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長歷史中漢語詩歌經歷過無數的挑戰與應變，但這次肯定不同。

人工智能（AI）寫作使得漢語詩歌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復雜情勢，歷史上從來沒有一次挑戰來得如此根本和緊迫。根本性既在于這個挑戰來自“非我人類”而不是非我族類，也體現在人類跟其他動物之間的本質性差異在于會講故事，語言即意義。詩歌乃語言的最高級也最極端的形式，所謂最高的語言藝術。機器在詩歌領域如果可以取代人類，這意味著人類自身的價值和意義將喪失其專屬性。人類無限倚重的價值意義終將動搖甚至坍塌；就目前而言，來自機器的挑戰已經具備特殊的緊迫性：事實上已經無法區分AI與人類詩歌寫作。為使問題變得更加直觀，不妨列舉四首漢語詩歌如下——方便起見，這里將古代文學中業已存在的詩歌稱為古典詩歌，今人沿用古典詩歌形式寫作的文本稱作舊體詩歌。

第一首：一夜秋涼雨濕衣，西窗獨坐對夕暉。湖波蕩漾千山色，山鳥徘徊萬籟微。

第二首：荻花風里桂花浮，恨竹生云翠欲流。誰拂半湖新鏡面，飛來煙雨暮天愁。

第三首：月暈天風霧不開，海鯨東蹙百川回。驚波一起三山動，公無渡河歸去來。

第四首：幽徑重尋黯碧苔，倚扉猶似待君來。此生永失天臺路，老鳳秋梧各自哀。

絕大多數讀者對此難以辨識（第一首出自AI寫作，二三首為古典詩歌，第四首為舊體詩歌）。之所以是絕大多數而不是所有人，這是因為也許有人碰巧學習過古典詩歌《秋夕湖上》或者《橫江詞其六》，具備正確分辨的能力。但這并不能實質性地挽回多少，因為跟AI比較起來，知識性學習恰恰正是人類的軟肋。如果詩例增加，辨識難度無疑大幅度提升，也就更令人絕望。對此，我們既無法自欺欺人地視而不見，也沒有勇敢到可以斷然放棄詩歌——那無異于放棄價值意義甚至人本身。

一

寫作主體：新與舊

如果AI制作的舊體詩歌已經可以亂真，其后果幾乎必然是寫作主體在碳基生命體與（廣義）硅基生命體之間的難以辨識，并最終導致舊體詩歌面臨著被湮沒甚至完全淪陷的處境。

AI技術在極為夸張的意義上回應并印證著本雅明的洞見：“機械復制時代”藝術品龐大的數量，終將消弭原作時代藝術的神圣光環。本雅明應該感到幸運的是，他還僅只身處“機械復制時代”，沒有來得及看見人工智能藝術可能的、完全不同量級的產量。具有主體性的詩人之所以有價值、被銘記、受尊敬，是由于作品所帶來的獨特價值的標出性。而AI模式化的（可能性）大量寫作以其共名方式極大地削弱和模糊人類寫作的個性化標識。共名之下，個性化辨識度暗淡無光，寫作主體的存在對于寫作本身不再具有以往的意義。到了這時，羅蘭?巴爾特的聲音才真正足夠洪亮：作者已死。

不過，舊體詩寫作主體的問題看似并不特別值得擔心，因為那些古典作家的名字似乎總會在歷史的漫漫長夜里熠熠生輝，千秋萬代，而今人的舊體詩歌寫作本身就是唐宋詩詞的遞減式寫作。但是，一旦考慮到今人的舊體詩歌寫作與古典詩歌之間無法忽略的緊密關系，就會意識到真正嚴重的問題在于：今人舊體詩歌如果在AI的寫作面前淪陷，那么輝煌的古典詩歌也可能因此變得暗淡——今人的舊體詩歌在藝術形式上與古人的古典詩歌分享了共同的理由和依據。古典詩歌是舊體詩歌的根源，舊體詩歌是古典詩歌的延續。今人舊體詩歌在AI寫作面前淪陷，古人的古典詩歌勢必難以保全。在AI的共名化寫作面前，李杜之爭究竟還有什么意義？“我消滅你，但與你無關。”這飛揚跋扈卻又殘酷冷血的話語出自科幻小說，足夠囂張但絕對真實——連一聲“對不起”都沒有。在科技與人文的關系中，這既不是第一次也絕不是最后一次：古典詩歌、舊體詩歌正在遭遇類似跨界打劫的厄運——科技界的人工智能本身與文學藝術看似毫不搭界，但卻對舊體甚至古典詩歌順手實施了嚴重打擊。

古典詩歌幾千年悠久、堅實的積淀，真的如此不堪一擊，這是否以及如何可能？首先，經過AI對漢字的排列之后，那些自帶詩意的漢字本身仍然帶有詩意。即使單從文字和語法的角度看，對于尤其是舊體詩歌的寫作而言，其結果幾乎必然是AI便于模仿而我們難以分辨。它可以相當輕易地通過圖靈測試（The Turing Test）；其次，在古典詩歌的形式體制上，舊體詩歌是有門檻的寫作。古音韻、字音平仄、形式格律，從上古歌謠的二言、詩經的四言、魏晉五言乃至最終日趨整飭的七言律體，這是長時段里一代代人逐漸完善而成的范式、模型，而且首先是一個知識性的模型。對于今人寫作舊體詩歌而言，這是一個并不算低的門檻。這個范式或者模型是今人寫作舊體詩歌得以登堂入室的門徑，但也正好成為AI得以攻破舊體詩歌城堡的入口。AI面前，這個模型露出了它的命門：在固定知識和可以量化的模型面前，人遠不如機器。格律與規則，固然成就了古典詩歌和舊體詩歌，但也很可能是漢語詩歌自身的病毒與特洛伊木馬。

恰恰在這一點上，AI的現代新詩寫作呈現出有句無篇以及千篇一律的自我重復特征。AI新舊漢語詩歌的寫作，很可能由此敞亮了漢語詩歌中長達百年的新舊之爭。這種論爭一直囿于文學內部，相互之間都缺乏足夠的說服力。升維到AI層面，透過AI之眼重審新詩的合法性問題之后會發現，自由才是新詩最強硬的內核。

首先，語言衍變之后，新詩人丟失了古代漢語本身詩意的加持，不得不面對所有沒有高低貴賤的詞語進行選擇——這就意味著自由創造，也就是（胡適意義上的）“嘗試”。新詩不再具有古典詩歌意義上的“詩家語”，也永遠不可能成型。這意味著新詩不會長大，并因此會永遠活著。這是新詩及新詩人現實的苦難，也是可能的榮光。其次，這種可能性在漢語詩歌的形式體制方面可以得到進一步說明。新詩跟舊體詩歌比較起來，它們都有各自非常容易模仿的地方。只不過，各自的難易所在完全不同。舊體詩歌的寫作難度在于它的格式門檻。新詩的寫作難度完全不在這里。新詩因其“自由”，看似毫無門檻，但難題在于，沒有門檻也就沒有門徑：所有的新詩寫作都得給自己尋找門路，建造自己的詩歌城堡。

至此，AI的漢語詩歌寫作可以回答這個問題：新詩究竟“新”在哪里？“新”的全部秘密都隱藏在自由體新詩的“自由”這個詞語上。這里所謂的“自由”，既包括技藝層面以現代漢語為主進而對古今中外各種語言文字、語法的借用、鍛造，詩歌形式體制上“法無定法”的各種可能性嘗試；也包括形而上精神價值層面的好奇與探索，甚至包括對“自由”這個難以界說的大詞本身的理解與表達——從個人莫名的沖動到比如哈耶克等人嚴密整飭的理論言說。

借鑒AI之眼可見，新詩更準確的命名應該是“自由體新詩”，這固然區別于漢語古典詩歌與舊體詩歌，也區別于努力建構中的各種現代漢語新格律詩歌——就其尚未成型而言，新格律詩不過是自由體新詩的一部分；就其試圖抵達的終極目標而言乃是古典詩歌的延伸。恰恰在這里，就自身存在的合法性理由而言，自由體新詩并不跟古典詩歌以及舊體詩歌分享共同的依據，也因此并不分擔面臨AI寫作時可能的共同淪陷的風險。正是在“自由”這個一切奇跡產生的基礎上，可以鏡照新詩的精神內核。

二

文本與詩意

這進一步涉及有關詩歌本體性認知中的一個關鍵性概念：“詩意”。這個概念早已溢出詩歌專業領域，在文學藝術乃至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廣泛使用，變得如此浮泛以至于難以把捉，因為它涉及“詩”與“意”在語言的語義、語用、語境、文體以及形而上涵義等多方面的復雜關系。

語言的日常使用主要停留在話語信息的傳達與交流層面，而文學語言卻不僅于此，更主要地活躍于隱喻與象征層面。日常化語言一旦進入到語用意義上的隱喻象征層面，不管是在詩歌、小說、散文或者戲劇哪種文體中，它就開始具備“詩意”：某種具有特殊意味的“言外之意”或者新批評派所謂明暗義之間的張力。當“詩意”以詩歌的文體形式呈現時，它就成為詩歌，而在非詩歌的其它文體中，它就成為小說、散文或者戲劇中的“詩意”。在幾種文體中，詩歌語言的“言外之意”跟日常語言作為信息傳遞與交流功能的語義之間具有最大距離的差異和斷裂。這就是何以詩歌往往被定義為最高級的語言藝術——對語言進行最極端最扭曲的鍛造，其中有著文體學意義上的特殊依據。

以此回顧漢語詩歌就可以發現，（古代）漢語也許的確是世界上最適合寫詩的文字。漢語的獨立方塊文字、古代漢語寫作以單音節詞為主以及松散的語法結構等基本特征，使得古代漢語的寫作自帶詩意，造就了輝煌的詩歌歷史。否則，很難想象古典詩歌乃至文學中如此繁復精巧的駢四儷六、對句對聯，匪夷所思的回文詩歌等等。同樣是詩歌，同樣使用漢語，相較于古典、舊體詩歌，新詩的變化最根本也最重要的也許在于（形式主義地看），從古代漢語單音節詞為主轉換為現代漢語的雙音節詞為主。現代漢語的雙音節詞以及逐漸明晰的語法、語義邏輯關系，使得新詩不得不具體，也很難模糊抽象。而這種語義與語法的具體、明晰，使得傳統的“詩意”蕩然無存。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才能真正明白胡適當初關于新詩的“金科玉律”：“（新）詩須要用具體的做法，不可用抽象的說法。”胡適相當精準地感知到了漢語因為單音節和雙音節所分別導致的抽象與具體之間的顯著差異。要創造詩意，新詩人就必得憑借自己的技藝對這些雙音節詞語予以挑揀、調配。如此，語言衍變之后，新詩喪失了古代漢語本身詩意的加持，新詩人不得不成為自己的立法者：一種無所依傍的自由創造。

……

（全文請閱《長江文藝》202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