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杖化龍圖

為明代緙絲作品。緙絲，又稱“刻絲”，是中國傳統絲綢藝術品中的精華。

故宮博物院藏清康熙年制款雕填漆龍紋盤

洛神賦圖（局部）

原作為東晉畫家顧愷之所繪，后有多個臨摹本，本圖應為宋代畫家所繪。

賞龍燈、舞龍獅，熱熱鬧鬧的中國年，總少不了龍的身影。蜿蜒的、騰飛的、優雅的龍，銘刻在金銀玉器上，雕鏤在墻壁門窗上，描畫在水墨丹青中……看見龍，就看到了獨屬于華夏民族的那份精神氣韻，中國人總是驕傲地稱自己是“龍的傳人”。

“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細能巨，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潛淵。”《說文解字》中，“龍”是變幻莫測的神秘動物。“飛龍在天，利見大人”，龍是祥瑞的象征；“既見君子，為龍為光”，龍是高貴人格的代表；“駕八龍之婉婉兮，載云旗之委蛇”，龍承載著詩人浪漫瑰麗的想象……作為一個想象的圖騰，龍成為中國人崇拜的瑞獸，成為中華民族精神的象征。

關于華夏龍的起源有許多種說法。研究表明，龍崇拜與中國古代天文學觀念有關，起源于原始歷法的龍星記時制度。古人把天空中可見的星宿分為二十八宿，分東、南、西、北四方（每方各七宿），以青、紅、白、黑四種顏色及青龍、朱雀、白虎、玄武四種神獸相配，稱“四象”或“四宮”。其中蒼龍星象由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組成，龍就這樣與“天象”和“四方”觀念相聯系，成為通天神獸。仰觀天文，又是為了察乎時變，對原始先民的生活至關重要。龍星周天運行，恰與農時節令相吻合，故成為人們觀象記時的依據。《易·乾卦》記有六龍：“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九四：或躍在淵，無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群龍無首，吉。”有說此爻辭之“龍”，即天上的蒼龍星象，而六龍狀態則是蒼龍星象從春到秋升降運行的周天運動，其中九二“見龍在田”，就是指春分黃昏時節蒼龍之首的角宿升起于東方，即是民俗所稱的“二月二，龍抬頭”。當然關于乾卦的這六龍，也有解釋為君子人格，認為其象征君子進德、自強不息。

春秋戰國之際，氣生五行的觀念十分流行，西周末伯陽甫即以陰陽來解釋地震。那么也就有龍為雷、為閃電、龍乘云雨之說。《山海經·海內東經》記雷神形象為“龍身而人頭”；《易·說卦》謂“震為雷，為龍”；東漢王充《論衡·感虛篇》道“方今盛夏，雷雨時至，龍多登云。云龍相應，龍乘云雨而行”。或許這就是古人大旱求雨、祈豐年祭龍神的源頭解釋。

作為神獸象征的龍，上可通天、下可入淵，由此也形成了民間的龍神崇拜。人們希冀風調雨順、五谷豐登，在各地建立了大大小小的龍王廟；正月里，鬧元宵、舞龍燈；二月二，“引田龍”（河邊擔水，回家點燈上香祭拜）、“挑龍頭”（吃面條、炸油糕）；端午節，萬眾喧騰，賽龍舟……

至于龍的具體樣貌亦是眾說紛紜。除了上述的星宿說、閃電雷雨說外，還有蛇說、鱷魚說、蜥蜴說、馬說、魚說、豬蛇鹿組合說、馬蛇組合說，以及松樹說、虹說等等，呈現了龍之起源的多元化。

宋代羅愿的《爾雅翼·釋龍》、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敘制作楷模》在前人基礎上均總結出龍形象的三停、九似說——三停者，乃龍身“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九似者，乃“龍角似鹿，頭似駝，眼似兔，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也”，生動具體地描繪了這種“拼裝”的假想動物，龍的形象自此變得相對清晰明確。

龍作為圖像亦經歷了漫長而復雜的歷史演變。考古發現，“龍”字在商代甲骨文中就已出現，甲骨卜辭中就有王向龍問卜求雨之記錄。商周以來，龍已被廣泛用于器物裝飾，尤其是玉器和銅器上的動物紋飾。譬如，安陽殷墟婦好墓中出土一尊玉龍，生動古拙，工藝精湛；商代青銅器上的動物紋樣中就有龍紋、饕餮紋、鹿紋、鳳紋等獸面紋；春秋時期《蓮鶴方壺》結構復雜、鑄造精美，壺的腹部裝飾著蟠龍紋，龍角豎立；而戰國的白玉龍形佩、青玉龍形佩，體態蜿蜒，造型非常簡潔、優美。

蜿蜒的龍形也出現在戰國帛畫上。出土于湖南長沙楚墓的戰國帛畫《人物御龍圖》和《人物龍鳳圖》，是迄今發現的中國最早的完整獨幅繪畫。畫中人物和龍的形象均具楚風，其中御龍圖男子峨冠博帶，寬服佩劍，凌空高蹈，御龍前行。龍身頎長，彎作U字舟形，昂首搖頸作飛升狀。女性墓主人則手持龍鳳，龍在前，蜿蜒騰飛，奇異華麗。

漢代時期龍圖像盛行，除了帛畫，龍紋亦多出現在畫像磚石、墓室壁畫、漆畫、玉器、銅器、瓦當、絲織和印章等器物上。

湖南長沙馬王堆1號墓出土的西漢T形帛畫中，就有典型的龍形象。畫中共有四龍，天界兩龍左右各一、大體呈對稱式，旁有鴻雁齊飛，雙豹回眸，神馬奔馳，祥云繚繞；畫面下端有雙龍盤曲交錯于中心玉璧處，二龍之頭呼應，龍嘴大張向外，直觸天國入口,又將軀體向下游伸、直達地冥。龍在整幅圖中絕地通天，威猛靈動，力量非凡。該畫技法成熟、線條有力醇厚，設色平涂，多用石色，至今看來仍華美艷麗、質樸厚重。

魏晉時期，龍亦如手揮五弦的魏晉人，飄逸灑脫，帶有仙氣。相傳曹不興、張僧繇、顧愷之等人都是畫龍高手。成語畫龍點睛的故事即是形容張僧繇畫龍的神妙。東晉顧愷之所作《洛神賦圖》，有宋摹本傳世，細膩描繪了曹植和洛水女神相識、相愛又分離的凄美愛情故事。其中高潮之段是洛神與神女駕著六龍車在云中奔行，風馳電掣，行板如歌。其中龍角細長稍卷，有類羚羊，身軀、四肢和龍尾修長，六龍斜線一字排開，美麗狀鹿。龍用朱砂設色，線描緊勁連綿，格調雅逸，有高古游絲描，也有纖細的行云流水描。

唐代畫龍名家有李思訓、馮紹正、吳道子、孫位等。唐代龍畫豐腴壯實，健碩富麗，與繁榮開明的唐代氣象相合。譬如吳道子的《送子天王圖》，線條雄壯，有“吳帶當風”“揮霍如莼菜條”之味。尤其“乘龍圖”一節中，龍鱗與天王衣紋相映成趣，龍的爪、尾交集,與天王之腳顧盼相伴，頗顯氣韻雄壯、筆跡磊落、風采卓然。

唐代墓室壁畫中的龍則有威風凜凜之姿。如陜西乾縣永泰公主墓墓蓋上的龍，肩生翼，尾翹起，四足站立，回首作咆哮狀，其勢奔騰。唐代器物上的龍紋亦可大觀，如故宮博物院藏品唐三彩雙龍耳陶瓶，龍脖自瓶肩部長出，龍彎頸俯首，嘴伸入瓶口，造型獨特，黃綠白色彩濃郁，質地拙樸大方，是唐代民族融合、藝術趣味繁復的體現。

龍紋在宋代亦廣有所現。玉石、金銀、青銅、陶瓷、絲綢織物、建筑構件上均有龍紋為飾。不過，宋代龍之妙當屬龍畫。宋人對畫龍規律進行總結，郭若虛等人提出了成熟的畫龍理論。宋代畫龍高手有董羽、僧傳古、陳容等。其中陳容才華橫溢、落拓不羈，開創了水墨畫龍之先河。元人湯垕《畫鑒》稱其“深得變化之意，潑墨成云，噀水成霧，醉余大叫，脫巾濡墨，信手涂抹，然后以筆成之”。陳容現藏于廣東省博物館的《云龍圖》畫的是一條完整獨龍，富龍形“三停”“九似”之造型美，蜿蜒矯健，氣勢奪人。陳容的多龍圖卷常伴有山石襯景，譬如《五龍圖卷》的山石多用李唐、馬遠一類的大斧劈皴，相襯于龍，強勁有力。《九龍圖》則云蒸霞蔚，云垂海立，行氣如虹。其水有馬遠之神，其云有米芾云山之意，龍在其中縱橫歡躍、恣意活潑，令人嘆為觀止。陳容被譽為中國古代畫龍第一人，名不虛傳。

龍畫藝術發展到元明清，雖有不少墨龍名家，但技法大多沿襲陳容，程式僵化，少有突破，乏善可陳（明代汪肇的《起蛟圖》、清代周璕的《墨龍圖》則稍有氣象）。想來龍畫難學而不易工，文人畫于明清走向細膩精致的同時，也缺少了陽剛氣象。

在中國文化里，龍是高貴的象征。天子之旗謂龍旗，天子之服謂龍袞，皇帝之裝謂龍袍，還有龍顏、龍體、龍位、龍威之說。元明清時期，龍被皇家專屬，元代嚴格規定五爪兩角的龍為皇家專用，百姓不得擅用。明、清兩代承襲元制，五爪叫“龍”，四爪稱“蟒”。皇帝的龍袍，自然也是龍藝術的精品。如乾隆時期的黃紗繡彩云金龍單龍袍、月白色緙絲彩云藍龍袷龍袍，皆為云龍刺繡，體現皇家氣派，雍容華貴之至，也顯出僵化之感。

元明清的器物中，龍紋卻豐富多彩。元代青花瓷一改傳統瓷器的內斂含蓄，具有渾厚大方的特點，當然元代青花瓷也有另外的風格，如故宮博物院所藏元瓷《藍釉白龍紋瓷盤》，在藍釉相襯下，三爪白龍在盤心凸起，如熠熠閃電，異常生動靈光，堪稱藝術珍品。明代家具宣德填漆戧金云龍紋雙連環小幾，幾面繪有紅、綠二龍戲珠，屬于漆畫中髹黑飾朱的工藝風格，手工精致，玲瓏秀美。《琉璃龍吻建筑飾件》則體現出粗獷豪氣的風格，顯示了龍的威武雄壯之姿。清代器物龍紋洋洋大觀，故宮博物院藏大清康熙年制款雕填漆龍紋盤和雍正年制款琺瑯彩云龍紋瓷碗，前者盤中雕填黃鰭紅龍，色澤沉著；后者碗外壁以黃色琺瑯彩繪五爪的二龍戲珠，風格優美。

民國時期，畫龍者有張大千、趙少昂、齊白石、徐悲鴻等。其中徐悲鴻所繪《十二生肖》中的龍畫一幅，以赭石設色、白粉撞色，筆線有力，畫中龍須昂揚、龍目炯炯有神，充滿了生氣勃勃的感覺。

在十二生肖中，其他十一個都是現實世界真實存在的動物，唯有龍是虛靈神物，因而也就有無限大的想象空間，以承載人們有關天地、宇宙、人生的理想寄寓和對吉祥福祉的祈愿夢想。龍的精神，鮮活地生長在中華兒女的心里，流淌在我們的呼吸和血脈之中。龍的飛騰之勢、奮搏之氣，傳達出的正是“龍的傳人”千年傳承的信念：“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讓我們一起迎接充滿美好希冀的龍年。

（作者：王文娟，系中國人民大學藝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