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熬過了飽受貧窮折磨的童年之后，艾格妮絲·史沫特萊（Agnes Sm edley，1892—1950）投身美國左翼社會運動，而后，她輾轉歐洲近十年。1928年末，史沫特萊來到中國。這位不受教條約束的左翼記者不知疲倦地四處奔波，想要親眼看一看中國的革命和中國人民的生活。

抗戰初期，史沫特萊堅持留在中國，采訪并記錄戰爭的進程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情況。直到1941年春天，健康原因迫使她不得不選擇離開。后來史沫特萊在《中國駐地記者》（1943）中談及這段經歷對她產生的影響，表示“根本無法想象自己將在中國之外的地方度過自己的余生”，并且還不無苦澀地補充說，“我經常會忘記自己并非中國人這個事實”。

古元《馬錫五同志調解婚姻案》黑白木刻（1944年）

李樺《怒潮》組畫之《起來》黑白木刻（1946年）

以上木刻均收入史沫特萊編選并作序的《中國木刻：四萬萬人民的新藝術》（Touchstone Press，1948） 封面圖片源自李樺《怒潮》組畫之《抓丁》黑白木刻（1946年）  均資料圖片

“眼前所見的中國革命便是我現在的信仰”

在密蘇里北部出生的史沫特萊，父親是在全美國四處攬活的礦工，母親則是有錢人家的住家傭人兼廚子。她自幼生活在洛克菲勒的“采礦區”，用她自己的話說，科羅拉多燃料和鋼鐵公司在那里擁有“除了空氣之外的一切”。或許是因為幼年時的耳濡目染，小學教育都沒有完成的她后來寫下了這樣的話：“我此生只忠誠于一件事，也只懷有一種信仰，那就是致力于窮苦人民和受壓迫者的解放。正因為如此，眼前所見的中國革命便是我現在的信仰。”（《中國的戰歌》，1943）要用短短幾句話來還原史沫特萊傳奇的一生，無疑是十分困難的。但通過她生平的部分經歷，或許能讓我們稍稍了解這位畢生追求社會公正的工人階級斗士為何會堅定地做出上述宣言。

輟學后的幾年里，史沫特萊先后做過卷煙工、速記員和女招待，然后在二十多歲的時候離開西南部前往紐約。她在紐約為印度民族主義團體工作過，還被指控是“德國間諜”，并于1918年遭到逮捕和單獨監禁。這段經歷進一步加深了史沫特萊對資本主義體制的憎恨。等到1919年末指控最終撤銷后，史沫特萊登上了駛往歐洲的輪船。她在柏林尋找那份讓她身陷囹圄的印度流亡者創辦的報紙，并遇到了革命領袖維倫德納拉特·查托帕迪亞。在與他共同生活的八年中，史沫特萊接觸并研究了印度和中國的歷史。在柏林，她在瑪格麗特·桑格的資助下，和一群懷著進步思想的醫生共同建立了第一家國立計劃生育診所。魏瑪共和國政府隨后接管了這家診所，并仿照其模式，開設了另外幾家類似的機構。可納粹上臺后，婦女“被勒令回到臥室去”，計劃生育診所成了極右派的眼中釘。面對希特勒的威脅，維倫德納拉特離開德國前往列寧格勒科學院，而史沫特萊則于1928年在《法蘭克福日報》得到了一份派駐中國的特約通訊記者的工作。

從蘇聯和中國接壤的東北（即當時的“滿洲”地區）進入中國時，史沫特萊感覺自己仿佛回到了中世紀。她當即下了決心：“我之后的生活不能遠離中國人民，要想了解他們和他們的國家，唯有融入他們。不然我在這里所做的一切，都將失去意義。”在東北，史沫特萊很快意識到日本在鐵路、政府機構、工廠和土地投資等領域所擁有的經濟控制力與政治權力。她撰寫了一系列記錄日本在東北活動的文章，可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這些文章才得以刊發并為世人所知（詳見Jan M acKinnon&Steve M ackinnon,“Agnes Smed ley:A W orking Introduction”,Bul 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05 Jul 2019）。

當時的媒體要么被金錢收買了，要么被迫保持沉默。史沫特萊了解到，代表英國官方的路透社和國民黨政府達成了秘密協議，核心內容是確保該新聞社每月可以獲得一萬美元的傭金，而作為交換，路透社必須發表對國民政府有利的宣傳報道。美國的新聞機構也和國民黨有類似的協議，這在當年早就是人盡皆知的“秘密”。從大革命到抗日戰爭期間，外國媒體不斷地為國民黨政府所取得的“成果”高唱贊歌。可與此同時，史沫特萊卻在報道中國進步人士（包括那些同情左翼進步力量的國民黨黨員）遭到監禁的情況，他們中的很多人僅僅因為是工會成員或左翼知識分子，就被公開處決。由于史沫特萊堅持獨立公正地報道，英國秘密情報組織聲稱她是英國公民，嫁給了印度分裂主義分子，并且涉嫌使用了“偽造”的護照。直到經過多方努力，“后知后覺”的美國領事館才想起自己還有保護本國公民免受英國特勤機構騷擾的義務。

上海·蘇聯·西安·延安

史沫特萊將上海作為自己的辦事處，揭露了與日本在東北公然沆瀣一氣的國民黨官員的腐敗和叛國行為。她還意識到，在全中國四億五千萬人口中，國民黨員不過三萬九千人。換句話說，它已經淪為了“一家由政府官員及其下屬組成的小型封閉公司”。工會的會費成了給國民黨的“進貢”，用來鎮壓抗議活動。至于本應急需推行的土地改革，更是無從談起。

1930年，史沫特萊見到了魯迅，用她的話來說，“我在中國度過的那些年里，他是對我影響最深的人之一。”在送給魯迅的德文版自傳體小說《大地的女兒》的扉頁，史沫特萊寫道：“贈給魯迅先生，對他為了一個新的社會而生活和工作獻上敬意。”此后，他們聯合宋慶齡女士，于1932年創立了第一個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敦促國民政府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要求停止對政治犯的拷打和屠殺。

但就在同一年，受到納粹掌權的影響，《法蘭克福日報》解雇了史沫特萊。失去了工作和收入，她的健康狀況也開始惡化。1933年，她前往蘇聯休養了十一個月，并在那里完成了《中國紅軍在前進》（又名《中國紅色風暴》）一書的撰寫。不過她心系中國的時局，因此計劃從美國出發返回中國。在美國短暫停留期間，她尋問了許多報社，希望成為派駐中國的特約通訊記者，結果沒有任何一家美國報紙敢雇傭她。如此境遇并沒有出乎史沫特萊的意料，反而加深了她盡快離開美國的決心。

1936年春，她回到了上海。由于身體情況欠佳，友人建議她前往西安療養，結果反而幸運地獲得了西安事變的第一手報道資料。不久，史沫特萊動身前往延安，并在那里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和周恩來。在與紅軍總司令朱德見面后，史沫特萊決定為這位充滿傳奇色彩的將軍寫一部傳記。然而，盧溝橋事變后，日本立即對中國發起了全面入侵，這讓她不得不中斷原先的寫作計劃。

希望中國的戰友能在自己墓前唱響新中國的國歌

戰事并沒有令史沫特萊退縮。她加入了紅軍，并于1937年9月前往正在激烈交戰的綏遠和察哈爾。盡管必須時刻忍受背部舊疾的折磨，她還是堅持在前線報道傷員的情況以及日益嚴重的饑荒和疫病，并積極呼吁各界提供醫療援助，建立流動診所，招納公衛服務人員。就連史沫特萊本人也很快成了“在戰線上奔波的急救員”，經常在連自己都站不穩的情況下，替擔架上的士兵們做緊急治療。在跟隨紅軍四處行軍作戰期間，史沫特萊目睹了將士們抗戰到底的勇氣，堅信紅軍的革命精神必將領導和拯救中國，并為亞洲所有被奴役民族的解放事業注入一針強心劑。在抗戰前線，史沫特萊完成了新書《中國在反擊》，并始終沒有停止朱德傳記資料的收集整理工作。一直到1938年她接到任務前往漢口組織紅十字會募捐，才不得不和朱德將軍分別。

在完成了漢口的任務之后，史沫特萊返回美國。由于當時國民黨和美國政府關系甚密，她的“親共”言行招來了嚴厲打壓。面對各種莫須有的誣蔑，史沫特萊沒有屈服，始終拒絕按照當局的要求撰寫丑化中國共產黨的文章，拒絕因為壓力而辜負在陜北時期便結下的革命友誼。可隨著時局的不斷惡化，史沫特萊健康狀況愈發糟糕，還不幸罹患了胃癌。盡管來往通信一直遭到嚴格的監視，她還是通過董必武給朱德將軍寫信。朱德在得知她的情況后感到無比痛心，想方設法給她寄去了不少信件和中國的紀念品，希望以此給她帶去心靈上的慰藉。

史沫特萊一直想回中國，卻屢屢受挫，無法成行。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的那一天，史沫特萊孤身一人在美國，慶賀當年的戰友們實現了自己愿望，遙祝中國人民可以過上美好的生活。1950年4月28日，史沫特萊在英國牛津進行大面積的胃部切除手術。她深知其中風險，于是在手術前立下遺囑，要將多年來的全部積蓄交給朱德將軍，并希望死后能葬在中國，希望中國的戰友們能在墓前為自己唱響新中國的國歌。

奇跡最終沒有出現。5月6日，史沫特萊因為手術失敗，不幸離世。當律師將她生前留下的巨額稿費交到朱德手中時，朱德感到十分悲痛，因為紅軍失去了一位最親密的國際戰友和同志。1951年，史沫特萊的骨灰經歷諸多坎坷，終于送到了中國，安葬在八寶山革命公墓。舉行下葬儀式時，朱德和在場的所有人為這位國際戰友唱響了《義勇軍進行曲》。

朱德記憶中的那條“大道”

《人生大道：朱德傳》是史沫特萊生平最重要的作品。她從朱德在儀隴縣附近的小村莊出生寫起，堅持以朱德將軍的敘述視角出發，穿插結合了不少搜集查證的史料和調查報告，詳細而又生動地記錄了太平天國運動、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辛亥革命、北伐戰爭、數次圍剿與反“圍剿”、抗日戰爭爆發、國共第二次合作、抗戰勝利等一系列中國近代革命史上最值得銘記的大事件。與此同時，史沫特萊還牢牢抓住朱德這位革命領袖的個人命運線索，將國家民族命運和個人的彷徨求索緊密結合在一起，讓人不禁感嘆中國近代歷史上，無數有識之士是如何前赴后繼地犧牲自我，為“救國圖強，民族解放”這一崇高信念而投身于革命。運用自己力求公正同時又飽含真情的筆觸，史沫特萊向全世界讀者提供了一個前所未有的理解中國革命、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的窗口。朱德將軍的講述是真摯與坦誠的，史沫特萊也將這份質樸和堅毅的革命精神原汁原味地記錄了下來，為艱苦卓絕的革命敘事增添了有血有肉的真實感。

由于史沫特萊后期長時間無法回到中國，很多資料缺失且難以查證，因此涉及很多政治運動和軍事行動的史實（包括人物姓名、部隊番號、具體年代等），存在表述不夠精確甚至是“張冠李戴”的情況。然而，瑕不掩瑜。從初到延安時起心動念要寫這樣一部傳記，到后來在美國時期忍受病痛折磨反復核對資料并完成整本書的撰寫工作，史沫特萊的這部著作早就不僅僅是一部關于革命領袖的個人傳記，而是關于偉大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一部全景式史詩。

朱德曾反復提及小時候自己家門口有一條“大道”。這條道路的一頭連接著他懵懂的童年，一頭連接著自己外出求學，繼而走上革命征程的后半生。書中同樣寫道，“大道”上每天都有來來往往的旅人，他們來自天南地北，為了平凡的生活而奔波。可是當民族面臨存亡的威脅時，他們中的許多人也和朱德一樣，踏著這條路，成了波瀾壯闊的中國革命和民族解放事業的一分子。在作品的最后一章，史沫特萊提及內戰的陰云正在中國的上空積聚，中國共產黨人和無數為國家的前途而奮斗的人們顯然沒有停下腳步，仍然在這條革命的“大道”上砥礪前行。或許在史沫特萊看來，朱德記憶中的那條“大道”實際上已經延展成為了一種精神的象征：路的一頭連接著這個民族無比坎坷的近代史，一頭則指向了充滿希望的未來。

（作者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