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2月3日是著名紅學家、文史大家馮其庸先生的百年誕辰，原中國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葉君遠，曾師從馮先生研治古代文學，受教頗深，特撰寫此文懷念恩師。

壹

我的導師馮其庸先生從年輕時起就喜歡收藏，有兩件很不起眼的早期藏品很可以見出其收藏的旨趣。

一件是一包戲單。1947年，杜月笙六十壽辰。這一年夏，各地發生水災，他就以賑災為名舉辦京劇義演，為自己慶生。從9月3日開始，連演10天，南北名伶如梅蘭芳、馬連良、周信芳、譚富英、葉盛蘭、裘盛戎、于連泉等等齊聚上海，當時還屬于年輕一輩的李少春、張君秋等等也都參演，各自演出了拿手劇目，久不登臺的孟小冬也出演了《搜孤救孤》，那真是盛況空前。馮先生當年尚在無錫國專讀書，正巧到上海來，趕上匯演。他是窮學生，買了最便宜的站票，孟小冬演出的那一場，晚年回憶起來猶自興致勃勃。當時他就意識到這次義演那么多名角同時競技，在京劇史上從來沒有過，他雖不能每場都看，但單是看各場戲單，誰誰演了什么拿手戲，也非常有趣且有價值，遂盡力搜集，攢了一包。

另一件是一組藥方。上世紀六十年代初，《歷代文選》即將出版，馮先生趕寫一篇系統敘述中國古代散文發展脈絡的長序，連續幾天開夜車，太過勞累，半夜時分暈倒在椅子上，醒來后仍然暈得天旋地轉。此前他長時間這樣拼命做事，早就落下了病根，曾經求醫診治，但一直不見效，這次更加嚴重了。聞知一位老中醫醫術高超，遂往求治。老中醫把脈后，說你這個病時間長了，很復雜，就像一團亂麻，需要找到線頭，也就是病根，一步步理清，最終才能根治。老中醫前前后后一共給他開了72副藥方，每一方藥味、藥量都有所調整。他謹遵醫囑服藥，半年多之后痊愈，再未復發。他很細心地把老中醫手寫的72副藥方全部保存下來。

一包戲單，一組藥方，入不了一般藏家的法眼。義演當年很少人會把戲單當回事，至于藥方，恐怕連中醫大夫也很少有人留意收藏。但是馮先生很珍視，認為它們“有用”。我曾經兩次聽馮先生提起這兩件東西，說1947年的京劇義演，當年生旦凈丑各流派最著名的角兒差不多都聚齊了，同時獻藝，演出的都是經典劇目，這在京劇史上不僅空前，后來也再沒有出現過。當年收集戲單，主要出于興趣，但也隱隱覺得有用，到后來，其價值越來越明顯了。因為研究京劇發展史，1947年的義演是繞不開的話題，而那些戲單無疑是重要的第一手資料。

至于藥方，馮先生說這是一個典型的醫案，當時頭暈四處求醫，均不見效。老中醫針對這種慢性病的致病之因下藥施治，不急不躁，循序漸進，終于把頑癥徹底治好。這72副藥方對類似疾病的治療肯定有重要的參考價值，所以才珍藏起來。

可見，在馮先生看來，藏品的價值主要體現在“有用”。“為用而藏”，是馮先生收藏的一個重要旨趣。

貳

馮先生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方方面面都充滿濃厚興趣，除了紅學、文史，其他如戲曲、古典園林、漢代畫像、繪畫書法篆刻、紫砂工藝等等，也都癡迷，深入探究。對應這么多不同的研究領域，“為用而藏”的結果就是藏品多而雜。

走進馮先生的京東寓所，從樓門起，藏品就擺放得滿滿當當。較大的佛像、碑石一類放置在門廳兩側；工作室內，除了書，四壁懸掛著書法繪畫作品和一些碑石拓片，書架上和幾案上見縫插針地置放著陶器、瓷器、紫砂壺、畫像磚石、瓦當、石雕、木雕、硯石等等，古色古香，琳瑯滿目。2001年2月某天，啟功先生造訪馮先生京東寓所，興致很高，觀看之后，笑說：“您這兒可以稱作‘瓜飯樓博物館’了。”（瓜飯樓，馮先生書齋名）

這些藏品大多數在馮先生的學術研究中發揮過作用，例如陶器（多為陶片）。1964年，馮先生來到陜西長安縣。有一天，一位老師拿來一些陶器碎片，說在王曲北堡寨一帶發現很多，問他有沒有價值。他原來在教授古代文學史時一直想弄明白中國文學共有的民族性是怎樣形成的，因此特別注意新石器時代的文化，讀了很多相關著作。看到這些陶片非常興奮，第一感覺是這些陶片應當是史前的東西。于是他們利用休息時間到處勘察，范圍擴大到南堡寨、藏駕莊一帶，想不到竟發現一個灰坑，采集到數百枚陶片和近二十件復原后較完整的陶器，其中一種黑底帶白釉的陶片十分罕見。此外，還挖出一些石器、骨器、蚌器，初步判斷屬于仰韶時代文化遺存。

回北京時，馮先生帶回幾件相對完整的陶器以及陶片，特請考古專家蘇秉琦教授來家里觀看，蘇教授認可了這一發現。1981年，馮先生根據當年的材料寫成《陜西長安縣王曲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址調查》，在《文物》上發表。作為紀念，那些陶器一直保存下來。

再如紫砂壺。馮先生一直對紫砂藝術由衷熱愛，注意探求紫砂制作的歷史。他對明代以來時大彬等名家之作，雖不能盡閱，但經眼者很多，他自己藏有一把清代制壺大家陳曼生的作品。至于當代制壺大師顧景舟（原名景洲），則早就結識，交往數十年，成為非常要好的朋友，與顧老得意傳人高海庚、周桂珍、徐秀棠等等也往來頻頻。他還多次到宜興，親自為他們的作品題字，當然也收藏有他們的作品。了解了這些，就會知道他何以能夠寫出《關于中國的陶文化、茶文化及其他》、《宜興的紫砂藝術》、《記陶壺名家顧景舟》、《走在世紀前列的藝術家》、《工極而韻紫玉蘊光》等文章，對紫砂藝術有著非同凡響的見識了。

再舉個例子：文房四寶中的墨。馮先生不僅用墨，對于“墨學”也極有興趣。他見過的名墨不少，自己也收藏了一些，因此精鑒賞，善談論，為京城雅愛藏墨賞墨的諸君如周玨良、周紹良、李一氓等所知，曾經應邀參加“墨會”。有趣的是，他每每由所藏墨聯想到正在從事的學術研究。2004年他在致周紹良的信中說：“前承賜墨錄大著，受教良多。頃得孫淵如墨、曼陀羅花閣墨兩枚，后者為秀水杜文瀾。杜曾刻蔣鹿潭《水云樓詞》兩卷，版口署‘曼陀羅花閣’，刻甚精，好用古字，晚藏有此本。昔年撰《蔣鹿潭年譜》，曾考及杜文瀾多事，惟未及其制墨。此墨形亦古雅，暇當并孫淵如墨一并奉呈鑒定。先此奉聞。”由墨而及制墨人杜文瀾，再及杜文瀾刻印蔣鹿潭《水云樓詞》，再及自己所撰《蔣鹿潭年譜》對杜文瀾事跡失考處，于是那錠墨顯然就成了有學術價值的證物了。他還曾意外獲得雍正五年（1727年）江寧總督范時繹的貢墨一錠，馬上聯想到范時繹是奉旨去抄曹頫家之人，抄家的時間為雍正五年十二月底。那么，這錠墨正好是范時繹抄曹家之前進貢給雍正帝的。此墨正面是“天彰煥彩”四個金字，側面上刻“雍正丁未年”，下刻“臣范時繹恭進”，“進”字抬頭。他說，這錠墨可以說是有關曹家敗落的一件間接文物了。

叁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馮先生將自己收藏的兩件珍貴文物捐獻出去。

一件是一組青銅器。“文革”期間，馮先生老家無錫鄉間出現幾件青銅器，大的像煮東西吃的鍋，口的直徑六七十厘米，上邊還有一些古文字，老鄉不懂得愛惜，把它放在豬圈里當喂豬的食槽；小的幾件一時派不上用場，隨便放在旁邊。馮先生得知后，請親戚與老鄉協商以物換回，運到北京。他辨認出那件大的是古代的鑒，此外還有兩個豆、一個匜等器物。銅鑒上的文字他不能盡識，但“以祀皇祖，以享父兄”看得一清二楚。他把鑒的拓片帶給唐蘭先生過目，唐先生認為這個鑒很有價值，一定要小心保藏。他擔心這些器物會被當做“四舊”毀掉，把這些器物藏在小房間單人床下，一直到“文革”結束。后來他邀請裘錫圭、李零等專家來看過這個鑒，辨識上面的文字，他們也都高度肯定了它的價值。當時馮先生的家非常狹小，難以妥善保存這些文物，他覺得必須為它們找一個既安全又適宜的地方存放，考慮這些器物出在江蘇，于是主動與南京博物館聯系，將它們全部無償捐贈。

博物館將銅鑒洗刷以后，全部文字都看清楚了，兩個耳朵后面還藏有物主的名字，據此專家將它命名為“鄧我 陵君鑒”。后來考古雜志發表了多篇研究銅鑒的論文，據說銅鑒上刻有當時最小的長度單位，這是非常有價值的發現。

另一件是正德皇帝的《罪己詔》，也是在馮先生老家發現的。1972年無錫前洲鎮農民挖河，挖出了一具明代的棺材，尸體胸口掛著一個黃布口袋，口袋里裝著兩張紙。老鄉見不是什么寶貝，就扔在一邊。馮先生親戚好奇，撿了，寄給先生。馮先生一看，是一份完整的皇帝的《罪己詔》。內容清清楚楚，大意是說北京太和殿失火，乃因皇帝失德，才造成了這樣的災禍，所以下一個《罪己詔》，大赦天下。最后有一條：造反不赦。

馮先生查閱史書，寫成文章，考證出《罪己詔》的由來：明正德九年（1514年）正月十五，宮里舉辦燈節，太和殿燈火輝煌。殿旁邊放了大堆的蠟，火星掉到蠟上，就燒起來了，來不及撲救，很快吞沒了大殿。正德皇帝在豹房看到太和殿大火，竟興高采烈，說是“好一棚大煙火”，后來才下了《罪己詔》。至于這份皇室文獻怎么到了那位死者手中，是個謎。那位死者生前應該是一名官員，他把《罪己詔》作為陪葬品，一定是有原因的，但也不得而知了。

1995年10月20日，馮先生參加第一歷史檔案館舉辦的唐文治先生手稿捐贈儀式，在座談會上談及自己所藏明正德九年《罪己詔》，表示愿意無償捐贈。檔案館領導不久即到先生住處辦理受贈手續并取件。后來經專家研究，此為全國博物館所藏唯一一件皇帝《罪己詔》，以前從來沒有見過實物。

由上述可知，馮先生“為用而藏”，用，并不限于己用；藏，亦非必私藏。

肆

馮先生的收藏當然并不全都是為了學術研究用的，也有出于其他原因而收集保存的，例如有兩件書法作品是老師書寫相贈。

一件為王蘧常先生所贈。1946年，馮先生在無錫國專讀書期間，國專教務長王蘧常先生從上海分校趕來無錫處理學校突發事件，那時，他已經是很有名的學者和書法家了。王先生處理完事務之后，欽慕他書法的學生拿出早已準備好的宣紙請他寫字。無錫有一家紙店叫春麟堂，春麟堂好一點的宣紙幾乎賣光了。等馮先生去買時，只剩下夾宣，他就帶回來幾張夾宣，請老師寫。王先生為他書寫了兩幅對子，一幅是“天際數點眉嫵翠，中流一畫墨痕蒼”，一幅是“不放春秋佳日過，最難風雨故人來”。此后馮先生一直珍藏。過了40年，他到上海看望王先生，特意帶了這兩幅對子。王先生看到自己40年前的墨跡，十分感慨。當年王先生沒有帶印章，寫完后無章可蓋。這次補蓋了印章，還加了長跋。

另一件為錢仲聯先生所書。馮先生也是在無錫國專讀書時獲得錢先生墨寶的。錢先生當年只有三十幾歲，但已經是名滿江南的文學史家和詩詞大家，與王蘧常先生并稱“江南二仲”（王蘧常先生字瑗仲），足見其名氣之大。錢先生當時并不在無錫國專任教，馮先生是經朋友介紹，得以拜錢先生為師的，朋友還將錢先生自書新詞《八聲甘州》轉贈給他。錢先生詞妙，書法亦妙。自此，馮先生就將錢先生墨寶一直帶在身邊。1999年，他將此書法作品加以精裱，帶到蘇州去拜見錢先生。屈指算算，已經過了半個多世紀，風風雨雨，當年的墨跡竟還完好如初，錢先生嘆息良久，也加了長跋。

兩幅書法作品，馮先生從年輕時保存到晚年，已是耄耋之年的老師又親筆在上面加跋，承載了師生之間長達四五十年的深情，這在書畫收藏史上可以說是一段不可多得的佳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