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37歲的齊白石拜在王闿運門下，成為了王的門生。王闿運，號湘綺，湖南湘潭人，是清末民初著名經學家、教育家、詩人，在當時社會上很有影響力，很多人都以躋身王門為榮。

王闿運對齊白石的繪畫與篆刻評價甚高，但在王闿運的《湘綺樓日記》里，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十月十八日卻有這樣一段：“齊璜拜門，以文詩為贄，文尚成章，詩則似薛蟠體。”于是，王闿運的這段話，成了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評價齊詩（尤其是早期詩作）的一個重要依據。

大師齊白石的詩，真的與《紅樓夢》里薛蟠的“大作”屬于一路貨色嗎？

“薛蟠體”是個什么“體”？

“薛蟠體”到底是個什么“體”？薛蟠唯一一次作“詩”，是在《紅樓夢》第二十八回“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賈寶玉、薛蟠一起參加馮紫英的宴請：

薛蟠道：“我可要說了：女兒悲——”說了半日，不見說底下的。馮紫英笑道：“悲什么？快說來。”薛蟠登時急的眼睛鈴鐺一般，瞪了半日，才說道：“女兒悲——”又咳嗽了兩聲，說道：“女兒悲，嫁了個男人是烏龜。”眾人聽了都大笑起來。薛蟠道：“笑什么，難道我說的不是？一個女兒嫁了漢子，要當忘八，他怎么不傷心呢？”眾人笑的彎腰說道：“你說的很是，快說底下的。”薛蟠瞪了一瞪眼，又說道：“女兒愁——”說了這句，又不言語了。眾人道：“怎么愁？”薛蟠道：“繡房躥出個大馬猴。”眾人呵呵笑道：“該罰，該罰！這句更不通，先還可恕。”說著便要篩酒。寶玉笑道：“押韻就好。”……

不難看出，所謂“薛蟠體”，應該具備四個特點：一是語言淺顯，二是內容直白，三是主題低俗，四是格調下流。齊白石早期的詩作是否符合這四大特點呢？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齊白石早年因家境貧寒，沒有接受過系統的正規教育，但是憑著自己的勤奮努力，依然打下了堅實的傳統文化根基。據《白石老人自述》，齊白石自四歲起跟隨祖父識字，到七歲時能識得三百來個字。八歲起在外祖父周雨若開設的私塾里正式讀書，但讀了不到一年，因家庭困難，需要人手干活，而停學了。當時所讀的書有《四言雜字》《三字經》《百家姓》和《千家詩》，還讀了一部分《論語》。

即使在失學之后，齊白石也并沒有放棄文化學習，十一歲的他，利用放牛、砍柴的間隙時間如饑似渴地讀書，把一部《論語》給啃了下來。

1889年，齊白石27歲，因機緣巧合而得到胡沁園的賞識，使自己的文化修養得到了飛躍式提高。胡沁園是齊白石老家湖南湘潭有文化的士紳，雅好助人，能書畫，好收藏，結交朋友甚多，時常邀集朋友到他的書房“藕花吟館”舉行詩會。他偶然看了齊白石的畫作，認為齊白石大可造就，主動提議收他為弟子，教他畫工筆花鳥草蟲，并把自己珍藏的古今名人字畫叫他仔細觀摩。胡沁園還讓齊白石拜了自己家延請的老夫子陳作塤（字少蕃）為師，讀書學詩。在陳少蕃的教導下，齊白石僅用了兩個來月，就把《唐詩三百首》全都讀熟了：

少蕃師……有些不信，隨意抽問了幾首，我都一字不遺地背了出來。他說：“你的天分，真了不起！”實在說來，是他的教法好，講了讀，讀了背，背了寫，循序而進，所以讀熟一首，就明白一首的意思，這樣既不會忘掉，又懂得好處在哪里。《唐詩三百首》讀完之后，接著讀了《孟子》。少蕃師又叫我在閑暇時，看看《聊齋志異》一類的小說，還時常給我講講唐宋八家的古文。

那年三月，牡丹盛開，胡沁園約集詩會同人賞花賦詩，叫齊白石也加入。齊白石作了一首七絕，得到胡沁園的贊賞，稱贊詩中“莫羨牡丹稱富貴，卻輸梨橘有余甘”二句“不但意思好，十三覃的甘字韻，也押得很穩”。從此，齊白石“摸索得了作詩的訣竅，常常作了，向兩位老師請教”。32歲之前，齊白石還從朋友王仲言家借到一部白居易的《長慶集》。

白天沒有閑暇，只有晚上回了家，才能閱讀，也因家里沒有燈油，他燒了松柴，借著柴火的光亮，對付著把它讀完。

1894年齊白石32歲時，王仲言發起組織了一個詩會，黎松安、羅真吾、羅醒吾和齊白石都參與其中。齊白石回憶說：

我是反對死板板無生氣的東西的，作詩講究性靈，不愿意像小腳女人似的扭捏作態。因此，各有所長，就各做一派。他們能用典故，講究聲律，這是我比不上的，若說作些陶寫性情、歌詠自然的句子，他們也不一定比我好了。

他們隨時集在一起，談論詩文，兼及字畫篆刻，音樂歌唱，倒也興趣很濃。只是沒有一定日期，也沒有一定規程。到了夏天，經過大家討論，正式成立了一個“龍山詩社”，齊白石被推舉為社長。

以上是在齊白石拜王闿運為師之前的基本情況。從中可以看出，齊白石此時的古詩文功底是不錯的，所作詩句能得到胡沁園的首肯，不可能是才華平庸、格調低下之作，胡沁園稱贊“有寄托”，也正說明他的詩主題高雅脫俗。只不過齊白石在寫詩的風格上屬于自然、性靈一派，不肯扭捏穿鑿，與當時流行的八股化的試帖派大異其趣。

王闿運素喜戲謔酷評

王闿運作為飽學碩儒，對于《紅樓夢》不會不熟悉，對于齊、薛之間的這種巨大差異不會不了然，既然如此，為什么還會說齊白石的詩是“呆霸王薛蟠一體”呢？這里有兩種可能，第一種可能是單純的玩笑。近人李漁叔在其《魚千里齋隨筆》中記載：

王湘綺好刻畫當時人物，尤喜作戲言，于時流呈詩不佳者，目為“薛蟠體”，或謂之“哼哼調”，皆戲用紅樓夢說部故事，以為謔浪也。

查《湘綺樓日記》可知，王闿運借用《紅樓夢》中人物，對時人進行標簽式、臉譜化點評，非止齊白石這一例。比如，“（光緒二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得易仙童書，純乎寶玉議論。”再如，“（光緒二十六年九月十二日）……程七少耶（爺）浮來暫去，曾薛蟠之不如，亦訓飭之。”應該說，這種點評往往只抓住《紅樓夢》中人物某一方面的特點，玩笑的成分比較大。

另一方面，假使王闿運在這個評價中帶有嚴肅的成分，其所表達的語義也應是僅僅側重于指出齊白石的詩“語言淺顯、內容直白”方面，而并沒有包含“主題低俗、格調低下”的意思。這一點從齊白石本人對王闿運這番話的反應上可以看得出來，他說，“這句話真是說著我的毛病了。我作的詩，完全寫我心里頭要說的話，沒有在字面上修飾過，自己看來，也有點呆霸王那樣的味兒啊！”齊白石出于對老師的尊崇，認可了王闿運提出的、自己的詩不注重“字面修飾”的批評，但雙方對于薛蟠式的“主題低俗、格調低下”問題都沒有涉及。

不過，即使只拿“語言淺顯、內容直白”這一共同點而言，薛蟠與齊白石也完全沒有可比性。薛蟠的“淺顯直白”是因為胸無點墨，欲雕琢而無能為力，日常在各大豪門的王孫公子群內廝混，薛蟠是絕不肯放棄假充斯文的機會的，而齊白石的“淺顯直白”則是具有深厚學養者對創作風格的一種自覺選擇。

齊白石28歲時從胡沁園的外甥王仲言家里借來一部白居易的《香山集》，晚上借著柴火光把書讀完；在四十歲以后的十余年間，“喜讀宋人的詩，愛他們輕朗閑淡，和我的性情相近，有時也偶用他們的格調，隨便哼上幾句。”明白曉暢、輕朗閑淡是齊白石對詩歌語言風格的自覺追求，這是十分明顯的。

齊白石在拜王闿運為師后，交游圈子大為拓展，眼界確實比原來要更開闊了，加上后來“五出五歸”，游歷半個中國，最后更是長期立足北京，文化學識不斷積累，交往層次不斷提高，對于他的詩歌創作是大有裨益的。在王闿運的影響下，齊白石甚至還嘗試寫過少量刻意用典的詩作，但因為不符合自己的性情而很快放棄。直到晚年，他都堅持了“不重字面修飾”的詩歌創作風格。齊白石常說，“說話要說人家聽得懂的話，畫畫要畫人家看見過的東西。”他還進一步說道，“我作詩，向來是不求藻飾，自主性靈，尤其反對摹仿他人，學這學那，搔首弄姿。”

1917年，齊白石以55歲之齡獨自離鄉，遠赴北京定居謀生：

新交之中，有一個自命科榜的名士……背地里罵我畫得粗野，詩也不通……他還常說：“……講到詩的一道，又豈是易事。有人說，自鳴天籟，這天籟兩字，是不讀書的人裝門面的話，試問自古至今，究竟誰是天籟的詩家呢？”

這個“友人”的評價，仍是在說齊白石的詩不事雕琢的語言風格，與近二十年前王闿運的評語如出一轍。對此，齊白石曾明確表示，“畫好不好，詩通不通，誰比誰高明，百年后世，自有公評”，“我的詩，寫我心里頭想說的話，本不求工，更無意學唐學宋，罵我的人固然很多，夸我的人卻也不少。從來毀譽是非，并時難下定論，等到百年以后，評好評壞，也許有個公道。”

由此可見，齊白石對“自主性靈”、不重字面修飾的詩歌創作風格是始終偏愛的，他早期的詩歌創作固然與薛蟠沒有一丁點兒關系，他后期的詩作也并沒有走到早期風格的反面。人們關于齊詩“薛蟠體”的誤讀，可以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