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允正先生走了。這個消息是昨天（3月26日）從商務印書館一位編輯那兒聽到的。商務印書館計劃清明節做一期紀念上一年過世的作譯者專號，問我當時采訪任先生時有沒有拍照片。我趕緊翻找電腦里之前從手機里轉過來的圖片，無果，又迅速找到和老先生的微信聊天記錄，在2022年4月20日中午時分，應該是我采訪老先生結束后，給他發去了幾張那天我為他拍攝的照片，但是因為時間太久，這些照片一點開顯示為“已被清理”，現在能看到的只有對話框里的小圖了。

這些年，每每聽到某位曾經有過工作交集的老先生去世的消息，心底難免會有憂傷惆悵之感，但想到人之生老病死乃自然鐵律，心中也就漸漸釋然。但任先生的離去依然令我震動，一時之間很難相信那么健碩的老先生就這樣離開了這個世界。2019年8月，我開始著手“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譯者的系列訪談工作。任允正和馬驤聰、韓延龍合譯的巴枯寧《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是該系列的其中一本。我聯系采訪的時候，從商務獲知，韓延龍已過世（1934－2017），1934年出生的馬驤聰身體不好，幾年前就住進了養老院。三位譯者中自然就選擇了任先生。通過商務提供的聯系電話，我很快加上了老先生的微信，表達了我的采訪意愿，并發去采訪提綱和幾篇之前刊發的這一系列訪談的公號推送鏈接。很快我收到老先生的回復：“你好！ 發來的帖子我都看了，很受啟發，期待和你交流。巴枯寧一書出版至今已四十多年，過去時間太長了，我盡可能回憶吧。明天（19日）以后哪天都可以，我家離你單位不遠，沙灘北街東高房胡同甲2號，到后給我電話，我下樓去接你。日期時間你定吧。”

2022年4月20日上午10點，我如約前往，怕我找不到，任先生特地到法學所大門口接我。沿著法學所門前的沙灘北街走十幾米左拐到東高房胡同，甲2號這幢曾經是法學所圖書館的灰色大樓如今是法學所一些老先生的住所。1935年，由梁思成、林徽因設計的這兩棟大樓初為北大地質館，其后不久，又成為北大地質系的教學場所。我在老先生的引領下來到他二樓的家中。寬敞的樓階，屋內紅色的木地板和木質三開大窗戶，以及一對布面單人沙發，菱形的白色鏤空沙發巾，無處不散發著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特有的歷史氣息。對于這次的采訪，任先生顯然做了充分的準備，當我們進入正題，他手上拿著幾張寫滿密密麻麻文字的文稿，不時地看一眼再繼續往下說。

但實際上，對于我此次采訪的核心，即關于巴枯寧這本書的翻譯，以及他對于這本書的一些理解、思考等等，老先生談得并不深入，究其原因，我推測一是多人合譯，再就是他本人對這本書所涉及的領域沒有深入的研究。這也是我后來沒有完成這篇采訪稿的主要原因。但他提及在翻譯過程中，他得到一位學者的幫助，后來經我牽線，他和這位學者在幾十年后第一次取得聯系，最終確認當年的幫助為一樁“烏龍事件”。雖然這件事情不大，卻不失為當代學術翻譯史上一樁掌故，而在這一過程中，亦可見出那個年代學者間交往的簡單和純粹，今日思之，尤其令人神往。

1933年1月，任允正先生出生于江蘇無錫，中學讀的無錫名校輔仁中學，同學中有錢鍾書的堂弟錢鍾泰。此外，曾擔任中宣部部長的王忍之，前中華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蔡振華等都出自該校。任允正說自己那時候屬于追求進步的青少年，平時愛讀魯迅、朱自清、冰心這些作家的作品。但“數理化很爛，記憶力比較強，對文科有些興趣”。因此1952年考大學時，他選擇報考了東北人民大學（吉林大學前身）的法律系。9月份上大學時，任允正先是從無錫轉車到上海，再和一些上海學生一起坐火車去東北。比起同行那些哭哭啼啼的上海學生，任允正對自己的表現很滿意。“我中學就參加黨組織了，活動能力比較強。”他說，解放初那個時候，中學生就很了不起，跟秀才似的。江南那些地方的人，鄉土觀念比較重，不愿意往外走。上海那些孩子都很精明，學習很好，很多同學上了名牌大學后還是選擇回到家鄉。

但任允正是個例外。他從江南的魚米之鄉考到東北的黑土地，再從長春去了更遙遠的俄羅斯。得益于新中國成立初期的中蘇友好大環境，尤其是當時在法學教育與法制建設領域，“舊法”業已廢除，“新法”亟需建立，在轟轟烈烈的“求法蘇聯”運動中，任允正于1954年被選派到莫斯科大學學習法律。據任允正回憶，他那屆東北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中，初選了7名，但最終只有任允正一人被選上，和該校其他專業的另外6名學生一起赴蘇學習。他印象很深的是，當時還到沈陽參加了考試，其中一項是寫作文，題目是談自己喜歡的一本書的閱讀體會。任允正談的是《鋼鐵是怎樣煉成的》。

《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的三位譯者，當年都是留蘇學生，馬驤聰和韓延龍在列寧格勒大學。任允正說，那幾年去莫斯科大學的人比較多，比如早他兩年留蘇的江平后來也從喀山大學轉到了莫斯科大學。1959年，任允正學成歸國，進入成立剛一年的中國科學院法學研究所（隸屬于當時的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工作。因為時間久遠，具體是哪年接手翻譯《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任允正已經記不清了，只記得大概是上世紀70年代，商務印書館編輯駱靜蘭拿著“漢譯世界學術名著叢書”書單，來法學所找到任允正和馬驤聰，希望他們從中挑選自己能夠勝任的學術名著來翻譯。考慮到對蘇聯東歐的情況比較熟悉，他們選了巴枯寧的這本政治學名著。因為手頭的工作忙，后來任允正和馬驤聰又拉上法學所另一位同事韓延龍，三人分攤翻譯任務。最終該書作為內部發行本于1982年推出，2013年被收入漢譯世界學術名著系列，2020年又出版了漢譯系列分科本紀念版。

“翻譯過程中他們倆有什么樣的感受我不知道，我自己認為這本書不好啃。我的法律歷史知識不夠，比如歷史上德國的很多情況，他們跟馬克思論戰的情況，沒有相關的歷史背景知識，翻譯起來挺費勁。其實，我這輩子譯著有很多本，譯文加起來有四五百萬字，但這些內容都是熟門熟路的，翻譯起來比較容易。”在翻譯巴枯寧這本書上，任允正花了不少精力。“但是我要么不干，既然接了這個工作就得認認真真地干，否則對不起讀者。”任允正舉例說，當時書中有個蒙古城市的地名在字典里查不出來，不知道該如何翻譯。他跑了很多圖書館，后來終于在首都圖書館書庫中找到一張地圖，查出當時在漢語里這個城市叫買賣城，即今天的烏蘭巴托。翻譯的過程很艱辛，類似的問題應該很多。為了準確理解和翻譯巴枯寧和馬克思之間論戰的一些段落，任允正還參閱了馬克思全集的相關內容。“40多年了，我像過電影似的，很多事情需要推算。年輕的時候有寫日記的習慣，后來‘文化大革命’辦公室被抄，不敢寫了，因此記憶都比較模糊了。”

但無論歷經多少人世變幻，陳之驊這個名字卻一直深深地烙印在任允正的心中。因為這是他在翻譯這本書的過程中要特別感謝的一個人。據任允正回憶，當時因為翻譯過程中很多問題搞不明白，正好所里有位女同事陳綏也是留蘇學法律的，“文革”后她先是到了世界歷史所，后來調到法律所，熱心的陳綏幫他聯系自己在世界歷史所的同事陳之驊，將任允正列出的翻譯難題轉交給陳之驊。“過了一段時間，陳之驊給我做了一大摞卡片（大約五六十張），寫得工工整整的，把我的那些疑問都給解決了。”任允正說，當時他對陳之驊一點也不了解，更談不上認識。他感到遺憾的是，自己至今和對方也沒見過面，更沒有表示過感謝。

由于陳之驊的幫助，任允正的翻譯得以順利完成，譯完后和馬驤聰、韓延龍再互相校對，然后向商務交稿。“這本書在我一生中就是一個小浪花，沒占我太多的時間和精力。但是這本書在我的翻譯生涯中，它的難度和深度，如何解決翻譯中的難題，給我印象很深，而且受益匪淺。”任允正說，如果這本書由陳之驊來翻譯，應該比他們三個人翻譯得好。這之后，任允正一直很關注陳之驊，上網搜索了解對方的情況，“注意到他寫了很多關于蘇聯解體的文章，對俄國歷史有一定的研究”。

因為老先生關于巴枯寧這本書沒有談出更多的內容，離預期的成稿效果尚有距離，我遲遲沒有動筆，而老先生也似乎清楚這一情況，從未詢問過我采訪稿的事情。某一天我突然想到，何不聯系陳之驊談談當年參與幫助翻譯的經歷，雖然這是計劃外的采訪，一則這部分的內容可充實采訪主題，同時也由此揭示一段不為人知的學界往事，不失為一件有意義的事情。于是我上網查詢陳之驊的信息，據百度介紹，陳之驊1959年畢業于蘇聯列寧格勒大學，曾在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馬列主義發展史研究所任教。1978年調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工作。學術專長為俄蘇歷史。2001年被授予國際歐亞經濟科學院院士稱號。隨后我輾轉打聽到陳之驊先生的聯系方式，但當我打通對方電話，敘說上述往事之后，陳之驊先生卻矢口否認，堅稱自己從未有過這一段經歷。

我將陳之驊的電話告訴了任允正，他們電話交流的詳情我沒有細問任先生，但確鑿的結果是，幾十年前幫忙做卡片的人不是陳之驊，而是另有其人。當年的那一摞卡片，任允正因數次搬家早已遺失，從中牽線的陳綏也已謝世多年，這個幕后英雄是誰，成為歷史的謎題。

采訪陳之驊的計劃落空，不甘心的我又想爭取采訪馬驤聰，完成這篇訪談，但商務負責該書的洪霞編輯在多次聯系馬驤聰后，告訴我老先生無論是口頭還是筆頭交流都非常困難（據最新消息，馬驤聰先生已于2024年4月6日逝世）。這之后我幾乎放棄了這篇采訪稿。2023年上半年這一系列訪談告一段落時，卻總是遲遲下不了決心刪掉電腦中“任允正”文件夾中的所有相關資料。或許在我，這篇未能完成的采訪稿已成為一個小小的心結。這次聽到老先生（后來從法學所人事處獲悉，具體時間為2023年7月7日）離世的消息后，我終于下定決心要寫出這篇采訪稿。

就像任先生說的那樣，參與翻譯巴枯寧的《國家制度和無政府狀態》只是他人生長河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早在進法學所工作之初，他和吳建璠、吳大英等人受所長張友漁的委派，在圖書資料室翻譯國外法學資料。“文革”期間他從河南干校回所，和馬驤聰一起被安排進編譯室，參與中國社會科學院三大譯叢之一的《法學譯叢》（另外兩個為《哲學譯叢》和《經濟學譯叢》。《法學譯叢》現更名為《環球法律評論》）的編輯工作，后來接替潘漢典任主編。上世紀70年代，他和馬驤聰又潛心研究環境保護法。1977年10月，他們參加了環保部門提出的環境保護法初稿討論，參與了我國第一部環保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環境保護法（試行）》的起草工作。此外，還編譯出版了我國首部《外國環境保護法規選編》。后來，他又轉向立法制度研究，先后出版《比較立法學》（與吳大英合著）、《獨聯體國家憲法比較研究》等著作。

那天一進任先生家里，老先生就帶我參觀他的書櫥，一大排書脊發黃的大開本雜志是《法學譯叢》，個人專著以及和同事的合著也分門別類放在不同的位置。老先生身體健朗，獨自一人生活。老伴去世多年，兒子在國外，此前曾計劃和兒子一家團聚，后來疫情爆發，本就對去國外生活興趣不大的他就此打消了這一念頭。那些打好包的行李我去的時候還大箱小箱地堆在那兒，他也懶得再重新歸置。覺得孤單時，他偶爾會到胡同里修自行車的師傅那兒聊會天。生活上的必需品主要靠網購，無論是生活用品還是食品，他都偏愛買俄羅斯出產的。在情感上，他早已把蘇聯當作第二故鄉。“蘇聯人民很樸實，對中國人非常友好。”他一直記得當年在莫斯科紅場對面百貨大樓遇到的一位老太太，因為丈夫曾作為專家來華工作，隨行的老太太因此對中國人也特別有感情。這之后的幾年里，老太太把他當成自己的孩子，每逢過年過節，都會邀請任允正去她家里。

那天采訪結束，任先生執意要送我一些俄羅斯的小點心，見我推辭，連說網購量大，自己一個人吃不完。這之后，我時不時會收到老先生發來的一些關于疫情動態的鏈接，慚愧的是，我在工作和各種生活瑣事中常常疏于回復和問候老先生。如今翻看和老先生的微信記錄，最后一條永遠靜止在2023年3月19日。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根據我們的采訪程序，完成稿件后會請對方審閱，確認無誤后再刊發。如今，斯人已逝，“審閱”已無可能，如文稿中有任何錯謬的地方，還請讀者多多涵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