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們場撤銷了，劃給了XX場，以后沒咱們場了。”那是二〇一〇年的冬天，我已經不記得是誰首先把這個消息告訴我的，而今唯記得的是自己的震驚，聽完對方不甚明了的解釋，電話這一邊的我大張著嘴，像是喉嚨里卡了一粒囫圇吞下的葡萄，生生憋出一串急速的心跳。

這意味著我成了一個沒有故鄉的人，至少此后的中國地圖或者新疆區域地圖上，再也沒了她的名字，她消失在中國西北角的大地上，如同一粒塵沙隱入了沙漠。就是這一年，我停下了那些關于回望故鄉——一個兵團團場——的散文書寫，而原本，我是打算在那篇剛剛榮獲了一個刊物獎的作品《白蝴蝶，黑蝴蝶》之后，一鼓作氣，牢牢抓住這塊更能凸顯自身的創作資源，像許多文學前輩與同道一樣，像模像樣地描繪和占有一個屬于自身的“文學地理”。

一段時間過去之后，這個消息仍然令我難以消化，因為它在擊痛我之余又變身成為一個隱形的冷眼——輕蔑地看著我，仿佛知道我心中的“小九九”，仿佛在傲慢地質問我——這下看你怎么辦？

一停就是五年，五年里，我只字不寫我的故鄉，所發表的少數同類作品，都是之前已經完成曾一度被鎖進抽屜的勉強之作。而這期間，我不能無視自己的感受，我得時常在心底面對那只“冷眼”扔給我的那個帶著挑釁的蔑視：看你怎么辦？當然，只能有一種選擇：不能讓這只“冷眼”得逞。于是，借著內心還未消散的疼痛感，我因由這個讓我倍感受挫的消息，開始重新打量故鄉，追問她一次又一次的命運從何而來。

凡事不會一次呈現它的本質。我由此獲得了一個更廣闊的回望故鄉的視野。這個建在沙漠之緣的戈壁灘上、人口最多時達七千余人的兵團農場，在經過半個世紀的建設發展之后，于新世紀到來之際隱入歷史。我對她的追憶再也不是自我的、碎片化的、懷舊式的、圖解式的、浮光掠影式的，除了她對我生命的造就，她本身的命運與擁有，她肌體上的時代印痕，她迎接、養育和送走的人們，她的夢境與憂傷……猶如一幅徐徐攤開的畫卷，在我眼前展開，并且從未如此使我全情投入。

她值得我去書寫，這是她對我的贈予。她的建設者們用自己的人生與命運為時代和國家寫就了一份特殊而珍貴的檔案；她最耐人尋味的地方在于她的反差——表面的荒蕪偏遠之下伴隨有波瀾壯闊的歷史，沉悶單調的日常生活之下萌生著洶涌不息的心靈動蕩；她的命運令人唏噓，她的建設者們的命運更令人牽掛。理解到這些的時候，時間已經來到2016年，經過五年的停滯，這時候再去回想五年前的那只“冷眼”，我的內心翻滾出諸般感慨，有悵然也有慶幸，更多是一種不吐不快的創作沖動——把故鄉呈現在世人眼前，把那些無論是離去的還是留下的建設者從“遠方”拉到人們的“眼前”，讓更多人知道他們的存在與付出，了解他們的艱難與堅守、悲喜與掙扎。

問題是，僅僅書寫故鄉的歷史是不夠的，僅僅描摹那些建設者們的來來去去也是不夠的。案頭功課所花費的時間將近五年，這期間，除了按類別爬梳所需要的歷史資料，我極少考慮小說該怎么去寫，即便小說已經有了寫作的大主題，我仍然深陷在“到底要寫什么”的彷徨中。我問過自己許多遍——你真正想寫的是什么？寫農場歷史的一曲三折？寫建設者們的付出大于回報？這些均在其中，這些卻都沒有擊中我心底那一連串的疑難與渴望，沒能擒住那個創作沖動的核心。這些疑難不僅連接著故鄉過去五十載的歷史與命運，也指涉著當下我的生活以及每一個普通人眼所見身所感的現實。

故事將從新中國建設之初寫到新世紀的來臨，故事中人卻經歷了二十世紀七十年之久的中國歷史，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啟蒙、抗日戰爭與解放戰爭的峰煙、新中國成立后近三十年的社會主義實踐，以及新時期激動人心的改革開放，時代的巨浪裹挾著人的命運，也帶來了參與者與見證者心靈的嬗變。這不僅僅是故事中人的故事，也是普通人的生活現實，是每一個將生命的熱望貼在時代之軀上的普通人的心跳與呼吸。沒有人能夠離開時代，沒有人不是時代的創造者和參與者，我和故事中人一樣，經歷著我的時代的風雨與彩虹。

小學五年級，學校把祖國和時代的未來放進了我的心中，那是一個遠大的理想——實現“四個現代化”。在一些鄭重的時刻，我和同學們都會大聲喊出這句話，并且堅信它的美好與光明，即便我從來沒有想過實現“四個現代化”以后，家里的生活會變成什么樣，我會變成什么樣。而今，“現代化”已經成為眼睜睜的現實，從衣食住行到工作學習，再到抽象的思維與意識，已經在普通人生活中獲得了全方位的合法性，并且改造著每一個人。對于我而言，“現代化”帶來的最大改觀在于它鼓勵人對“自我”和“個體”的認知與建設，其次才是生活中那些令人欣喜驚嘆的便捷與舒適。只是，詭異卻也同樣是不可避免的現實又隨之眼睜睜地發生了，被“現代化”理念滋養了若干年的“個體的自我”在“現代化”車輪的超速行駛中反而漸漸喪失了“自我”，越來越多的人，也許我也身在其中，加入了數目劇增的“封閉的自我與個體”，于是，一再被強調的“自我”在慢慢失效，因為封閉的個體正借助“全球現代化”的速度迅速成為與“他人”類似的群體，并被淹沒其中。當所有的人在強調自我的時候，自我也就消失了。現實來到這一步，那些孤立的個體，即使對此有所意識，也難以通過一己之力破除這種全球化時代的內卷。

對比故事之外我所感受到的處境，我并不覺得與故事中人的處境有多少不同，作為參與者，雖身處不同的時代，但我們有一個需要共同面對的難題：人必將置身于自己的時代，必將被風浪所裹挾，然而作為個體的你將怎么辦？你將使自己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即便所有的努力只是一場徒勞，你又該怎么辦？所以，我所渴望的是——通過書寫一個兩代建設者的故事來呈現并保護住那些明凈頑強的心靈。

在確定了要寫什么之后，2020年7月，《阿娜河畔》進入寫作，也許是為了時刻提醒自己不要在寫作中發生敘述上的偏離，在那張畫得亂七八糟的“茂盛農場場區分布圖”上，我首先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一個人，應該如何處理與自我、他人、集體以及時代的關系？集體主義與個人主義，利他主義與利己主義，哪一個選項能讓我們的生活、我們的時代以及我們自身變得越來越美好？

基于書寫對象樸素頑強的底色，我選擇了簡單扎實的現實主義敘事策略，有意不去采取更多“現代性”的修辭手法，因為如果那樣，會像給一位硬朗堅毅的農場建設者涂上紅嘴唇那樣可笑和不合時宜。也基于我對故事內外那些農場建設者們的敬意，我盡了最大努力，讓小說的語言盡可能地飽含深情，以便能夠匹配上他們的人生與心靈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