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先生平易近人，愛結交各行各業的朋友，有政治精英、學界名流，也有販夫走卒、尋常百姓，可以說五行八作，沒有老舍不交的朋友。

在他的“朋友圈”中，既能看到周恩來、郭沫若、茅盾、巴金、鄭振鐸、許地山、趙家璧，也能看到有齊白石、梅蘭芳、郝壽臣、焦菊隱，還能看到朱家溍、金受申、于是之……

從這個“朋友圈”中，能看到老舍先生多元的興趣和廣泛的人脈關系，也能體察到他的性情與志趣。本文介紹幾位跟他互動頻繁的人物。

一生摯友：羅常培

羅常培，1899年8月9日出生于北京，字莘田，號恬庵，筆名賈尹耕，齋名未濟齋，滿族。他是語言學家，語言教育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生前是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所長。

羅常培是老舍的小學同學。老舍記得很清楚，自己從私塾轉入學堂，編入初小三年級，與羅常培同班。他們的學校是西直門大街路南的兩等小學堂。小學畢業后，雖然兩人的人生軌跡并不相同，但羅常培自1921年北京大學畢業后，不管是做天津南開中學國文教員，還是任京師第一中學國文教師、總務長、代理校長，他一直跟老舍都還有交集。

老舍與羅常培既是發小，又是志同道合的摯友。老舍這樣回憶他們的交往：

在同學中，他給我的印象最深，他品學兼優。而且長長的發辮垂在肩前；別人的辮子都垂在背后。雖然也吵過嘴，可是我們的感情始終很好。下午放學后，我們每每一同到小茶館去聽評講《小五義》或《施公案》。出錢總是他替我付。我家里窮，我的手里沒有零錢。

不久，這個小學堂改辦女學。我就轉入南草廠的第十四小學，莘田轉到報子胡同第四小學。我們不大見面了。到入中學的時候，我們倆都考入了祖家街的第三中學，他比我小一歲，而級次高一班。他常常躍級，因為他既聰明，又肯用功。他的每門功課都很好，不像我那樣對喜愛的就多用點心，不喜愛的就不大注意。在“三中”沒有好久，我即考入北京師范，為的是師范學校既免收學膳費，又供給制服與書籍。從此，我與莘田又不常見了。

師范畢業后，我即去辦小學，莘田一方面在參議院作速記員，一方面在北大讀書。這就更難相見了。我們雖不大見面，但未相忘。此后許多年月中都是如此，忽聚忽散，而始終彼此關切。直到解放后，我們才又都回到北京，常常見面，高高興興地談心道故。

……

記得在抗日戰爭中，我在北碚，莘田由昆明來訪，我就去賣了一身舊衣裳，好請他吃一頓小飯館兒。可是，他正鬧腸胃病，吃不下去。于是，相視苦笑者久之。

羅常培在治學與為人上，都很嚴格，學生們也都敬愛他。他不但要求自己把學生教明白，而且要求把他們教通了，能夠去獨當一面，獨立思考。羅常培做事認真負責，哪怕是一封普通的信，一張字條，也要寫得字正文清，一絲不茍。

學者朋友：朱家溍

朱家溍，字季黃，浙江蕭山人，生于1914年。他從小在北京長大。其父朱翼庵，名文鈞，1902年作為中國第一批公費留學生就讀英國牛津大學經濟系，畢業歸國后出任財政部鹽務署署長。由于家學淵源，所以對中國的古籍碑帖有較多的了解，早在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初，朱翼庵即被聘為專門委員。書香門第的朱家除了四壁圖書外，也陸續收藏了很多各類文物。朱家溍從小就耳濡目染，對這方面非常了解。

朱家溍這樣回憶自己與老舍先生見面的場景：

《茶館》重演了，很自然的想起老舍先生。我在學生時代就非常愛讀老舍先生的小說，并且在同學之間常常喜歡用“老張”“趙子曰”“馬褲先生”等人的語匯來形容某些人和事。解放后在文聯座談會上認識了這位老前輩，于是成為朋友，每次見面總愛談老北京的風土人情。

根據朱家溍的回憶文章，可以知道當時他們交往的諸多細節。

有一次看完《茶館》，朱家溍對老舍送上祝福：“《茶館》，真好”。

老舍不放過朱家溍：“好！難道就沒有一點褒貶嗎？你比我歲數小得多，可是老北京的陳谷子、爛芝麻知道的并不少，你瞧還得添點什么作料兒？”

朱家溍說：“作料兒，倒沒什么可添的，劇本最好能作一點小修改。就是那個太監，應該在情節里規定他是被放出的、不當差的太監，就符合歷史背景了。因為清代制度對于太監不論上至總管，下至無品級太監，除被差遣到某些官員家里賞賜物品一類的差事之外，一概不準出去，如果有太監到戲館茶館閑逛，步軍統領衙門會立即鎖拿交內務府慎刑司治罪的。所以正在當差的太監絕不可能上茶館。但到一定的年限也有放出的制度，愿意回家的可以回家，不愿意回家或無家可歸的則安置他們到田莊。在城里有北長街的萬壽寺（注——全名萬壽興隆寺，非海淀區萬壽寺），鼓樓東的宏恩觀都是給太監養老的廟宇，像這種住廟的太監是可以上茶館的，只要把劇本里說這個太監昨天正在伺候太后的幾句臺詞改為‘侍候過太后，如今享清福’就可以了。”

老舍聽完頻頻點頭：“有理，有理。這點改起來不費什么，還有哪？也說說我聽聽。”

朱家溍進一步說：“這出戲里兩個兵說山東話，說明這出戲的演法要借助方言來渲染角色形象，我覺得這個太監按說得講京南話。因為清代的太監都是京南任丘、河間、肅寧、衡水等縣的人，他們都不會說北京話，說北京話也帶很重的鄉音，所以像茶館劇中的太監說那樣干脆流利的北京話是沒有的。”

關于劇本臺詞，朱家溍以一個老北京的身份，與老舍進行了具體的交流，比如，他認為“王掌柜”一詞在戲里出現多次，按照老北京習慣，常四爺，松二爺等熟主顧，對王利發當面的稱呼應叫“掌柜的”，以不帶姓最為合適。

第二幕里，松二爺的臺詞是“王掌柜，你好？太太好？少爺好？生意好？”朱家溍認為可改為：“掌柜的，您好？內掌柜的好？少掌柜的好？買賣好？”因為在從前，老北京都是這么說的。

事業好伙伴：趙家璧

老舍和趙家璧是好朋友，也是事業上的好伙伴。

1946年3月老舍赴美講學前夕，路過上海，他專門把趙家璧找來，做了一次推心置腹的談話，這次談話確定了他們之間的合作關系。

趙家璧在1985年寫的回憶錄《老舍和我》中，記述了1946年2月19日老舍在王景康家中對趙家璧說的一番話：

家璧，你目前的處境，我從各方面都了解到了。你辦出版社的態度一向是認真負責的。“良友”的名譽卓著從30年代起直至現在，文藝界朋友都知道你曾出了不少力，做出過貢獻。但是事業主要靠人去做，牌子僅起小小的作用。現在“良友”既然有人作梗辦不下去了，我們兩個人來合辦一個新的……我到了美國，可能會拿到一點錢，如果有多，我就給你匯些美金來。你自己也去想法湊一點錢，這個出版社，除了出《老舍全集》外，其他仍然按你過去經營“良友”的辦法多出好書,要為作家好好服務。

1946年10月后，老舍陸續從美國匯來了他所得到的部分版稅，總計約2000美元。趙家璧為了取信于他，用有限責任公司名義去登記公司，取名“晨光出版公司”。

老舍和趙家璧商量好，晨光出版公司的首要任務是出《老舍全集》。其次，同時出版其他當代作家的原創作品。再次，出版翻譯作品系列，定出選題請大翻譯家來翻譯，向讀者介紹外國的優秀文學作品。

趙家璧是出版界的老手，這些任務后來都一一實現了，包括老舍自己的《四世同堂》（分三部出版：《惶惑》《偷生》《饑荒》）、巴金的《第四病室》《憩園》、錢鍾書的《圍城》等等，后來“晨光文學叢書”三十九種，以及“晨光外國文學叢書”“美國文學叢書”系列和一大批美術書刊，包括《新中國木刻選》等在內都問世了，這些書的裝幀都很漂亮，有自己的風格，頗受讀者喜愛和歡迎。“晨光”最終在當時的出版園地里成長為一棵大樹，影響相當深遠。

學生兼同事：金受申

金受申1906年出生，比老舍小7歲，是著名的曲藝史家，民間文藝家，民俗學家，是老北京掌故的“活字典”。金受申是北京人，滿族，生于滿族鑲黃旗家庭，6歲喪父，10歲喪母，家道衰落，由叔父撫養。17歲在北京市立第一中學讀書時即為報刊撰稿，以稿酬彌補生活和購書之用。

金受申上的小學叫“京師第十七國民及高等小學校”，當時的校長就是舒慶春，所以金受申一輩子都稱老舍為“舒先生”，即使后來他們成了同事，依然這么叫。后來還管胡絜青先生叫“舒師母”。

小學之后，金受申升入北京市第一中學，校長是羅常培（莘田），羅先生約老舍先生去一中教國文，于是老舍又成了金受申中學時代的老師。

1953年，老舍費了很大的周折，把他調進了北京市文聯，并說：這可是個頂有用的人！金受申在北京市文聯工作，直至1968年病逝。

金受申是北京民俗掌故專家，北京犄角旮旯的事，沒有他不知道的。后來金受申在工作之余，寫了一本《北京話語匯》，把《紅樓夢》《駱駝祥子》里的北京話當作詞例都編入到里面去了，讓人一看就明白。1964年再版時，還請老舍作序，成了一部暢銷書。

就在出版《北京話語匯》之際，老舍開始寫《正紅旗下》。因為《正紅旗下》寫的是滿族人的事，他需要金受申在民俗掌故方面為他把關。

老舍先生寫東西喜歡朗誦。每寫幾段，必約幾個好友相聚，香片茶伺候。然后，進房去取稿子，坐下來開始朗誦。寫話劇的時候，老舍先生的朗誦對象是“人藝”“青藝”“兒藝”三大話劇院的導演和演員們。寫《正紅旗下》時，朗誦對象是他的作家朋友們，聽得最多的，便是金受申。他把金受申當成自己的民俗顧問。常常是只朗誦給他一個人聽。念完了，兩個人久久地討論，聊起來沒完。

發小：盧嵩庵

盧嵩庵原名榮林，字松安。他是老舍在北京師范讀書時的同學，畢業后，盧嵩庵在北師附小任教。他還與任小學校長的老舍一起幫助劉壽綿行善放賑，辦貧兒學校等，投身慈善事業。

抗戰中，盧嵩庵困留北平。在此期間，他對老舍的母親予以照顧，在老人家過世后又幫助安葬。1943年支持女兒甘英（前北京市委書記劉仁夫人）參加革命，積極配合地下黨組織的活動，為迎接北平和平解放做了大量工作。1950年春，正是他介紹老舍購買了豐富胡同19號住宅（即今天的“老舍紀念館”）。1955年，他帶領工人完成遼金1萬多方石經的拓本，著有《房山石經整理記錄》（手稿）。1958年在修建北京西山靈光寺佛牙塔時留下《督建佛牙塔日志》（手稿）。盧嵩庵藏書萬卷，尤以易學藏書聞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