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上海舉辦的“中國現代作家手稿展”，141件展品中赫然陳列出75件作家手稿真跡，按絹布色“芳馨遺遠”、豆沙色“紙短情長”、淺草色“朝花夕拾”徐徐展開，娓娓道來，在書卷氣與煙火氣、歷史精神與時代生活之間審美穿越。沉浸其間，不僅可以憑字跡察心跡，遙想激揚文字背后的豪情與素雅，更可以隱約而真切地感知大約百余年前，上海作為中國現代文化重鎮的開放度、先鋒性，以及包容度、文明性的城市特征。

丁玲手稿《莎菲女士的日記》

魯迅致鄭振鐸信

瞿秋白手稿（譯）《〈靜靜的頓河〉卷首哥薩克歌謠》

保持與世界同步的開放度

沒有對外開放，就沒有上海現代文化。1843年上海開埠，被迫在悲欣交集中敞開胸懷，一批進步人士先行“覺醒”，將西方現代文明的新思想新文藝為我所用，努力探索傳統文學、繪畫與戲曲的創新轉化路徑。從“林譯小說”到“新民文體”，從通俗報紙到白話文學，翻譯文學成為中國新文學初期一種時尚性過渡性文體。此次展覽中，茅盾、李霽野對英國文壇詩歌的翻譯，瞿秋白、曹靖華對俄文作品的翻譯，魯迅、黃源對日文作品的翻譯，金川（謝澹如，亦作謝旦如）對匈牙利詩歌的翻譯，以及書信往來中，都有關于翻譯作品的內容。這部分手稿大多出自新文化運動后的文化人之手，鋼筆或圓珠筆書寫，橫排稿箋，已經成為一種習慣。翻譯作品內容逐漸傾向于關注被壓迫民族的反抗和斗爭，魯迅稱之為“盜火”。

其中，本次展覽首次公開的瞿秋白翻譯手稿《靜靜的頓河》卷首語，隔著雍容散淡的文人字跡，仿佛可以感受到飽經戰亂之苦的頓河兒女，其生死浮沉歌哭的悲憤腔調。該手稿是由上海魯迅紀念館副館長謝旦如捐贈。謝旦如早年開辦的書店，是左聯作家秘密聯絡點。1931年起，在黨組織安排下，他掩護瞿秋白夫婦在滬居住兩年之久。魯迅、馮雪峰等曾多次與瞿秋白夫婦會晤，并建立深厚的革命友誼。1935年瞿秋白犧牲后，謝旦如保存了先烈的遺稿遺物。

這篇譯稿于1928年刊載了第一部，引起轟動。同年瞿秋白到莫斯科參加中共六大，并留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工作兩年，是否動心起念翻譯這部史詩巨著未可知，但從這篇謄寫工整、文筆流暢的譯稿手跡，可以窺見這位革命者的文學素養和審美眼光。

在翻譯引進外國文學的同時，以魯迅為核心的上海文化界還致力于向外推介中國現代作家作品。通過內山完造、伊羅生等人，魯迅積極推動向日本、美國等國翻譯介紹中國現代文學作品。上海作為中國現代文化重鎮的開放度是雙向的，是碼頭，也是源頭，才能不斷起潮頭。

迸發出金剛怒目的先鋒性

1930年3月2日下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中華藝術大學召開成立大會，魯迅參加并作演講，標志著中國左翼文化運動開始。圍繞在魯迅周圍，是一個積極倡導并努力實踐文藝大眾化，翻譯并創作“普羅大眾文藝”的進步革命文藝群體。其先進性就表現為先鋒性，上承五四“平民文學”，下啟延安“工農兵文藝”和“人民文藝”，形成中國現代文學、藝術和現代文化主流價值譜系。

柔石的詩稿《戰！》，獨字標題上加一個感嘆號，全詩225個字，29行，三頁空白紅框信箋紙，行楷毛筆手稿，字跡工整俊朗，可以想見詩人本色書生，意氣風發，揮斥方遒，慷慨憤激，不惜以身許國，拔劍出鞘的壯烈情懷。

篇末小字加注，“作此詩時系痛飲一瓶白蘭地以后”。再好的酒量，痛飲一瓶烈酒，大概率是要醉倒的，甚至爛醉如泥。如此孤忿，以酒澆愁，是心里的憤懣郁積太久太甚，他需要點燃，甚至不得不點燃自己，讓心中的怒火在筆墨字里行間盡情燃燒。

柔石，比魯迅年輕近20歲。他曾在北京大學旁聽魯迅講授《中國小說史略》，得知魯迅1927年定居上海后，次年來到上海，與魯迅、許廣平、王方仁、崔真吾等合股創辦朝花社，深得魯迅信任和器重，隨后經魯迅推薦參與《語絲》《萌芽》等進步期刊編輯工作。1930年二月，柔石參加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為發起人之一，三月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被選為執行委員、常務委員、編輯部主任，協助魯迅為左翼文化運動做了許多高質量工作，卻在次年在上海被國民黨當局秘密殺害。

有人曾說魯迅與柔石情同父子。在《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中，魯迅如是寫道：“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所想象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象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卻是麻煩的事。”面對整個青年作家群體的憤激、冒險以及被捕、犧牲，魯迅以長輩的寬容和理解，為早逝的革命文化英烈們收集整理出版文學作品，在為白莽詩集《孩兒塔》所作序言中，他據理盛贊，“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于前驅者的愛的大纛，也是對于摧殘者的憎的豐碑。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于別一世界”。

恪守著百家爭鳴的包容度

文化發展繁榮的標志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上海成為中國現代文化重鎮的必要條件是始終恪守底線，海納百川，追求卓越，因共存共榮以增進價值認同、促進同向同行，集結成浩浩蕩蕩的文化隊伍。

1930年三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十月中國左翼文化界總同盟成立，上海現代文化界逐漸形成協商民主、相互尊重，求同存異、和衷共濟的良好局面。中央文委把握方向，左翼文化界民主自治，以魯迅為進步文化旗幟，在文學、音樂、戲劇、美術、電影、社會科學研究等諸多領域都形成依靠進步力量、團結中間力量、化解消極力量的文化界統一戰線。

此次展覽陳列的51位作家75件手稿中，筆跡風格千姿百態，作家生命性情畢現。丁玲的小說《夢珂》是處女作，《莎菲女士的日記》是成名作，兩部短篇小說都是葉圣陶慧眼識珠，發表在上海的《小說月報》上，其手稿奇跡般地被保存下來。作者的鋼筆手跡，字體圓潤，鋒芒自若，不刻意，不做作，洋洋灑灑，一瀉千里，其筆力之雄厚，文氣之豐沛，令人為之神往。編輯用毛筆在手稿上留下的修改文字，很老到，很認真，頗見慧眼匠心。

同樣是出道文壇的巴金，回復文學愛好者英子（王任之）的信札，豎行結構，書法款式，筆畫飛揚，顧盼自若，英氣勃發，一個追求進步的青年文學家形象躍然紙上：我很匆忙、居無定所，我在成長、隨時在學，我也很無奈，“我們近來連隨意發表文章的自由也沒有了”。

曹聚仁是知名的新聞工作者，曾經聆聽過魯迅講演并協助記錄文稿，以編輯身份約請魯迅文章，與魯迅交往中曾經當面對魯迅表示希望為魯迅寫傳記，“我是不夠格的，因為我并不姓許”。這個“許”是指許廣平，魯迅的學生和夫人。孰料魯迅卻同意了，“就憑這一句話，你是懂得我的了！”曹聚仁表示：“我想與其把你寫成一個‘神’，不如寫成為一個‘人’好。”魯迅覺得這是理解他的。由于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曹聚仁以戰地記者身份奔赴抗日前線。后來，他應許廣平之約，編寫魯迅年譜。該手稿由其子女捐贈給上海魯迅紀念館朝華文庫，得以向公眾展示。這是用圓珠筆寫在大張稿紙上的文稿，筆力雄健，筆畫遒勁，密密麻麻，如鋼絲結網，顯示作者為人豪氣硬朗，做事扎實認真，講求效率的現代風格。

此外，還有茅盾手稿的清新優雅，周文手稿的俊秀通暢，巴人手稿的俊美圓潤，汪靜之手稿的俊逸閑適，聶紺弩手稿的意氣豪邁，卞之琳手稿的娟秀清新，陳學昭手稿的質樸純真，趙清閣手稿的清朗豪氣，戈寶權手稿的嚴謹工整，沈從文手稿的膽怯謹慎，蕭軍手稿的任性豪橫，臺靜農手稿的從容俊雅，等等。每篇手稿的字里行間，都情真意切，蔚為大觀。

傾心于品質素雅的文明性

書寫工具的變遷是文明進程的產物，從毛筆到鋼筆、鉛筆、圓珠筆的漸次出現，是現代文化保留書寫手稿的物質基礎。當大工業機器印刷技術產品成為主要文化形態后，尤其是電子技術普及后，作家手稿更加顯得彌足珍貴。文化的本質是價值觀念，如鹽融水，日用而不覺。文明進程往前走，文化價值的腳印才留存下來，看得更清楚。

魯迅生活在上海的朋友圈，主要有兩代文化人，大體上是19世紀后期出生的同齡人，以及20世紀初期出生的學生輩或弟子輩。前者都接受過傳統私塾教育，毛筆書寫是必須掌握的書寫方式。后者大部分直接接受新式學堂教育，尤其是現代城市學校教育，鋼筆書寫成為一種現代時尚。鉛筆作為鋼筆同時代的書寫工具，由于字跡不便于保存而無法作為正式文本書寫工具。圓珠筆是相對于鋼筆更晚些時候出現的更有現代感的書寫工具，但靈活變化更小，油墨保存技術不及鋼筆墨水穩定性能可靠，所以，主要用于技術領域，文學創作手稿寫作不多。

這些現代書寫工具的衍變趨勢，是效率便捷功能越來越強，書法審美功能越來越弱。隨著生活方式的現代化程度加深，新文化運動后的中國現代作家更傾向于用鋼筆寫作。相較于毛筆和圓珠筆，鋼筆的書寫筆跡依然有一定的彈性，可以傳遞出書寫者的情緒心態和性格精神。

在此次展出的中國現代作家手稿中，最富有審美價值的是毛筆寫作的文稿，特別是私人往來信件，品質素雅，美輪美奐。

魯迅的書信主要用毛筆書寫，其中最值得稱道的是用毛筆寫在花箋宣紙上的信函，完全是一派傳統文化人之間的敬稱與謙和，紙短情長，溫文爾雅，筆墨如行云流水，或酣暢淋漓，或圈改涂鴉，松香墨跡，宣紙柔韌，襯托國畫花鳥圖案簡潔背景勾勒，筆走其間，有如穿越花草，隔空對話。并且，魯迅字體端莊秀麗，意蘊深厚，從容不迫，素凈雅致，書寫在有質感、有美感的特制信箋上，讓人望而脫俗，澄凈心懷。在魯迅的往來書信中，享有如此規格的受箋者并不多，給鄭振鐸（西諦）、趙家璧的信箋，都是表達崇高敬意和深厚謝意的。其次是書寫在黃傘格宣紙，再次是白凈宣紙上的信箋，都可以感受到紙凈墨香的素雅品質。后來，用鋼筆、圓珠筆寫在單位辦公用紙上的信件，那就是又當別論了。

文化是人文教化，文明是人文教化的程度。文化可以草長鶯飛，雜花生樹，文明的標準卻有其素雅的品質尺度。中國式現代化的歷史使命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創造中華民族現代文明必須充分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尤其是現代文明成果，實現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進而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讓每個中國人生活得體面尊嚴、從容優雅。以此觀之，我認為上海足可以稱為中國現代文化高地，而以文化重鎮視之。

（作者為復旦大學望道研究院常務副院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