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適、泰戈爾、鋼和泰等合影（1924年5月）

梁啟超致蹇季常信札，托付為泰戈爾刻制中文“名章”事

泰戈爾的中文名是梁啟超起的

對中國近現代文史稍有興趣者，大多知道印度詩哲泰戈爾還有個中國名字叫“竺震旦”，這個名字是梁啟超起的。至于這個名字的具體涵義，稍有深入了解者，也會知曉“震旦”乃“中國”在古印度語里的音譯，而“竺”則是“天竺”，即古印度在中國古語里的稱謂，二者合在一起，似乎就是一位來自古印度的與中國有著密切因緣者的意指罷。

應當說，上述這些關于泰戈爾的中國名字的“掌故”，流傳已久，聽上去確實也令人饒有興味，可這些歷史事跡究竟何時何地發生，當時的情形究竟怎樣，有無確切的文獻記載予以印證等一系列問題，卻不是一般讀者能夠輕易解答出來的。即便是對泰戈爾、梁啟超等歷史人物有著相當了解程度的讀者，一旦關涉這樣似乎一直耳熟能詳，卻又一時無從確考的“掌故”之際，往往也只能是姑妄聽之、一笑置之。

后來確有研究表明，泰戈爾自1924年4月間赴中國訪問，至5月8日這一天，恰逢其人64歲生日。當時泰翁身在北京，來自北京文化、教育、學術、文學界諸多知名人士，在東單三條的協和禮堂，為其舉辦了別開生面的祝壽活動。此次活動，梁啟超任主席，胡適致辭，并由徐志摩、林徽音等演出泰翁所編短劇《屈忒拉》助興。也正是在此次活動中，梁啟超為泰戈爾取的中文名字“竺震旦”，公開發表了出來。這一事跡，幾經傳布，遂成后世一般讀者所熟知的那個“掌故”了。

至此，距今已整整一百年的這個“掌故”，其時間、地點、人物的歷史事件三要素，已然齊備，來龍去脈似乎已然非常清楚。不過，如果再深究一下，即梁啟超為泰戈爾取中文名，究竟是怎樣發表出來的，是即席致辭中公開提到的，還是后來有書面文字公開刊發的，抑或是經由記者采訪報道出來的，或者只是私下與友人提及復被轉發出來的；這四種可以推知出來的發表途徑，究竟是其中哪一種或哪幾種幾經傳布之后，方才造成坊間市面上盛傳的這個百年“掌故”？

《海潮音》報道記述起名始末

循著這一“深究”之后的思路，翻檢已知現存相關文獻，一時還難以確證。幸運的是，筆者新近發現在佛教雜志《海潮音》雜志第五年第五期（1924年6月21日印行）之上，有一篇報道名為《梁啟超為太戈爾取華名》，頗為詳實地記述了梁啟超為泰戈爾取中文名這一事跡的歷史細節，且還因之牽扯出關涉梁啟超與胡適的各自“異（佚）文”一篇，自然是頗具歷史意義與研究價值的寶貴文獻。

為披露與分享這一距今已整整一百年的歷史文獻，也為便于后文據此略加考述，轉錄報道原文如下（原文無標點，今施以通行標點）：

陽歷五月八日，為太戈爾六十四歲生辰，適在北京，新月社同人特為太氏做壽。梁任公先生又為他起一個中國名，由胡適之口譯，大意略謂：今天的壽星，很有趣。他和我見面第二次，要我送他一個中國名。（他）說道：我不曉得什么緣故，到中國便像回故鄉一樣，莫非他是從前（前世）印度到過中國高僧，在某山某洞中曾經過他的自由生活。他要求我送給他一個中國名字，還說他原名上一個字是太陽的意思，下一個字是雷雨的意思，要我替他想名字相覆（符）的兩個字。我當時不過信口答應罷了。過兩天，他又催我，還說希望在他生日那天得著這可愛的新名。向來我們譯外國人名，有兩種譯法。一音譯，如佛陀、鳩摩羅什之類便是。二意譯，如婆藪槃豆亦譯作世親，“世”即“婆藪”之意譯，“親”即“槃豆”之意譯；如佛陀跋陀羅亦譯作覺賢，“覺”即“佛陀”之意譯，“賢”即“跋陀羅”之意譯。我想印度人從前呼中國為“震旦”，原不過是“支那”的譯音，但選用這兩個字卻含有很深的象征意味，從陰噎雰雺的狀態中砉然一震，萬象昭蘇，剛在扶桑浴過的麗日，從地平線上涌現出來。“旦”字末筆表地平，這是何等境界？太戈爾原名，正合這兩種意義，把他意譯成“震旦”兩字再好沒有了。又從前自漢至晉的西來古德，都有中國名，大率以所來之國為姓，如安世高從安自來，便姓安；支婁迦讖從月支來，便姓支；唐僧會從康居來，便姓康，其間從天竺即印度來的，便姓竺，如竺法蘭、竺佛念、竺法護，都是歷史上有功于文化的人。今日我們所敬愛的天竺詩圣，在他所愛的震旦地方過他六十四歲的生日，我用極誠摯極喜悅的情緒，將兩個國名聯起來，贈給他一個新名曰“竺震旦”，我希望我們對于他的熱愛，跟著這名兒，永遠嵌在他心靈上。我希望印度人和中國的舊愛，借“竺震旦”這個人名復活轉來。

上述約700字的報道，將梁啟超在泰戈爾生日慶祝活動席間致辭較為完整地記錄了下來，泰翁的中國名字究竟淵源何來、有何寓意，梁氏對之又有何解析與寄望，在此表達得非常清楚，可予定案。

梁啟超致辭，胡適口譯 記者“轉譯”

尤為重要的是，據此報道可知，活動現場的梁啟超致辭，是乃“由胡適之口譯”而出的——即由胡適譯為英文，當場轉述給泰翁及出席此次活動的其他外籍人士。因此，現場的記者，也只能根據這“胡適之口譯”，再轉譯成中文，將“大意略謂”云云，向廣大中國讀者報道出來。

如此這般，又牽扯出梁啟超致辭、胡適口譯與記者“轉譯”之文本，這三者之間的關系從屬與歸屬的問題。如今能夠查獲到的，目前已知僅有的這么一份公開報道中的“轉譯”文本，其創作主體應為梁氏，這是了無疑義的。梁啟超生前非常珍視這一活動致辭之文本，留有底稿，后來收入《飲冰室合集·文集》的第14冊（中華書局，1936年1月印行），文本題目即為《泰谷爾的中國名——竺震旦》。

不過，《海潮音》報道中的記者“轉譯”文本，實乃據活動現場“由胡適之口譯”的文本轉譯而來，刊載出來的文本內容與收入梁氏文集中的文本內容也有一定差異，雖非“佚文”，可確屬“異文”。再者，這一“由胡適之口譯”的文本，是否又可將之視作胡適個人的“譯文”類作品呢？

據查，《胡適全集》第36卷“英文著述（二）”中，并未收入這一“口譯”原作；第43卷“胡適著譯系年”中亦未載這一“口譯”事跡。無論如何，因佛教雜志《海潮音》里的一篇報道，不但令后世讀者仿佛重回“歷史現場”一般，為“梁啟超為太戈爾取華名”這一百年“掌故”重新勾勒出更多歷史細節，自然是有著非同一般的可貴之處。另一方面，因這一“掌故”，竟還牽扯出一篇似可同為梁、胡二人“佚文”的現場致辭之文本，則又更令人始料未及。

入鄉隨俗 為泰戈爾刻制中文印章

話說泰戈爾既已有了中文名字，依國人慣例，也理應有一枚中文“名章”隨攜，以便鈐用。為泰翁取了中文名字的梁啟超，自然也想到了這一點，且早有“預謀”，提前就請人預辦了此事。今存梁氏致友人的一通手札，就為這一“掌故”留下了實證。且看手札原文如下：

頃欲刻圖章一對，贈泰谷爾，其文如下：

竺震旦印 復歸自然

石不必佳，但愈大愈好。刻好擬裝成一匣，于彼生日（八日）贈之。請公切托范父即日覓石，并覓人代刻。所費即如數奉上，但望能以七號交來，敬上。

季常 啟超，二日。

據手札內容可知，梁氏可能早在1924年5月2日，即泰翁生日六天之前，即著手預辦為之刻制中文“名章”的相關事宜了。在如此短的時限里，覓石（章料）覓人（治印者）的事項，梁氏將之托付給了友人“季常”。信末所署“季常”，即指蹇季常(1876一1930)，貴州遵義人，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攻讀法學期間與梁啟超交往密切，引為知己。歸國后，蹇氏參加梁氏領導的進步黨交誼更為親密，后更成為梁氏創辦的中國第一所民辦官助圖書館——松坡圖書館的實際負責人。顯然，將這樣重要且時間緊迫的事項，托付這樣的多年密友來操辦，本是順理成章之事。

至于泰翁生日慶祝活動現場，是否有梁氏親贈中文“名章”的活動環節，這一環節中又有哪些細節，由于《海潮音》報道中并未提及，只能留待將來更多相關歷史文獻發掘發現之后，再來做一番探研與考索了。

關于泰戈爾的中文名字，從“掌故”到史料，目前可資談論與探研者，大致如上。

言及于此，不禁令人心生感慨：后世讀者通常奉行“掌故歸于掌故，史料歸于史料”的一般性原則，對于掌故與史料，向來將之視作似井水與河水一般的兩個完全不同的途徑，彼此似乎兩不相涉，亦不必相通。事實上，“掌故”與史料，本應也可以殊途同歸。或許，上述這么一番關于泰戈爾的中文名字這一歷史事跡的考察與探究，就正是這么一個可以印證掌故與史料互動互鑒的非典型案例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