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將原文和它在各語言中的翻譯比喻成花瓶的碎片，而“譯者的任務”就是撿拾這些散落的碎片，試圖拼湊出一只完整的花瓶。日前，由中信出版·大方策劃的“譯者計劃：撿拾花瓶的碎片”系列活動在上海圖書館東館落地，試圖從譯者的視角走進作者和作品，與此同時，經由這些譯者，讓翻譯本身走到讀者面前。

“譯者計劃”第一期主題為“譯的考驗”

袁筱一回憶了自己的翻譯歷程。她第一次翻譯作品是1994年，與李焰明合譯了勒克萊齊奧的《戰(zhàn)爭》，彼時距離勒克萊齊奧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還有14年。不同于閱讀，翻譯給她帶來了全新的感受。“在翻譯的過程中，你在認識一個全新的對方，同時也在重新認識自己，包括認識自己的語言。我當時還是蠻沉醉于這種感受的，后來慢慢地就一發(fā)不可收拾。”

原文與“自己的語言”之間往往存在巨大的不同。袁筱一指出，這考驗著譯者做出翻譯觀念上的選擇。例如，法語文學作品當中有很多意象和比喻，而意象在不同的文化中有不同的含義。“比如說形容肌膚，特別是在19世紀法語作品當中，可能會形容像新鮮采摘下來的桃子皮，中文則會形容很水嫩，這個意象是很不一樣的。你可能會覺得桃子皮很粗糙，但同時，特別是在陽光下，湊得非常近的時候，會發(fā)現那些青春的女孩子的手臂上有一層細細的絨毛”，袁筱一說，遇到這種意象的時候，就非常考驗譯者的觀念，譯者的選擇在當中就起了絕對的作用。

在袁筱一看來，法語翻譯已經改變了她的語言和寫作習慣。例如插入和倒裝，原先在漢語中不那么習慣的一些表達，借助于翻譯而逐漸出現。她認為，翻譯的一大任務恰恰在于，發(fā)現語言中潛藏的可能性。“語言的魅力正在于它的多樣性。我們讀到這么多漢語作品，也有沒能抵達的地方，譯者的任務可能就是把這些潛藏的東西呈現出來。”對此，張引弘分享了自己最近翻譯格拉克作品的感受，格拉克的長句常常用很多修辭去修飾同一個東西，“我們之前總說中文不太擅長處理長句，但我翻譯格拉克的時候發(fā)現，在不產生歧義的情況下，中文的延展度也挺高的，我們也可以讓句子變得很長，當然同時也變得很繞，可能閱讀起來不是一個很舒適的體驗，需要花時間去理解”，她說道。

“譯者計劃”活動現場

“偉大的寫作者總會把你帶向語言未知的地方，不僅僅是翻譯應該如此”，袁筱一說，在法語文學中，諸如普魯斯特、格拉克、杜拉斯等都做到了這一點，打破了法語中已經成型的傳統(tǒng)習慣。而當翻譯這樣做的時候，可能會先行一步背負罵名。她認為，譯者要去努力地形成自己所認為的好的譯本，雖然不見得討所有讀者喜歡，但這是使作品經過翻譯后仍然是一部作品的保證。

“一部好的作品，它會不斷地呼喚新的譯本，”袁筱一指出，在本雅明的觀點中，原作的價值決定了它是否有足夠的翻譯空間。“作為一個譯者，我覺得我們可能更多應該放寬心地去想，總還會有新的譯文出現。因為譯者的個體經驗總是有限的，你所不能及的地方，以及原作還沒有出來的地方，這些遺憾的地方以后總會有新的譯本出來的，不是說新的譯本就一定強過你的譯本，因為你的經驗也有他不能抵達的地方，但總有新的譯本不斷地補足你。”

在活動現場，張引弘與袁筱一還聊到了對翻譯理論的思考。張引弘認為，所有的理論似乎都在用一種否定的語言來說翻譯，比如譯者是“戴著鐐銬跳舞”，也許我們可以賦予它一個更積極的意義。袁筱一認為，翻譯理論更多的是讓我們認識到翻譯是怎么回事，“有的時候它是靈感一現，但理論可以讓某一些潛意識的東西變成有意識的東西，或者說它可以進行一個有意識的傳遞，這是翻譯理論的重要之處”。她不反對譯者現身，“我覺得譯者到前臺，并不是作為一個個體到前臺，他/她可能是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翻譯是怎么樣的一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