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80年4月，我隨巴金、冰心率領(lǐng)的中國作家代表團赴日本訪問。雖然根據(jù)當時的規(guī)定，出國的代表團有二百元禮品費，但全團十二個人要在日本訪問十七天，會見各界巨擘翹楚，這點禮品費只是杯水車薪。無奈之下，我寫信、打電話，請大家根據(jù)自身的情況準備些禮品，屆時統(tǒng)一調(diào)配使用。

巴老從上海帶來程十發(fā)、唐云、陳秋草等大家的十幾幅畫作，均已裝裱好，還配了錦盒。不說別的，光是那些錦盒，就不會少于二百元！中國作協(xié)的領(lǐng)導(dǎo)說，巴老不拿工資，完全靠稿費生活，這些畫都是巴老請人畫的，他肯定要答謝，咱們幫不上忙，但裝裱和錦盒的費用應(yīng)該報銷。我和巴老的女兒李小林說了好幾次報銷的事，但巴老堅持自己承擔這筆費用。

中國作家代表團從長崎回到上海后，巴老又自掏腰包，在靜安賓館為大家餞行。當時擺了兩桌，年長者一桌，我、李小林、冰心的女兒吳青等坐在另一桌。宴會開始后，巴老起身，顫顫巍巍地舉著一杯葡萄酒慢慢朝我走過來，對我說：“小陳，全團你最辛苦，謝謝你。”我萬萬沒想到巴老會特意給我這個隨行的無名小翻譯敬酒，不禁百感交集，平日滴酒不沾的我，一仰脖，把一杯葡萄酒全灌下去了。

說句老實話，當翻譯是個苦差事。外行人肯定以為翻譯西裝革履出入高級酒店賓館、跟在政要名人身后風光無限，殊不知每場活動都是高強度的腦力勞動，都是對譯者文化修養(yǎng)、知識儲備、政治素質(zhì)、反應(yīng)速度、表達能力以至于精力、體力、腦力和心理承受力的全面考驗。這里頭的苦、累、難自不必說，個中的世態(tài)炎涼、人情冷暖，只有自己知道。其實我也想過換一種活法，但自幼對文學的喜愛，又使我難分難舍、掛肚牽腸。

在糾結(jié)與彷徨中，我有幸在巴老身邊工作，親身感受巴老對翻譯的重視、關(guān)懷和尊重。仿佛是撥云見日，我豁然開朗，不僅找到了前行的方向，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本，更找到了“此生足矣，夫復(fù)何求”的職業(yè)榮譽感。

二

1980年11月，日本著名報告文學作家、電影《望鄉(xiāng)》的原作者山崎朋子應(yīng)中國作協(xié)的邀請訪華。11月3日上午，巴老在寓所會見山崎，并且接受了她的采訪。將山崎送走后，我和上海作協(xié)的李楚成、徐鈐于11月4日下午去看巴老。

由于陪外賓見巴老時要負責翻譯，我沒機會與巴老聊天，所以每次送走外賓后再去看看巴老，在巴老身邊坐坐，問問他有沒有什么事情，幾成定例，我戲稱為“開小灶”。

按下門鈴，等了一小會兒，我聽到窸窸窣窣的腳步聲。大門一側(cè)的小門慢慢打開，巴老站在門口，和我們一一握手。昨天會見山崎時，他穿了一身藍色中山裝，腳踏黑色皮鞋；雖然中山裝是新的，但不像高級毛料，更像混紡或化纖之類，板正、挺括得有些生硬。今天，巴老脫下“禮服”，換上一身洗得發(fā)白的藍布中山裝，腳蹬白色塑料底、黑布面的懶漢鞋。這雙鞋不知穿了多久，相當破舊，前面還有一排洞，大腳趾的那個地方洞最大，可以隱約看到腳趾尖。或許巴老覺得這雙鞋穿著舒服，還能再穿一陣子，就沒扔掉，但只對“內(nèi)”不對“外”，怕影響不好。

我對巴老說：“巴老，我明天回北京了，來向您道別。北京那邊有沒有什么事情？”

巴老說：“意大利作家代表團要來，我不想見了。最近身體不好，總感冒、咳嗽，氣管也不好，事情又多。”

我想起往事：“春天去日本時，您的身體、精神都很好，是不是最近太累了？”

巴老自己也疑惑：“從瑞士回來時身體也很好，就是這陣子，不知怎么了。”

我向巴老匯報：“在日中文化交流協(xié)會的會報上，我看到您和井上靖的合影。”

巴老說：“那是他到上海，我去飯店看他時拍的。中國筆會成立了，至今沒有什么活動，牌子掛出去了門卻關(guān)著，這樣不好。清水正夫說要來，來了沒有？”

我答：“還沒有。聽說他要與美國合拍史沫特萊的《朱德傳》。”

巴老問我：“我的近作第二集給你沒有？”

“沒有。”

“那我送給你。”

巴老從樓上拿了《巴金近作第二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在扉頁寫“贈喜儒同志 巴金”，沒寫日期。他問我還要什么書：“什么書都可以，我給你寄。”

我一時想不起來，就順口說了《家》，我小時候讀過這本書。巴老說：“好的，我給你寄。”

巴老像往常一樣，把我們送出大門，揮手告別。

回北京后不久，我收到了巴老親自打包寄來的《家》（人民文學出版社1978年版），上寫“贈陳喜儒同志 巴金 八○.二.二一”。后面的日期寫錯了，應(yīng)該是十一月二十一日。

三

1984年5月9日，我和徐鈐隨巴老赴日本參加國際筆會第四十七屆東京大會。巴老是大會特邀的榮譽嘉賓，由東道主負擔他和李小林的國際往返旅費及在日期間的食宿費、交通費。我和徐鈐是隨行人員，也跟著沾了光，所住房間雖然沒有客廳，但面積要比一般的標準間大一倍，而且不收房費。

大會發(fā)給巴老和李小林的餐券面額為每天兩萬五千日元，約合人民幣兩千元，即使在物價水平居日本之首的東京，也相當于普通市民半個月的伙食費。巴老和李小林邀我和徐鈐一起吃飯，這樣既能為代表團節(jié)省外匯，又能聊天，一舉兩得。

我們一般都吃中餐，以蘇菜、浙菜、粵菜為主，菜品多，可以隨便點，味道不亞于國內(nèi)的名廚。我本是饕餮之徒，若在平時，肯定風卷殘云，一飽口福，但因行前忙于各項準備工作，著急上火，渾身酸痛，還有點兒發(fā)燒，面對美饌珍饈，食欲不佳，如蜻蜓點水。巴老看兩個人的飯四個人都吃不完，很惋惜，鼓勵我：“我年輕時，家里的剩飯剩菜都由我打掃，浪費了太可惜。這里面你最年輕，應(yīng)該多吃些。”但我實在是沒有胃口，吃不下去，每頓飯都剩不少。后來，我們就不再按餐券的面額點菜了，以清淡的菜品為主，能吃多少就點多少，有時干脆來碗清湯面，基本上做到了不剩或少剩。雖然實際花費不到餐券面額的一半，讓飯店老板占了便宜，但總比鋪張浪費要好。

當時，巴老住在我們隔壁一個帶客廳的套間，套間的面積大，燈也多，我數(shù)了數(shù)，總共二十九盞。每次有活動需要外出，我們會提前十分鐘到巴老的房間，巴老早已穿戴完畢，領(lǐng)帶打得板板正正，皮鞋擦得亮亮晶晶，他坐在沙發(fā)上或床頭閉目養(yǎng)神，手杖就放在身旁。離開房間時，他總要仔細檢查一遍，看燈、電視、音響等是否關(guān)好。有一次他已經(jīng)把房門鎖好，但不知想起什么，又慢慢走回去，打開房門。我以為他忘拿了什么東西，原來他要把寫字臺上的燈關(guān)掉。省電、省水、省菜、省糧，即使在國外，不用巴老花一分錢，他也一絲不茍，須臾不忘……

四

我手邊有巴老的三封信，信紙和信封都不同。其中兩封信的信紙雖然泛黃發(fā)脆，但畢竟是整張的，第三封信用的是大半張綠格稿紙。仔細看，這是一張四百字的豎寫稿紙，不知是寫錯了還是有別的用途，反正裁去了一塊，也許巴老覺得這張稿紙還能用，扔掉太可惜，就用它給我寫了封信。

其實巴老寫作用的稿紙，也五花八門，參差不齊。比如寫《隨想錄》（見上海文化出版社的《巴金隨想錄手稿本》）時，他就用了“收獲社”“我的稿紙”“外國文學研究”“中國作家協(xié)會浙江分會”“上海人民出版社”“杭州市文化局群眾藝本館”“人民文學”“杭州市文協(xié)”“上海文化出版社”等多家單位的稿紙。我問李小林：“‘我的稿紙’（香港上海書局監(jiān)制）是巴老自己印的嗎？”她說那是巴老給香港寫稿時人家送的。倒是1946年寫《寒夜》（見上海文藝出版社的《寒夜：手稿珍藏本》）時用的稿紙比較整齊，僅有“波文稿紙20×20互生書店印制”“上海求益書社精制20×20求益稿紙”兩種。

巴老題詞也不講究筆墨紙張，他心里應(yīng)該是惦記著這件事，突然想到一句話，自覺滿意，就隨手抓起一張紙記下來。

記得1984年初籌備中國出席國際筆會東京大會時，我負責的工作主要有三項：一、約請巴金、冰心、艾青、艾蕪、丁玲、公木、林林、草明、楊沫、馮牧等四十余位著名作家寫文章，分別在《人民日報》《日本文學》《外國文學》上發(fā)表。二、在《日本文學》《外國文學》上組織翻譯、發(fā)表一批有分量的日本中短篇小說。三、給全國的相關(guān)出版社發(fā)函，索要歷年出版的日本文學作品，在大會會場舉辦小型展覽，展示我國翻譯、研究日本文學的成果，以擴大影響，營造氣氛。

當時有人提議請巴老、冰心、艾青、林林題詞，將其印在《日本文學》“祝國際筆會東京大會召開”的專號上以壯聲勢，我覺得這是一個好主意，請示后分別給四位老人家寫信求題詞。巴老的題詞似乎來得最早，用的是一張二十厘米長、十厘米寬的橫格白紙，看樣子是從筆記本上裁下來的，他用鋼筆橫書：“我期望東京的盛會取得圓滿的成功。”那期《日本文學》名家薈萃、詩文并茂、異彩紛呈，受到中日兩國作家的歡迎和贊揚，成為中國筆會代表團的禮品書。

五

巴老晚年最迫切的愿望，是建一座現(xiàn)代文學館。他說：“文學館是我一生的最后一個工作。我愿意把我最后的精力貢獻給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它的前途非常廣闊，這是表現(xiàn)中國人民美好心靈的豐富礦藏。”他不僅提議、呼吁、號召，而且身體力行，給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捐款捐書。他的第一筆捐款就是十五萬元，占當年全部存款的一半以上，他還表示今后要把所有著譯的稿費全部捐給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

1989年4月，《隨想錄》日文版的譯者石上韶病故后，石上韶的妻子帶著《隨想錄》的全部版稅一百萬日元（約合人民幣七萬元）專程來上海華東醫(yī)院面呈巴老，巴老當場把這筆版稅交給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館長楊犁。

1990年，巴老榮獲福岡亞洲文化獎特別獎，獎金為五百萬日元。他把這筆獎金分成兩份，捐給中國現(xiàn)代文學館三百萬日元，捐給上海文學基金會兩百萬日元。

除了鼎力支持中國現(xiàn)代文學事業(yè)的發(fā)展，巴老也十分關(guān)心教育事業(yè)的情況，以不留名、不宣傳、不報道為前提條件，請人代他二十七次為上海的希望工程捐款，共計五十六萬元。

巴老一生捐了多少錢，可能是一本糊涂賬，沒人說得清，包括巴老的家人和他自己。

巴老說過：“我寫作一不是為了謀生，二不是為了出名，雖然我也要吃飯，但是我到四十歲才結(jié)婚，一個人花不了多少錢。我寫作是為了同敵人戰(zhàn)斗。”作為一名自食其力的作家，他的錢是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來得不易，也有限。他終生的積蓄，可能遠不如時下頂流演員出演一部電視連續(xù)劇的酬勞多，但為公益事業(yè)，他甘愿慷慨解囊。

這位自奉甚薄的老人，恰如魯迅先生自況：吃的是草，擠出的是牛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