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老舍夫婦、長女舒濟在濟南

1930年夏，老舍結束了6年的海外教書生涯，受聘濟南的私立齊魯大學，任中國文學系教授。1933年3月，他應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下稱一師）的邀請，為師生們做了一場演講。不過，演講中部分關于文學的內容，聽講座的學生產生了不同的看法。有一些學生在《一師校刊》上發表了不同觀點的文章。

近年來，隨著《一師校刊》等資料的數字化，當年老舍這場演講的全文以及同學們所作的回應，進入研究者的視野。這些資料也為今人了解老舍早期文學思想提供了線索。

山東一師成立于1902年，是一所老資格的師范學校。初名師范館，歷經全省師范學堂、優級師范學堂、高等師范學校等階段，1914年改稱山東省立第一師范學校。1930年時，有學生15班、480余人，分為本科、專修科、講習科、農村講習科等。學校師資力量也很雄厚，48名教職員中，國內外大學畢業的有25人、高等師范畢業的7人，高等學歷占到三分之二。

當時，老舍憑借《老張的哲學》《趙子曰》《二馬》《小坡的生日》《貓城記》等多部長篇小說，在中國文壇有了一席之地。在濟南，老舍更是被視為“中國近代文學界有數人物”。時任一師校長的于國源，于1933年3月初與老舍聯系，邀請他前來講學。得到老舍的同意后，于校長在3月10日下午召開的第六次校務會議上說：“齊魯大學文學教授舒舍予先生，已允來校做學術演講。其時間如何確定，請教務主任前往接洽議定。”

教務主任隨后來到齊魯大學，拜訪了老舍。兩人商定：演講題目擬定為《怎樣研究文學》，由于內容較多，分兩次進行，第一次安排在3月17日（周五），第二次在次日下午。

之所以選擇這個題目，和老舍的研究方向大有關系。當時，老舍在齊魯大學開設了《文學概論》課程，是文科二年級的必修、理科二三年級的選修課程。根據1931年出版的《山東濟南私立齊魯大學文理兩學院一覽》，其課程的內容是“從古代及近世文論見文學之意義，由文藝之類別明文學之內容”，以及詩歌、戲曲、小說、散文等文學體裁的分論等。

為了講好這門課程，老舍做了充分的理論準備。他翻譯了哲學博士伊麗莎白·尼奇（1889-？）《文學批評》一書的前四章，從1932年12月起，陸續刊登在《齊大月刊》和《齊大季刊》上；他編寫了近10萬字的《文學概論講義》，分十五講，論述了文學的特質、起源、風格以及詩歌、散文和小說的鑒賞等內容；此外，他還在1931年的《齊大月刊》上發表了譯作《但丁》、著作《小說里的景物》等文學賞析和文學創作的理論文章。

1933年3月17日下午，一師的師生們很早就來到大禮堂，一睹老舍的風采。當他緩步走進禮堂時，整個會場鴉雀無聲，大家的目光都隨著他的腳步移動。

教務主任做了簡短介紹之后，老舍登上講臺，用洪亮的聲音說道：“在這里第一要聲明的，就是我今天所講的都是實話。實話向來是不大好聽的。但如果我只就好聽的講，諸位也許不愿聽，所以勿寧講點實話。”

這天，老舍首先從文學研究的方法談起。他說：“我們如果想研究文學，必須從文學的本身起，拿外部的研究作為參考、以世界文學作為對象，從整個的歷史的時代中把握文學。”

“從文學本身起”，是指研究文學要研究文學作品本身。用老舍的話說就是：“我們無論想研究什么東西，都要自己動手去研究。只靠聽別人，自己偷懶，那是不行的。”

“以世界文學作為對象，從整個歷史時代中把握”，是指文學研究者的眼光不能以時代或地域為限制，評價一部作品的價值，要把它放在世界舞臺、時間長河中。老舍舉了個例子：“老先生說：‘五經四書最好！’新學者說：‘普羅文學最好！’到底是誰好誰壞呢？我們只有以世界文學為整個的對象、從歷代的研究中以求得評定好壞的準繩。”

如果說第一天關于“如何研究文學”的部分，師生們還表示認同的話，第二天有關“什么是文學”的論述，結果就不一樣了。

老舍認為，思想、道德、感情是文學內容的三大要素，但三者的重要性并不相同，歷代的作品中，這三者也不是平均發展的關系，三要素中感情最重要，他在演講中說：“文學的基本要素在于感情，有一天人類的感情沒有了，那么也就沒有了文學。”

至于思想，雖然也很重要，但程度遠不及感情。他提道：“偉大的文學者不一定就是偉大的思想家。因為思想的表現還可以在其他方面去發展，譬如哲學；而文學幾乎完全是感情的領域。”

老舍的這種觀點，一定程度上受到了伊麗莎白·尼奇《文學批評》的影響。比如，書中提到的“偉大著作要有智理的、精神的、與情感的價值”，就是老舍所說的思想、道德、感情是文學內容的三大要素。

那一時期的老舍，不僅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他早期的重要作品，如《離婚》《月牙兒》《駱駝祥子》等，無一不飽含著作者對小人物發自內心的同情、憐憫以及歌頌等感情。

老舍的文學觀，引起了一師學生的熱烈討論。聽完演講后，他們在《一師校刊》上撰文，表達自己的不同意見。

一位叫歡章的同學，在《聽舒先生講演后的一點管見》中，首先贊揚了老舍的為人和學識，接著筆鋒一轉，寫道：“我聽到這里，實在莫名其妙。為什么思想只占文學中最小的部分呢？”在他看來，感情固然重要，但思想同樣是不可忽略的。他在文章中寫道：“先有偉大的思想，而后才有有價值的作品。誰也不能否認。”

另一位叫張紹烈的學生，用更長的篇幅，分兩期發表了《思想與感情的一點小小管見》，闡述了自己的觀點。張紹烈是一位文學愛好者，經常在《一師校刊》發表詩歌、雜文，課余時間，他也和同學討論過文學作品中思想與感情的關系。他的基本觀點是：思想和感情是合二為一的，文學作品中既不能缺少感情，更不能沒有思想。它是文學作品的骨架，絕非可有可無，“沒有思想的文學作品，簡直沒有稱它為文學的余地。”

在他看來，感情越濃厚的作品，思想就越顯深刻。比如，盧梭的自然主義思想，可從他的小說《愛彌兒》中看出來；托爾斯泰的《復活》，也無處不體現著托爾斯泰的現實主義思想。

張紹烈還認為，經典作品之所以能夠歷久不衰，是因為它們的思想在不同的時代都能折射出不同的光芒，“永久流傳萬古不磨的文學作品，是因為思想的高深，而非感情的濃厚。”

關于這個話題，其實并沒有對錯之分。這恰恰與各自的經歷有關。從25歲到31歲，老舍一直在國外教書，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西方文學理論的影響，他的文學觀，在當時是比較前衛的。

而對于一師的青年來說，他們先后經歷了濟南五三慘案、九一八事變，耳聞目睹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欺凌，具有強烈的憂患意識。所以他們認為，文學作品是激發國民抗爭精神的武器，思想性最重要，必然要飽蘸著愛國主義精神書寫。

老舍從歷史的角度看待文學，強調它的藝術性；青年學生則是從現實的角度，關注它的功用性。兩者只是看問題的角度不同，算不得“沖突”。

事實上，在抗戰后，老舍的創作觀也發生了較大轉變，他的創作開始更多地融入思想。在1940年底寫成的《三年寫作自述》中，他回望了這個轉變過程：“在太平年月，可以‘莫談國事’，不論什么一點點細微的感情與趣味，都能引起讀者的欣賞……可是作者這顆心不能再像以前那樣安坦閑適了。炮火和血肉使他憤怒，使他要挺起脊骨，喊出更重大的粗壯的聲音，他必須寫戰爭。”“有三條路擺在我的眼前：第一條是不管抗戰，我還寫我的那一套。從生意經上看，這是個不錯的辦法，因為我準知道有不少的人是喜讀與抗戰無關的作品的。可是，我不肯走這條路。文藝不能，絕對不能，裝聾賣傻！”

也正如老舍自己所言，他大幅減少了可以盡情揮灑自己感情的小說創作，轉向新形式、新內容的創作，寫了大鼓書、河南墜子，甚至寫了數來寶。比如，他為曲藝班寫了山東大鼓《盧溝曉月》、相聲《盧溝橋戰役》、唱詞《打小日本》《罵汪精衛》等，都是以民族精神為主線。這些作品經藝人們傳唱，在文藝抗戰中發揮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