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印度詩人泰戈爾到訪中國，為中印文化交流史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也為當時的華夏大地帶來了清新悠揚的文化氣息。學界依據時人對泰戈爾訪華一事的態度而將其區分為支持與反對兩派。這種二元劃分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中國知識界的思想狀態，卻也割裂了這一事件的整體性。站在百年后的今天回望過去，我們有必要發掘更多、更具公信力的史料來復原泰戈爾訪華的完整面貌。流傳范圍廣、影響力大的媒介，刊發大量評論文章和時事報道的報紙頗具考察價值，而《大公報》無疑是其中的上佳選擇。

作為其時天津乃至華北地區最具影響力的報紙，《大公報》素以“忘己無私、平實中正”的辦報立場著稱，受到文化知識界人士的支持與認可。創始人英斂之在《大公報》創刊號中明確提出辦報要拒絕幼稚志趣，益于國民人心：“忘己之為大，無私之謂公，報之命名，固巳善矣……故本報斷不敢存自是之心，剛愎自用；亦不敢取流俗之悅，顛倒是非。總期有益于國是民依，有裨于人心學術。其他乖繆偏激之言，非所取焉；猥邪瑣屑之事，在所擯焉。”（英斂之《〈大公報〉序》，載《大公報》1902年6月17日第一版）。泰戈爾訪華在1924年，此時《大公報》尚未進入“新記”時期，更未遷徙異地創立新版，故辦報立場承襲前人，不曾改換。

據統計，自1924年4月15日至5月31日，《大公報》共刊發泰戈爾訪華相關報道十六條，且不似有關報紙發表觀點偏頗的引導性批評文章，而是多為紀要。4月15日，《大公報》刊發《印度詩圣太戈爾文日抵滬》一文，這是該報對泰氏訪華一事的首次報道。文中對泰戈爾的生平、來華的陪同人員、接待人員以及演講行程進行了詳細介紹。值得注意的是，該文明示了泰戈爾訪華的“真相”。

“太氏來華真相。太氏來華，系屬自動，并非講學社所聘請，去歲太氏之友人恩厚之來京，述及太氏頗有來華之意，講學社即允供旅費及招待責任。故太氏此次純粹為友誼之游歷，乘機公開講演數次。故與杜威、杜里舒之受有薪資者不同也。”（《大公報》1924年4月15日第三版）。

不難看出，“真相”強調了泰戈爾訪華的自主性，即泰戈爾訪華是出于主觀上對中國的喜愛向往，而并非受講學社聘請。這一說法雖然與泰氏本人在演講中提出的“受邀”說法并不矛盾，但確實弱化了講學社在泰戈爾訪華一事中的存在。這就不由得讓人思考《大公報》的目的何在？ 而要回答這一問題，我們還需要回到歷史語境中來尋求答案。

1923年中國知識界就科學能否解決人生觀的問題，以及應該用科學還是形而上學來指導人生和改革社會的問題進行了廣泛的討論。在這場論戰中，相關人士大致分為三派：以張君勱和梁啟超為代表的玄學派，認為人生問題要反求諸己的自由意志；以丁文江、胡適為代表的科學派，反對玄學派的唯心觀點，主張人生觀難以同科學分割；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唯物史觀派則是同科玄二派“雙線作戰”。

此時流傳出泰戈爾受講學社（講學社骨干為玄學派中人）邀請來華講學的消息，許多科學派學人便將泰戈爾視作玄學派的特聘外援，故而在這一時期發表了大量諷刺泰氏的文章，如1923年10月27日實庵（陳獨秀）在《中國青年》上發表的《我們為什么歡迎泰谷爾》，以及泰戈爾抵華之日《中國青年》刊發的《歡迎太戈爾》及編者按語等。這些文章表面看來是針對泰戈爾，但實則是項莊舞劍，意在抨擊玄學派。此時《大公報》刊發“真相”，既有“解救”無辜躺槍的泰戈爾的意圖，也是提醒民眾不要被學術論戰所影響，冷靜看待泰戈爾的到來——這無疑是符合其“開風氣，牖民智”的辦報宗旨的。

《大公報》報道了泰戈爾于中國的四次演講。首先是4月22日刊發的《滬團體歡迎太戈爾大會紀 泰氏已于昨晚乘江裕輪北上》一文。該文詳細描繪了泰戈爾抵滬后社會各團體的歡迎場面，并簡要記述了歡迎會上的主持發言與泰戈爾的發言內容。沈信卿介紹泰戈爾是“以詩人的情緒，造成人類之精神”，王岫廬致歡迎辭時稱泰戈爾是“詩人、教育家和哲學家”。泰戈爾在演講中專門強調了此次訪華的目的——“喚醒中國人民心中的反抗精神，以維護東方固有之文化”，并自稱“余之來也，非政治家、非傳道者，實求道而來，故余所攜，唯敬與愛”，同時對“被物質所迫，瀕于危險之境”的中國精神表達了憂慮。

4月25日刊發的《泰戈爾過濟盛況補志 各學校在省議會開會歡迎》報道了泰戈爾在濟南的演講。泰氏在演講中申明了自己的人道主義主張：“惟有這人道主義，與普遍的愛，可以降于人間幸福。”除了記錄演講內容，文中也對泰戈爾的神態容貌做了描述：“精神極好，態度甚為懇切。吾人觀其肅穆之像貌，聆其親切之言論，精神上著許多的安慰。”4月26日的《泰戈爾在英美協會之演說》則報道了英美協會于25日在六國飯店宴請泰戈爾一事。但該文主要記述了美國公使舒爾曼的發言，記述泰氏發言較少。

4月29日《紀泰戈爾之雩壇演說 東西文化之不同點 體力智力與道德之殊途 吾人前途之光明》一文是對泰戈爾28日雩壇演講的記錄。文中稱“泰氏容貌穆然可敬，藹然可親”，認為其“灰白之須發，則唯能令人想象印度上古之文化”。泰戈爾演講中解釋自己受到中國人民的歡迎的原因，是“亞洲民族和平親愛之精神及其此精神所發之和聲也”。這種“和聲”是人類靈魂深處的精神共鳴，可以超越自然地緣劃分與異質文化隔膜。《大公報》明確表示有意轉載泰氏雩壇演講全文，但由于發稿時間緊張的緣故，只能忍痛割愛，僅謄錄部分。

盡管演講文稿并不完整，但其保留下的內容，如“民族和平親愛之精神”、“和聲”等詞句毫無疑問是符合泰戈爾的文明觀的。泰戈爾一生致力于感受、推介不同民族、地域文明的優長，力圖促進文明之間的對話與包容，而不是文明中心論、沖突論。“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民族能夠脫離其他民族和國家孤立地取得進步；東方應該向西方學習科學和技術，但不要模仿他們對金錢的崇拜、對暴力的濫用；并且，為著反饋西方，更為著證明自身，東方文明應該設法做出自身獨有的貢獻。”這種普遍的、平等的文明觀也同當今世界文化多樣性與文明互鑒的趨勢形成了巧妙的呼應。從以上四篇報道中不難看出，《大公報》是能夠清楚傳達泰戈爾本意的。

《大公報》刊發的泰戈爾訪華報道中，有五條為“京聞舉要”一欄中的電信。4月22日“又電，泰戈爾定二十三日晚抵京，學界已籌備到站歡迎。”4月24日“又電，印度詩哲太戈爾今日（二十三）下午七時十五分到京。住北京飯店。政學各界到站歡迎者五百余人。”4月29日“又電，今日（二十八）印度詩人太戈爾在天壇講演。京學界往聽者達五千人。”以及5月2日“又電，印度詩人泰戈爾，定日內講演畢。即行出京，京學界已預備歡送。”和“又電，泰戈爾主張社會改良，與社會主義派不兼容。日來反對泰氏傳單甚多。泰氏頗不悅意，有一星期后，即行出京說。”

這些簡短的電信透露出兩點信息：一是泰戈爾訪華并非純粹的學術交流，也引起了政治界的關注；二是泰戈爾在中國既受追捧，也受抨擊。這兩點都是老生常談的話題，但其中值得引起我們關注的，是泰戈爾本人對他在華遭遇的明確表態：“頗不悅意。”這就提醒學界注意，以往對泰戈爾訪華的相關研究多集中于單向的中國知識分子對泰戈爾思想的接受和批駁，并由此拓展至中國現代學術思想脈絡發展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爬梳。但影響是雙線交互的，泰戈爾在面對中國知識界兩極分化的對待態度時的表現，以及他自己對中國知識分子和中國文明現狀的態度同樣是研究的重點。

其余的六條報道則是泰戈爾在京的行程安排。4月30日的《泰戈爾起、居注》是對泰氏29日參觀櫻桃斜街繪畫展覽會、做客莊思敦私宅等行程的記錄。5月9日《泰戈爾演講信息》則報道了泰戈爾于真光電影院的演講計劃。5月10日的《泰戈爾壽辰志盛》是對眾多中外名人（梁任公、胡適之、林宗孟、蔣百里等）為泰戈爾慶祝六十四歲壽誕一事的報道。文中提及新月社排演泰戈爾的詩劇《契玨臘》（即《齊德拉》，譯法不同）以作慶賀，并記述了胡適的致辭：“略謂中國現在降生一兒，其人為誰，即泰戈爾是也。”有趣的是，梁啟超還送給了泰戈爾一個中國姓名——“竺震旦”（“竺”是古代中國對印度的稱呼，“震旦”則是古代印度對中國的稱呼）。可見對于當時國人來說，泰戈爾訪華不僅是學術的交往，更象征著世界兩大古老文明的交流與融匯。

此后，5月16日《太戈爾赴西山休養》一文報道泰戈爾偕門人前往西山休養，并提及其意欲離京；5月21日刊發的《印度詩哲昨夜離京學術團體歡送忙》記錄了泰氏離京的行程安排；5月31日的《太戈爾啟程赴日》介紹了泰氏前往日本的游歷計劃。隨著泰戈爾的登船離去，《大公報》對泰戈爾訪華一事的報道也就此結束，但泰戈爾的小說、詩歌、戲劇依舊在中華大地上如火如荼地傳播，《大公報》也始終是其忠實的觀眾和真誠的記錄者。

大體來看，《大公報》對泰戈爾訪華一事的報道基本遵循事實，力求還原泰氏本意，為我們了解泰氏訪華全貌提供了豐富材料。這無疑要歸功于《大公報》始終堅持的辦報立場。但仔細想來，《大公報》的辦報立場是與其背后的執筆者所持守的讀書人的品格不可分割的。面對紛紜變化的時事局勢和繁復雜蕪的信息資料，他們憑借耿介不阿的操守和敢于人先的抗爭精神，以豐裕的學識和廣博的視野為讀者如實記述事件真相，也為后人以理性態度獨立思考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外文化交流史保存下珍貴的歷史材料。

斯文在茲，盡管油墨會因時光浸染而褪色，但文字的意義卻不會隨之磨滅，而其中所蘊含的與人相關的書生意氣和人文理想更為后人回歸歷史語境，體悟時人的思想、精神、心智并與現實社會產生某種當下主義的聯結提供了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