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胡先骕

1948年，胡先骕與胡適等合影

晚年胡先骕

胡先骕，我國植物學奠基人，被稱為“水杉之父”，他也是中國近代文學史上學衡派的重要人物、中國現代文學批評的開創者，還是一位教育家和有高度責任感的社會評論家。

胡先骕的孫女胡曉江是北京師范大學社會學院教授，也是《胡先骕全集》的主編。十九卷本的《全集》花費了胡曉江整整十年的業余時間。對于如此大體量的編輯工作，胡曉江從最初的被動接觸到不舍得將其完畢，從中完成了對祖父胡先骕以及他那個時代的全新認識。她說：“當初計劃著趕快把《全集》做完，然后回到自己的專業上。現在我覺得我從這件事中的收獲，對我的教學和專業有著更大的幫助。”

中正大學的老校友們最早推動了胡先骕文章、著作的搜集和整理

胡先骕1894年出生于江西，4歲（虛歲）開蒙，自幼即有神童之稱。15歲入京師大學堂預科，1912年18歲作為江西省官派留學生赴美國加州大學，1916年獲得植物學學士學位，回國后在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國立東南大學）從事科學研究及教育工作。1923年再次赴美，兩年后獲得哈佛大學應用生物學博士學位。

胡曉江第一次參加胡先骕紀念活動是1996年在江西師范大學。江西師范大學是國立中正大學的“嫡傳”，胡先骕是中正大學的首任校長。紀念會上聚集了好多位中正大學 1940年代的老校友，都已是七八十歲的老先生、老太太。他們聽說胡曉江是胡先骕的孫女，顫巍巍地、充滿恭敬地排隊來跟她握手。胡曉江不知所措地接受著這份完全不屬于自己的恭敬，惶惶不安的同時生出巨大的不解：此時距離這些人大學畢業已經50年，距胡先骕1968年去世也已近30年，是什么原因讓這些老人在生命晚期還熱切地甚至是急切地懷念自己大學時的校長？

那時年輕且忙碌的胡曉江無暇去注意，正是這些急切的中正大學的老校友們，最早推動了上世紀90年代開始的對胡先骕文章、著作的搜集和整理。

“最開始是中正大學臺灣校友會會長譚峙軍先生，他對老校長念念不忘，晚年花了很多時間搜集整理胡先骕的詩詞，在胡先骕百年誕辰的時候出版了《胡先骕先生詩集》。后來，另一位中正大學校友張大為和我的大伯父胡德熙、我父親胡德焜一起，編了兩卷本《胡先骕文存》，分別由江西高校出版社和中正大學校友會出版。”

2014年是胡先骕誕辰120周年，江西師范大學又舉辦了一次規模很大的“胡先骕教育思想研討會”。有識之士提出，雖已有《詩集》和《文存》問世，但仍不能展現胡先骕的全貌，是時候為胡先骕編一部《全集》了。

在這次活動上，18年前的那些老校友們再沒出現。但在會場外，胡曉江碰到一位匆匆趕來的年輕學生，焦急地詢問會議地點。胡曉江很驚訝，這么年輕的孩子怎么會對胡先骕感興趣？年輕人回答，自己特別崇拜胡先骕，一定要去參會致意。這些都讓她產生了探究之心。

家中長輩們總是刻意避免當著孩子們談論舊事

胡先骕在胡曉江出生前就去世了，祖孫倆未曾有緣謀面。“很長一段時間，我甚至不知道我還有過祖父。”1979年的一天，胡曉江在家里餐桌上看到一紙“胡先骕追悼會”的通知書。通知書上的一個“奠”字，讓胡曉江印象非常深刻：“那個字是在1976年幾位國家領導人接連去世的時候，在報紙上和花圈中間經常出現的，但這個字從不在課本或其他日常場合里出現。而當時這個字出現在了我家里，我真是驚訝極了！”

追悼會在八寶山舉行，胡曉江被大人們帶去參加。“在追悼會上讓小孩子干什么就干什么，大人也不做解釋。來的大人物，小孩子也不認識。”

1984年，胡曉江又跟隨家人到廬山，是去安葬胡先骕的骨灰。那時她隱隱覺得胡先骕可能是一個挺了不起的人。

胡曉江在大學時想出國深造。這時她對祖父曾在外留學略有耳聞，但未知詳情，于是向父親打聽胡先骕畢業于哪所學校。“我注意到父親很猶豫，他慢吞吞地有點閃爍地回答‘好像是哈佛吧’。就這六個字。”

“好像是哈佛吧……”大名鼎鼎的哈佛，父親猶豫什么呢？多年以后胡曉江明白了，那是父親拿不準把祖父留學這件事說出來是好事還是壞事。“那時候都已經進入90年代了，他說話依然這么小心，因為他對社會的走向沒有把握，所以他還是不怎么提及胡先骕。”

胡先骕的六個子女年齡差距較大，胡曉江的姑姑和伯父們都在政治上或多或少受到過胡先骕的牽連，“我父親是最小的孩子，情況相對好一些。”胡曉江也是很久以后才知道，自己學數學的父親，曾經的夢想是像他的父親胡先骕一樣當一名生物學家。“胡先骕的朋友大多數是秉志這樣的生物學家，所以我父親從小就對生物學特別感興趣。但1955年的‘胡先骕事件’讓他發現‘生物學離政治太近’，于是他1956年考大學的時候去學了數學。”

在上世紀60年代的政治環境之下，胡先骕和他的老朋友們都受到了沖擊，被抄家多次的就有好幾位，當年的友人都斷絕了往來。胡曉江家里再也沒有了胡先骕或生物學的痕跡。從小到大，胡曉江發現，姑姑、伯父們聚會時會刻意避免當著孩子們談論舊事。雖然胡曉江小時候從課本上知道“活化石”水杉，但課本并不提及水杉的發現者。

胡曉江了解胡先骕是從看別人寫的書開始的。廬山植物園圖書館員胡宗剛在自己的工作單位發現了很多與胡先骕相關的檔案資料，并以此為線索多方探索，寫出了《不該遺忘的胡先骕》（2005）和《胡先骕先生年譜長編》（2008）。在植物學領域，植物分類學家馬金雙長期關注胡先骕，對他的植物學發現如數家珍。在文學領域，北京大學的樂黛云、南京大學的沈衛威等學者對學衡派的研究也展現了胡先骕的文學家身份。“即便如此，我仍然會覺得那是那一代人的事，和我隔著很遠的距離。”

那些斷裂的文脈漸漸復原 她也由此發現了編撰《全集》的意義

2014年啟動《胡先骕全集》時，由胡曉江的父親胡德焜擔任總策劃和主編，胡曉江從旁協助。胡德焜當時已經76歲，精力逐漸跟不上。再加上胡先骕的文章著作有大量的外文內容，還有很多古文和詩詞，讓數學教授胡德焜覺得有困難。幾年之后，胡曉江接任了《全集》主編。這時她的想法是：“這是我爸爸這輩子要做的最后一件事了，一定要幫他做成。”

十年間，胡先骕的資料來自世界各地。

在哈佛大學，《全集》副主編馬金雙找到了好幾批胡先骕寫給自己美國導師杰克的信。胡曉江發現胡先骕的英文寫作與他的中文有些不一樣，“他的中文帶有文言特點，讓我有一點隔代感。但他的英文寫得直白流暢，毫無年代感，手寫英文字也非常漂亮。”

胡曉江記得一封1938年的信寫道（大意）：“這個城市表面上很平靜，但底下謠言肆虐。飛機的嗡嗡聲與防空演習讓居民緊張不安。但我們都很堅忍，不然心理壓力就太大了，尤其對我這樣容易神經緊張的人來說更是這樣。”

“他給老師的信中寫了很多這樣的事情。我看信的時候特別有觸動，一下子與他拉近了距離。”胡曉江知道，自己看到的胡先骕的這個側面，是姑姑、伯伯和父親都未曾接觸過的。

通過編撰《胡先骕全集》，胡曉江與不少胡先骕朋友的后代也建立了聯系。她發現其中有很多人與她有類似的經歷——不了解甚至不知道自己祖輩的事。“胡先骕有一本相冊，‘文革’時被抄走了，后來還了回來，里面有一些非常珍貴的早期合影。我特別努力地去找合影里其他人的后人們。找到后他們經常告訴我，他們家里一張老照片都沒能保存下來，而我手中的這張合影是他們第一次見到自己父親或祖父年輕時的樣子。”

作為社會學教授，胡曉江當然明白這不是個別家庭的事。她希望也為其他家庭建立一根情感鏈條，并慢慢充實一個時代的記憶。后人間的溝通讓胡曉江對于胡先骕的認知像泥土疊加一樣慢慢厚實起來，那些斷裂的文脈漸漸復原，她也由此發現了編撰《全集》的意義。

“胡先骕的文字、思想力量以及他透露出來的人格精神，本身就讓我感動。”胡曉江說。

胡先骕著述宏富 胡曉江不得不建立補遺文件夾

隨著《全集》編輯工作的進展，胡先骕這個人、他的朋友們，以及他所處的整個時代，如拼圖般漸漸完整。之前對那個時代斷裂無知的胡曉江，也慢慢補上了一堂近現代史課程。

除活化石水杉之外，胡曉江還知道，原來每個中國孩子都讀過的課文《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的覆盆子屬一種掌葉覆盆子（Rubus chingii Hu），是胡先骕于1925年為它定下的拉丁文學名。胡先骕的很多植物學發現、植物學術語的確定，都已經成為今天人們常識的一部分。

胡曉江發現，胡先骕還寫過三部大學植物學教科書，分別是1923年出版的《高等植物學》，1940年完成的《種子植物分類學》被戰爭耽誤到1951年才出版，1955年的《植物分類學簡編》更是引發了全國性的政治風波。但讓胡曉江更感親切的，是她發現胡先骕還校訂過很多中學和小學教科書。比胡曉江大很多歲的堂兄告訴她，自己上中學時用的《植物學》教科書里寫著“胡先骕審訂”。胡曉江不禁回想早被自己扔掉的中學課本，試圖猜想哪些內容可能出自自己的祖父。

另外，“我還注意到，相比起令人津津樂道的一些民國名人，胡先骕是個純粹的理工男，他沒有緋聞，也沒有情書。”胡曉江說。

在《全集》的編撰過程中，對胡曉江來說最為困難的是整理胡先骕1925年的哈佛大學博士論文《中國植物志屬》。這部論文厚達1500頁，單倍行距，字跡密密麻麻，而且因為時間久遠，字跡不清晰，無法用OCR方式進行有效轉換，只能請人重新打字錄入。打字稿經常出現跳行、漏行和漏段，甚至漏頁。海量的英文和拉丁文植物學術語，一般的word系統不能識別，通篇顯示拼寫錯誤。而很多一百年前的術語，現在的植物學詞典里都查不到。“我們曾請專業人士來校對，但是發現完全不達標，最后還是我們自己一個字一個字校對的。以至于我經常在不知道單詞意思的情況下，也能看出它拼寫錯了。”

胡先骕的著作涉獵非常廣泛。《全集》的編輯團隊里，馬金雙與胡先骕在專業上吻合，胡宗剛對中國生物學史和胡先骕的生平熟悉，陣容如此強大依然遠遠不夠。胡曉江曾經和先生開玩笑說，胡先骕的《全集》包括各種主題，可能也就剩下宗教沒有涉及了。緊接著，她就發現了胡先骕寫的《佛教與宋明道學對中華民族的影響》。

現在，胡曉江的電腦里已經建了一個補遺文件夾，《全集》出版之后發現的各種詩詞文章都存在里面。胡曉江坦言，這些年自己經常感覺快要累死了，“但我下決心一定不能現在死，我要把這件事做完才能死。”

林科院木材所的展覽讓人們又一次走近胡先骕

了解得越多，胡曉江與胡先骕重新建立了一種感情。“我伯父和姑姑的后代都是理科生，我妹妹也是理科生，我們家就我一個文科生，先留學又海歸，學的又是文理兼容的社會學，所以我有一點兒聽天命的感覺，這件事只能是我來做。”

在胡曉江編輯《全集》與胡先骕穿越時空的接觸中，她往往感慨于祖父的超常精力。“我很驚訝于他怎么能做那么多事，而且他的很長一段生命是處于戰亂之中。他上世紀30年代初就牽頭發起成立了中國植物學家的組織——中國植物學會。1934年創辦了廬山森林植物園，也就是現在的中國科學院廬山植物園。1936年創辦云南農林植物研究所，就是今天的中國科學院昆明植物研究所。1940年，他在抗戰中創建了中正大學生物系，輾轉演變為今日的南昌大學生命學院。”

胡曉江說：“每建立一個機構，他還會創辦一個英文科學刊物，為的是方便與國際學術界交流。在他的領導下，靜生生物調查所成了‘中國最有成就的生物學研究機構之一’，《靜生生物調查所匯報》也成了國際著名的科學期刊。”

但讓胡曉江沒想到的是，在2023年，又有一家科研機構發現自己的歷史原來也起源于胡先骕。2023年9月，《胡先骕全集》副主編胡宗剛的新著《中國林業科學院木材工業研究所早期史》在林科院木材所舉行了新書發布會與“胡先骕與木材研究回顧展”。木材所用了7面展墻、11個展柜，通過模型、標本、手稿、譯著、刊物、文獻等近百件物品，回顧了胡先骕對中國木材研究的開創性貢獻。

胡先骕很早就認識到木材研究的重要性。1928年胡先骕和動物學家秉志創辦了靜生生物調查所，初期就開展了系統性的木材研究。1930年胡先骕招徠以前的學生唐燿進入靜生所專門從事木材研究，并將其培養成為中國木材研究的領袖。1937年，靜生所與中央工業試驗所合作，以中工所名義在重慶北碚開展木材研究。1939年，唐燿回國創立了中國第一個國家級木材研究機構——中工所木材試驗室。后因北碚遭轟炸，試驗室遷至四川樂山，擴充為“木材試驗館”。1952年底，木材試驗館與中央林業實驗所合并組建中央林業部林業科學研究所，后幾經演變，成為如今的中國林業科學研究院木材工業研究所。

現任木材所所長傅峰院士，投身中國木材研究一輩子，臨近退休才終于搞明白了自己單位和自己事業的歷史。胡曉江完全理解他的感受。

胡先骕的一生不斷遇到障礙與挫敗，大到世界大戰、經濟危機，中到官僚主義、制度阻礙，小到意外事故、個人性格，可是，他很少因此感到內心沮喪，行動上也總是大步向前，從不遲疑，或許，這就是他能為“文理雙雄”的關鍵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