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代

胡適第一次到日本是在1910年八、九月間。那年，胡適考取了庚款留美，在乘船赴美途中，曾到長崎、神戶、橫濱等地“登岸一游”。9月25日，胡適在紐約綺色佳（Ithaca）給國內的朋友胡紹庭、章希呂等人寄了一封信，其中談及他途經日本的印象：

過日本時，如長崎、神戶、橫濱皆登岸一游。但規模之狹，地方之齷齪，乃至不如上海、天津遠甚。居民多赤身裸體如野蠻人，所居屬矮可打頂、廣僅容膝，無幾、無榻，作書寫字，即伏地為之，此種島夷，居然能骎骎稱雄于世界，此豈[非]吾人之大恥哉！今日、韓已合并矣。韓之不祀，伊誰之咎！吾國人猶熟視若無睹然？獨不念我之將為韓續耶！嗚呼！傷已！

這段話中的“野蠻人”、“島夷”等字眼，現今讀來無疑是很刺眼的、很不胡適的，不過它如實反映了一個19歲的青年剛走出國門時的思想狀態。“吾人之恥”、“將為韓續”（即中國可能繼韓國之后被日本吞并），道出了熱血青年面對國勢衰頹時的憂慮和危機意識。

關于這次“登岸一游”，胡適晚年還有印象。1961年5月16日，樸正熙發生軍事政變，攫取韓國最高統治權。這一天，胡適聽了美軍廣播韓國政變的消息后，對秘書胡頌平談起韓國，其中涉及他對日本的最初印象：

一九一〇年，宣統二年的八月里，我第一次出國，我們七十多個學生同乘一只只有幾千噸的小船，那天（八月廿九日）船到橫濱，看見岸上的日本人，瘋狂的發號外，到處掛滿了國旗，成千成萬的人在狂歡著，……船上有些同學上岸去看，我就沒有上岸去。……

日本人瘋狂慶祝，當然是因為大日本帝國吞并了大韓帝國。（1910年8月22日簽署《日韓合并條約》）這大概是青年胡適初訪日本時對“島夷”印象惡劣的原因之一。不過胡適這里說他在橫濱沒有上岸，與上文引用的書信矛盾。

值得指出的是，留學期間胡適對日本甚為關注，而且他對日本的看法也有很大的變化，但因非本文重點，就此略過。

在美留學七年后，胡適脫胎換骨，他懷著強烈的“You shall know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的精神踏上歸國之路。1917年6月21日，胡適由溫哥華乘船，同行者有張慰慈等。7月5日，郵輪抵達橫濱港，胡適“始知張勛擁宣統復辟之消息”。因輪船行期緊迫，胡適本不打算去東京一游，但當他和張慰慈一上岸，就遇到潘公弼，潘氏說東京的友人郭虞裳、俞頌華邀請他們去東京一晤。郭、俞二人是胡適在上海澄衷學堂時期的同學，當天有考試，不便相迎，故委托潘氏代勞。盛意難卻，胡適等人便搭乘電車去東京，老友再會，“相見甚歡”，然后在一家中國飯館晚餐。當晚九點匆匆離別，回到橫濱，半夜輪船出發。

在東京期間，胡適購得《新青年》第三卷第三號，其中刊有他自己的《歷史的文學觀念論》。同期還刊載了桑原騭藏的《中國學研究者之任務》，該文最后說中國古籍未經“整理”，不便使用。胡適在日記中特意注明“整理”即英文之Systematize。數年后，胡適發起“整理國故”運動，桑原此文或可視作濫觴。

7月7日早晨，抵達神戶，和張慰慈上岸一游。翌日，“自神戶到長崎，舟行內海中，兩旁皆小島嶼，風景極佳。”不過，“到長崎未上岸”。此后，客輪向西航行，7月10日胡適在上海碼頭見到了闊別多年的親友。這大抵就是胡適第二次到日本的經過。

1920年代

胡適第三次到日本，是在1927年。1926年，胡適從東北橫穿西伯利亞，取道莫斯科，到倫敦、巴黎，然后橫渡大西洋，從美國東岸到西岸，1927年4月12日在西雅圖登船回國，期間獲悉“四一二”政變。4月24日，輪船抵達橫濱。

當時國內局勢混亂，胡適此前一邊鼓吹“好政府主義”，一邊又與溥儀“他稱我先生，我稱他皇上”，引起眾怒。胡適的朋友紛紛勸他暫時不要回國。比如高夢旦給胡適寫信，告知國內情形之外，還建議他如果在日本有機會授課或研究，不妨先住幾個月。丁文江也勸胡適，“最好暫時留在日本，多做點研究日本國情的工作，他說：他自己近來很研究日本問題，深切的感覺中國存亡安危的關鍵在于日本。”（胡適《丁文江的傳記》，《胡適全集》第19卷，508頁）顧頡剛也寫信勸胡適“萬勿回北京去”，而且“政治方面就此截斷”，把事業放在學術上。

胡適“在日本停留期間，一面繼續觀察分析國內的政治形勢，以定行止。一面游覽箱根、京都、奈良、大阪等處，并會見一些學界人士。其中有日本佛學家高楠順次郎、常盤大定、矢吹慶輝、佐伯方丈；此外，還有英國的愛里鄂爵士、法國的勒衛、瑞士的戴彌威[戴密微——引者注]等。”（耿云志《胡適年譜》修訂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年，130-131頁）

據《丁文江的傳記》里的回憶，胡適由于“不通日本話，在日本時只能住很貴的旅館，我在日本住了二十三天，游歷了箱根、京都、奈良、大阪，很感覺費用太大，難以久居，所以五月中旬我就從神戶回國了”。從神戶乘船回國的日期是5月17日，三天后抵達上海。

胡適歐游返國，在東瀛停留了三周（4月24日-5月16日），應該是他一生中在日本逗留時間最長的一次。其間，他在東京見了幾位重要的佛學家，并得知矢吹慶輝從倫敦拍攝到敦煌本《壇經》，胡適認為這“也是禪宗史最重要的材料”。而日本學者也勸胡適早日將神會和尚的遺著整理出來。

以上大體是胡適第三次到訪日本的經過。

1930年代

1933年，胡適第三次出國，為的是參加在加拿大班府（Banff）舉行的太平洋國際學會第五屆常會。6月15日，胡適從北平抵達上海，18日“約了S. Matsumoto君來吃早飯。談中日問題。此君是太平洋學會之少年分子，思想稍明白，故我愿意與他談”。此處“S. Matsumoto”即松本重治（1899-1989），他當時是日本新聞聯合社（后來的同盟通信社）的記者，1932年踏上中國的土地，一年后就能與聲望如日中天的胡適討論中日問題，足見松本的努力和穎悟。松本表示，他以前不相信日美之間會發生戰爭，“現在真不能不信了”。胡適在這天的日記還補記了“美國與日本皆大舉擴張海軍”的消息。這些都反映出日本的崛起已成為太平洋上的一個問題。

當天傍晚五點半，胡適到了輪船碼頭，送行者甚多。上船后，另一位日本記者“Sakamoto”（坂本）堅持要和胡適談論中日問題，“匆匆與談，他又說不出什么”。坂本認為，“華北對日感情較好，而中部與南方人仍不能明了中日兩國共同利益的重要，感情仍極惡，殊可慮”。這基本上是二戰前包括知識分子在內的日本人的一般態度。胡適認為“此人甚拙，未必能懂我的話”。從胡適日記所述對松本、坂本的態度，隱約可以看出當時的胡適高高在上的意氣。

6月21日，船到神戶，《日本時事》（Japan Chronicle）的編輯約胡適游覽山景，因天公不作美而放棄。翌日，抵達橫濱，胡適被日本太平洋學會的高木八尺（1889-1984）等人接到東京。胡適在日記里寫道：“六年前的荒涼景象，今日都換了新式市街建筑，都可令人驚嘆。”這句話的歷史背景是，1923年關東大地震給東京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而胡適1927年途經東京時就見到了大災難后的模樣。東京災后重建，舊地新顏，給胡適很大的震撼。胡適這回下榻東京帝國旅館，與日本太平洋問題調查會成員見面，討論太平洋會議的開會問題，從傍晚六點一直爭論到晚上十一點。6月23日，胡適八點起床，為高木八尺的小冊子題了“功不唐捐”四字。早飯后，回橫濱上船，繼續美國、加拿大之行。

同年8月14至18日，太平洋國際學會第五屆常會在班府舉行。10月，胡適自加拿大回國，途經日本時，會見了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討論北宋本六祖《壇經》。

以上是胡適第四、五次到訪日本的情形。

1936年，胡適第四次出國，為的是參加在美國優勝美地（Yosemite）舉行的太平洋國際學會第六屆常會。7月14日凌晨兩點在上海乘船，同行者有沈昆三、劉馭萬、張忠紱等七人。16日早上六點半到達神戶，不知什么原因兩個小時后才進入港口。除了劉馭萬“微有寒熱”留在船上，胡適一行上岸后，先坐電車到大阪，然后在大阪坐火車去東京。

“途中甚熱，過名古屋以后，有驟雨，雨后稍涼。途中風景極佳，富士山高出云中，一會兒云漸升高，把山尖全遮了，就不復見。鐵路線經內海之濱，傍晚時海邊景物特別美麗。”

胡適7月16日日記說“八點二十五分到橫濱；八點五十分到東京”，這應該是指第二天早上，亦即17日上午——也就是說，7月16日的日記至少有相當一部分內容是次日補記的。理由如下：1930年，東京和大阪之間開通了“燕”號特快列車（胡適日記中提及“特別快車[燕]已無頭等房間”），從東京到大阪要花八小時二十分鐘。不同于特快的快車則需要十一小時。據此大致可以推斷，胡適一行是16日晚上9點多從大阪出發，17日上午到達東京。太平洋學會日本支會的成員到東京站迎接胡適一行。胡適日記中特意記下了迎接者的名字：那須[皓——日記中寫作“浩”]、高柳[賢三]、牛場友彥、浦松[佐美太郎]及其夫人、松本重治夫人。值得一提的是，因中日關系愈加緊張，胡適一行抵達東京后，受到了當地警衛的“特殊照顧”。

7月17日的日記記錄了胡適在東京的很多應酬。其中有幾點值得關注。其一，胡適對牛場友彥（1901-1993）頗為欣賞，“牛場為Oxford留學生，人最開明，說話亦開誠，我甚高興”。其二，“松方說，此次會中出席代表唯上田（Uyeda）一人是自由主義者，能自守其說，余人皆不高明。”此處“上田”是指上田貞次郎（1879-1940；日記中寫作“真次郎”），他在日本首倡“經營學”，1936年就任東京商科大學（現一橋大學）校長。至于“松方”，是指松方三郎（1899-1973；本名義三郎），他是明治元勛松方正義（曾擔任第四任、第六任內閣總理大臣）的第三個兒子，是日本的登山家、記者、實業家。1934年，松方三郎加入新聞聯合社，兩年后成為同盟通信社的首任調查部長。

其三，日本評論家室伏高信（1892-1970）表示他將出版新著《南進論》，自稱此為“日本一大轉變之書”，也就是大日本帝國要改變北進（蘇聯）路線而取南進（東南亞）路線。胡適認為“此君的見解殊令人笑不得，哭不得”，并由此發了一通感慨：

大概各國風氣所尚，各有其特別之點。英國則第一流人才如政治；美國則第一流人才入工商，日本則第一流人才入軍部。其大學教授與文人，皆是凡才也。

其四，胡適記錄了出席晚宴的日方成員的名單：山川端夫、上田真[貞]次郎、那須[皓]，鶴見祐輔、金井清、高木八尺、松方[三郎]、信夫淳[平]、浦松作[佐]美太郎、牛場[友彥]。

其四，胡適送了一把扇子給高木八尺，并題寫了楊萬里的《桂源鋪》：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胡適去日本之前的6月29日，讀到楊萬里《誠齋集》之《南海集》，最喜歡這首《桂源鋪》。三年前，高木送給胡適一把扇子，上面有“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兩句，胡適這次贈扇可算是投桃報李。順帶一提，高木八尺時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是太平洋問題調查會日本理事會的常任理事，1933年以《美國政治史序說》獲得東京帝大法學博士學位。高木的父親神田乃武（1857-1923）畢生致力于英語教育，他編纂的辭書、初中英文教材曾在日本廣為流傳。高木之家學淵源，由此可見一斑。

其五，“支會雇車請我們游覽，東京市自地震后至今不過十二年余，已改建成一個絕新的都會，其魄力令人佩服。”胡適1933年、1936年兩次到訪東京，都被東京的市容市貌所震撼，這在一定程度上也會影響他對中日關系的態度和舉措。

7月17日晚上回到客輪，繼續美國之旅。以上大致是胡適第六次到訪日本的狀況。

8月，胡適參加太平洋國際學會的會議，其間被選為該會的副會長。會后，胡適在美國、加拿大等地游歷、演講，11月方啟程回國，12月1日到上海。——應該是乘船回國的，但限于材料，我們無從得知輪船的航線，也就很難推測胡適在返國途中是否像以往那樣在日本“登岸一游”。胡適晚年（1961年4月27日）曾提及他越洋橫渡的一次經歷，“我從前也坐過塔夫脫號貨船的。從紐約動身，中途只有一處停過馬尼剌，直接駛到上海，足足一個月工夫。……”如果胡適記憶無誤，如果1936年返程是紐約—馬尼拉—上海這個路線，那么大致可以說胡適在1937年以前去過六次日本。

1937年6月中旬，胡適準備去東京參加世界教育會議，但因故未能成行。不久，七七事變爆發，中日全面開戰，胡適奉蔣介石之命去美國從事宣傳工作，9月20日從香港起飛，幾經輾轉，于26日抵達舊金山。后來胡適擔任駐美大使，退任后在紐約作“寓公”。

1940年代

1946年，胡適踏上了回國的路途。6月1日由海路歸國，7月2日日記有這樣一段記錄：“Captain說，今天早晨，可望見日本，天氣清朗時可見富士，船客都早起來了，只看見幾個小島。”7月5日到達上海。客輪顯然像以往一樣在日本港口停留，但胡適是否“登岸一游”，因材料所限，我們就不得而知了。

三年后的1949年4月6日，胡適第六次出國，也是他最后一次從上海乘船赴美。按照以往的經驗，4月9日應抵達橫濱，胡適當日日記有如下記載：

本不準備登岸，寫信托趙曾鈺君帶去東京，向吳文藻、謝冰心、吳半農諸友告罪。不意半農在碼頭去接趙君，堅邀我去玩了半天。見著文藻、冰心及半農夫人，下午見著王信忠。大談。

次日，輪船開往檀香山，4月21日到達舊金山，胡適仍寓居紐約81街104號。值得一提的是，胡適此次橫渡太平洋時，在克利夫蘭總統號上寫了《<自由中國>的宗旨》《陳獨秀最后對于民主政治的見解》——這是胡適晚年頗為重要的兩篇文章。

這大致是胡適第七次到日本的情形。

1950-1960年代

到了1950年代，胡適在美國、臺灣地區之間往返，多次在東京停留。

1952年11月18日，胡適從西雅圖飛抵東京，“駐日大使”董顯光等人到機場迎接，并為胡適請了許多日本客人和美國客人，是日半夜離開東京。翌日早上八點抵達臺北松山機場，有五六百人迎接。1953年1月17日，胡適結束了將近三個月的臺灣之行，飛抵東京。18日，在湯島圣堂購書，并因董顯光之約，會見日本文教界領袖，參觀東京市區。19日，上午訪山本書店，下午出席東方文化學會等三個重要學術團體的聯合歡迎茶會。20日，參觀東洋文庫、靜嘉堂文庫，會見雙目近乎失明的著名漢學家諸橋轍次，下午與日本各大報刊代表會晤，然后在改造社晚餐。21日，會見日本副首相緒方竹虎、外相岡崎勝男，然后在日本廣播電臺（NHK）發表演說，題為“Our Common Enemy”，下午參觀東京大學。是日晚上，出席岡崎勝男家宴。22日，與新聞記者一同午餐，晚上十點半飛往美國，25日到紐約。假設胡適1936年11月返國、1946年6月返國都不曾訪問日本，那么1952年11月、1953年1月在東京短暫停留，則可以說是第八、九次到日本了。

1954年2月11日，胡適離開紐約，經舊金山、洛杉磯、東京，18日抵達臺北。——限于材料，無從得知胡適在東京的具體行程。不過，胡適此次臺灣之行的目的是很清楚的——出席“國大”第二次會議。李宗仁因反對此會，后被罷免，胡適則明白表示擁護蔣介石、陳誠為“總統”、“副總統”的候選人。4月5日離開臺北，到東京；6日晚上，胡適在董顯光的宴會上演講；7日在山本書店購買《清代學人書札詩箋》十二冊，傍晚6點飛往美國。這大概是胡適第十、十一次到日本了。

1957年11月，胡適被蔣介石任命為“中研院”院長。1958年4月2日，胡適離開紐約，6日抵達東京，7日出席“駐日大使”沈覲鼎的宴會，8日下午搭乘西北航空公司的班機飛赴臺北，陳誠“副總統”以下的高官、教育學術界人士、胡祖望夫婦及其兒子胡復到機場迎接。10日出席院長就職典禮。6月16日，從臺北飛往東京，這次航班在沖繩島停了半小時，其間胡適勸鈕永建（1870-1965）將南菁書院的生活記錄下來。當晚，胡適在東京停留一宵，出席了沈覲鼎的晚宴。9月5日，在華盛頓主持中基會年會。10月30日，胡適離開紐約飛抵舊金山，11月3日飛往東京，晚上出席沈覲鼎的非正式晚宴，在座的還有林語堂夫婦。11月5日，抵達臺北。這大約是胡適第十二、十三、十四次到日本了。

1959年7月3日，和趙元任一同離開臺北，4日胡適在東京接受記者采訪。是日晚，搭機飛往檀香山，參加在夏威夷大學舉辦的“東西方哲學討論會”。9月初，在華盛頓主持中基會年會。10月8日離開紐約，到西雅圖看望蕭公權、李方桂；再到舊金山，看望趙元任、李卓皓，10月12日取道東京，14日飛回臺北。這也許是胡適第十五、十六次到日本。

1960年7月9日上午11點半，胡適從臺北飛往東京，傍晚7點飛往西雅圖（越過子午線，時間倒退了一天——亦即，胡適過了兩個7月9日），晚上10點抵達，10日出席在華盛頓大學舉行的“中美學術合作會議”，并發表演講，題為“中國的傳統與將來”（The Chines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9月2日，胡適在華盛頓出席中基會年會。4日，雷震被臺灣當局逮捕。10月18日，胡適離開美國，19日到東京，同日毛子水從臺北飛到東京，向胡適報告雷震案的情況。20日，在湯島圣堂購書，21日參觀新宿御苑，22日飛往臺北。這可能是胡適第十七、十八次到日本了。不過，1960年10月“雷震案”后在東京的短暫停留，確實是遲暮之年胡適最后一次到訪日本了。

即使1936年11月、1946年7月不曾上岸一游，那么胡適一生到訪日本也將近二十次，就那個時代的中國人而言，不可謂不多。不過，每次時間都不長，最長的一次也不過是1927年的停留23天。另外，非常有意思的是，胡適的日本之行基本上都是赴美或回國途中順道經過，而不是專程訪問或旅游。這當然也會影響胡適對日本的認識。

前文提及，胡適留美期間就意識到日本的重要性。1915年1月底，胡適在日記中寫道，“中國之大患在于日本。……日本知我內情最熟，知我無力與抗。……總之，日本志在中國，中國存亡系于其手。”由此，胡適認為“不可不深知日本之文明風俗國力人心”，并勉勵自己：

吾不可不知日本之文字語言，不可不至彼居留二三年，以能以日本文著書演說為期。吾國學子往往藐視日本，不屑深求其國之文明，尤不屑講求溝通兩國誠意之道，皆大誤也。

吾其為東瀛三島之“Missionary”乎？抑為其“Pilgrim”乎？抑合二者于一身歟？吾終往矣！

然而，造化弄人，胡適終究未能成為一名“日本通”。對于胡適，這也許是他人生的一大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