位的知識結構。所以孫玉石先生非常重視魯迅的論文《文化偏至論》，認為其中提出了一個民族文化發展的方程式：“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內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脈，取今復古，別立新宗，人生意義，致之深邃。”“魯迅理想中的新生的民族如此，理想中的富于時代覺識的新人亦如此。”由此孫先生表達了對中國的青年學生在知識結構方面的焦慮，擔心青年人“敏于對外來新潮的吸收，而薄于自己民族文化傳統的關注。他們對傳統文學和文化抱著狹隘的偏見。在東西文化的對比中，只看傳統文化落后的一面。沒有一個科學眼光的審視就采取一種全然淡漠的態度。心理的偏枯導致了文化吸收的傾斜。得到了一個異域的天地卻失去了一個豐富的文化空間”，這樣的發展最終會導致一種“文化殘廢意識”。[11]孫玉石先生對魯迅知識結構的考察背后關注的是如何面對自己的傳統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的大問題，蘊含著一個“尋求者”以及“守望者”的歷史使命感與文化責任感，在21世紀的今天尤其具有彌足珍視的啟示意義。

2018年9月，《孫玉石畫傳》編輯期間，吳曉東教授拜訪孫玉石先生

注釋：

[1] 孫玉石：《魯迅對于中國新詩運動的貢獻》，《北京大學學報》1963年第1期。

[2] 該文發表于《魯迅研究》1981年第2期。

[3] 孫玉石：《〈野草〉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6月版。

[4] 文潔若編譯：《君子之交：蕭乾、文潔若與丸山升往來書簡》，第3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版。

[5] 孫玉石：《現實的與哲學的──魯迅〈野草〉重釋》，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9月版。

[6] 孫玉石：《〈野草〉研究三十年》，《求是學刊》編輯部編輯：《魯迅誕辰百周年紀念文集1881-1981》，第1輯，第119頁，黑龍江大學印刷廠1981年9月。

[7] 孫玉石：《現實的與哲學的──魯迅〈野草〉重釋》，第3頁，上海書店出版社2001年9月版。

[8] 孫玉石：《學術問路自述》，馮濟平編：《第二代中國現代文學學者自述》，第356頁，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2011年7月版。

[9] 孫玉石：《走近真實的魯迅——魯迅思想與五四文化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8月版。

[10] 孫玉石：《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史論》，前言，第15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3月版。

[11] 孫玉石：《知識結構與傳統文化素養》，季羨林等著，齊寶惠，陳建龍編：《學者論大學生的知識結構和智能》，第18頁，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