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金庸的“以前在上海辰光”，那是他從1947年離開杭州后到1948年赴香港前的一段時光。時間雖然不長，但正是在上海，他第一次結婚。也是在這里，他考入《大公報》。人生中兩個重要方向——成家和立業，都與上海有關。

一

2002年4月，上海城隍廟。

曲藝界四代同堂，正為滑稽泰斗姚慕雙慶祝85歲生日。“王小毛”王汝剛當然在場。但巧的是，因為要拜訪一位事先約好的朋友，他從壽宴上走開一會兒。

就在邊上的飯店內，“王小毛”看見了一個人——正在用餐的金庸先生。

聽到服務員叫著“王小毛”，金庸抬頭道：“原來你是位滑稽名角，我看大家都蠻喜歡儂的，久仰久仰。”

“哪里，查先生著作等身，‘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天下誰人不識君？我對你久仰、久仰，甜酒釀。”“王小毛”開起玩笑。

“大俠”哈哈大笑：“滑稽表演交關有趣，我蠻喜歡，以前在上海辰光，我經常在無線電里收聽，有些節目現在還有印象。”王汝剛忙問：“您聽過什么段子？”“大俠”略一思索：“喏，好像是姚慕雙、周柏春、楊華生、笑嘻嘻表演的《火燒豆腐店》《七十二家房客》《關門大拍賣》。對，還有《寧波音樂家》，‘來發，米紗線度來’……”

五年后，在寫文章回憶這件趣事時，王汝剛遺憾道：那次城隍廟里遇“大俠”后，他本想陪金庸到姚慕雙壽宴以促使兩位大家會面。沒想到，姚老師因年事已高，已先行回府休息了。后來，離開上海的金庸特意給王汝剛寄來一幅題詞：“滑稽軒渠嬉笑怒罵，評彈人生振奮世情。”

說到金庸“以前在上海辰光”，那是金庸從1947年離開杭州后到1948年赴香港前的一段時光。時間雖然不長，但正是在上海，他第一次結婚。也是在這里，他考入《大公報》。人生中兩個重要方向——成家和立業，都與上海有關。

那時，金庸還不是“天下誰人不識君”的名作家；那時，人們只知道這是一個自浙江海寧到上海，于報界初露頭角的青年——查良鏞。

二

1946年11月22日，經報業前輩陳向平推薦，“對新聞事業抱有濃厚興趣”的查良鏞入職杭州《東南日報》，成為外勤記者。

2016年《東方早報》在上海古籍出版社成立60周年時，為時任社長高克勤做過一次訪談。在談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老編輯時，高克勤介紹了來自上海寶山的老出版人陳向平和金庸的一段交往：

陳向平1938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7月，受黨的委托，打進了國民黨主辦的《東南日報》社（金華版），主編《筆壘》副刊，團結一批進步文人，還發現、培養了一些青年人才，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日后以金庸名世的查良鏞。

當時查良鏞是衢州中學的學生。陳向平從來稿中發現了查良鏞寫的一篇散文《一事能狂便少年》。這篇文章觀點犀利，充滿活力，陳向平欣賞之余有點擔心撰文者的處境，便將署名改為“查理”，將文章發表。這是查良鏞發表的第一篇文章。

不久，陳向平從金華到鄰近的衢州出差，專門去尋訪“查理”。兩人一見如故，成了忘年交。以后，陳向平又編發了查良鏞的幾篇文章。

1943年夏，查良鏞考進了重慶的政治大學，仍保持著與陳向平的書信聯系。1946年夏，查良鏞因家境敗落無法繼續求學，欲去杭州謀職，寫信給陳向平。

抗戰勝利后，《東南日報》兵分兩路，一路在上海作為總社，由陳向平主編《長春》副刊，一路回到發源地杭州，成立分社繼續出版。陳向平看了查良鏞的來信后，熱心地向杭州《東南日報》推薦查良鏞。

當年，查良鏞進入《東南日報》做譯稿記者，工作是收錄英語國際新聞廣播，編寫國際新聞稿。1946年12月6日，《東南日報》青年版第十九期發表署名“查良鏞”的第一篇見報文章《訪問東方的劍橋大學——浙江大學》，這也是他工作之后，作為外勤記者的第一篇訪問記。

一年后，他離開杭州赴上海做《時與潮》雜志譯文編輯，也是陳向平舉薦的。

晚年，金庸在《名人傳記》上撰文回憶當年時說：“20世紀40年代我在陳向平主持的《東南日報》《筆壘》副刊上發表過散文。陳向平是一個有膽識的人，堅持真理，人家要殺掉他，他也不怕，給過我很多啟發。因而我在香港辦報紙是拼了命來做的，是作了犧牲性命的準備的。我辦報不能說成功，只覺得自己一生的運氣還不錯。可以說，當年遇到陳向平先生是我的運氣，他教我如何讀書，如何寫作，如何做人……”

三

1947年6月，《大公報》上海館公開招聘三名翻譯，成為金庸人生的轉折點。

當日試題是：電報一份，社論一篇，譯成中文。查良鏞僅用65分鐘就第一個交卷，隨后立即進行口試。成績均優秀，以第一名錄取，10月底正式入職。

《大公報》曾兩度在上海出版。1936年4月1日，《大公報》在上海法租界愛多亞路181號（今延安東路）創刊出版，營業所設在四馬路436號（今福州路）。大公報在抗戰后于上海復刊，選址在南京路212號（今南京東路江西中路口）。此時《大公報》在上海共有4處場所，分別是經理部、編輯部、總管理處和員工宿舍。

查良鏞曾對同學說起在《大公報》時的感受：“《大公報》的要求高得多，有些稿子付印以前，常要幾個編輯過目，經過仔細推敲，方才定稿。報館明確規定，稿子有誤，編輯負責；排印排錯，唯校對是問。職責分明，賞罰有則。寫錯印錯都要按字數扣薪。如果超過一定字數，那就要除名解職了。”

給他留下最深印象的還有各種福利：“晚上的夜宵倒是報館免費供應的。說起來，多是吃稀飯，可配稀飯的，不是香腸、叉燒，就是醬雞、烤鴨，或者火腿炒雞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醬菜。晚班工作完畢，街上沒車了，報館會派車子把所有編輯一個個送回家去。”

在為《大公報》工作同時，查良鏞還在鄧蓮溪主持的《時與潮》編輯部兼職做編輯。

《時與潮》1938年創刊于漢口，同年8月遷往重慶，抗戰結束后在上海復刊，編輯部先在長春路392號，旋即搬到梵皇渡路618號，后者現為上海美術電影制片廠的一部分。查良鏞的工作是在大量外國報刊中挑選文章，然后剪下來，分別寄給特約作者。等他們把翻譯好的文章寄回來，查良鏞再把譯文和原文核對一遍予以發排。（蔣儉《上海文學散步》）

報業的訓練，讓查良鏞養成了能迅速分析各種訊息、出手極快、文筆好、文章質量高的特點。這些特點，確保查良鏞順利踏進了報界的大門，從而讓中國多了一個著名報人。

四

就在1947年11月，查良鏞向《東南日報》正式辭職。在此前提出請長假時，他寫道：“工作殊乏成績，擬至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研究兩年。”

來到上海，查良鏞在《大公報》工作同時，也在族兄，時任上海市地方法院院長、東吳大學法學院兼職教授查良鑒的幫助下，插班入上海東吳大學國際法專業學習。

查家是海寧望族，康熙年間，有“一朝十進士，兄弟三翰林”之美譽。因科甲鼎盛、名人輩出，所以查家被稱為“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這位查良鑒也非等閑之輩。

《上海審判志》資料顯示，查良鑒畢業于天津南開大學政治經濟系，又就讀于上海東吳大學法律系，畢業后赴美入密歇根大學研究深造，獲法理學博士學位。抗戰勝利后，任上海地方法院院長。

當工作事業步入正軌的時候，查良鏞的愛情也有了豐收。他當時正在交往的女友杜冶芬是名醫杜宗光的女兒。其時，杜宗光在上海工作，讓妻子和女兒住在杭州西湖邊的房子里。杜冶芬的弟弟冶秋1947年8月從上海去杭州度假，在看《東南日報》時去信編輯部，一來二去認識了查良鏞。查良鏞登門拜訪小讀者時，為冶秋姐姐冶芬的美貌所折服。

“次日，查哥便再次登門，送上一沓戲票，約我們全家去觀賞郭沫若名劇《孔雀膽》。那天看戲，一家人全部出席。幕間，查哥不斷從身后將可口可樂傳送過來，這可是戰后最為時髦的飲料了。其實，全家人只有我在津津有味地看戲，看得入神。”這個看戲入神的杜冶秋在1955年考入上海戲劇學院，后來成為著名演員、導演，在話劇《櫻桃園》《商鞅》和電視劇《濟公》中均有出色表演。

1948年1月，胡政之赴香港籌備《大公報》，急需人手，臨時派查良鏞去半年。3月30日，查良鏞乘飛機到香港，擔任《大公報》香港版國際電訊翻譯員。不忍相思之苦的查良鏞于1948年秋天向杜家提親，同年，查良鏞和杜冶芬在上海舉辦了婚禮。婚后，杜冶芬隨查良鏞前往香港。雖日后天各一方，但相愛的時刻還是真心實意。

媒體人曹可凡在一篇懷念黃永玉的文章中，提到黃永玉來滬辦展時和杜冶芬的一次聚餐：

“見到她時，永玉先生也是喜不自禁。他回憶道，那時候他與金庸夫婦同住九龍灣荔枝角，房子是用木板搭建起來的簡易房，生活條件艱苦，卻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冶芬女史記得，永玉先生當時名義上是編輯，但也經常充當記者角色，為新聞事件畫插畫。永玉先生說，最大的快樂來自那段上班的行程：‘每天下去坐巴士到報館，到了尖沙咀，坐船到中環天星碼頭就開始哼交響曲。走到報館門口，如果沒哼完就再往回走，完了再進去。一路上還可以看各家外國航空公司的廣告宣傳畫。就這樣，一路哼一路看，快樂無比。’1948年，黃永玉在香港大學圖書館舉辦了平生第一個畫展，冶芬女史主動請纓，擔任其畫展工作人員，負責貴賓簽到。我聽著老人們回憶往事，既感慨時間的無情流逝，又感受了世間友情的溫潤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