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入職文學研究所是在1999年6月29日。那天是星期二，文學所的返所日。上午，我來到中國社會科學院，先到院人事局辦理了最后一道入職手續，然后到文學所比較文學研究室去見室主任周發祥老師。當時，比較室并不在院部大樓七層，而是在八層的821室。周老師領著我到文學所人事處打了招呼，見了黨委書記包明德先生和其他研究室的幾位老師，回到比較室，又和李聃老師一起為我收拾了一張辦公桌，給了我一把研究室的鑰匙。我在文學所二十一年的工作，就那樣開始了。光陰荏苒，韶華易逝，現在，二十四年已經過去，我從文學所退休也已經是第三個年頭。

入職文學研究所，是我職業生涯中最正確的選擇。不過，求職過程曲折漫長，有幾分戲劇色彩，進比較文學室有幾分偶然。

我是作為留學歸國人員（所謂“海歸”）被文學所引進的。1994年2月去日本留學之前，我在中國作家協會下屬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工作了近七年，1992年就評上了副研究員。出國留學之后，文學館保留著我的公職，而且任命我為研究室副主任（主任是吳福輝先生）。那是希望我回國后繼續在文學館工作。我很感謝當時的副館長舒乙先生對我的關照與信任，但為了事業上有更大的發展，我還是決定換個工作單位。留學回國之前，我聯系了北京大學比較文學研究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北大博士后流動站1998年1月底就給了我一個博士后指標，但是，權衡之后，我決定還是進文學所。進文學所可以省略博士后這個環節，直接就職，更重要的是，文學所符合我潛心學術研究的職業規劃。國家最高文學研究機構，名家云集，學術積累豐厚；不用講課，不用坐班，時間自由。——這樣的工作單位，除了文學研究所哪里還有？而且，文學所有樊駿老師在！

樊駿老師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名家，因為致力于學科建設而被稱作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的“守護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我在北大中文系讀碩的時候，就開始仰視他。幸運的是，1987年我碩士畢業之后到中國現代文學館工作，1990年開始參與編輯《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與樊駿老師相識，得到他的指教與提攜，偶爾被他敲打，有時他還會和我開玩笑。那時候，樊駿老師和文學館館長楊犁先生一起擔任《叢刊》主編。對于我出國留學，樊駿老師本來就不以為然。我去東京一年之后，1995年3月下旬，他應伊藤虎丸先生之邀訪問東京，住在吉祥寺的東急酒店，我去看他，他說我應盡早回國繼續自己的研究。所以，1998年8月中旬，博士論文通過答辯、等待教授會做最后審查的時候，我便給他寫了一封信，希望進文學研究所。信寄到北京的時候他正在新疆參加考察活動（他是全國政協委員），他回到北京看到我的信，急忙回復，讓我與李葆琰老師聯系，進現代文學研究室。當時，李葆琰老師是現代文學研究室主任。我立即給李老師寫了信。

自以為回國就可以到文學所上班，我1998年10月27日拿到博士學位證書，11月8日就回到了北京。剩余半年多的簽證，可以再領一年半的文部省學習獎勵費，都扔掉了。朋友們說我是“閃電回國”。但是，回到北京才知道，文學所因所長換屆擱置了某些事情，引進人才環節又多，我的工作并未落實。怎么辦呢？ 只好在家等待。等了四個多月，1999年3月18日，李葆琰老師終于通知我工作落實了，讓我準備課題申請文學所的科研經費。又等了近兩周，3月30日，李老師忽然通知我，說是因為人事變動，現代文學研究室不能接納我！

愕然并且茫然。那時候我才意識到，自己出國近五年，已經忘了國內人事制度的繁瑣與人際關系的復雜。雖然是“海歸”，但人事檔案、工資關系尚在中國作家協會，僅僅是走人事程序，就會讓人焦頭爛額。樊駿老師德高望重，但并無行政權力，我對他提出進文學所的要求實在是有些冒失了。文學所是誰想進就能進的？

進文學所的夢破滅，北大方面的博士后指標也早已放棄。無奈，我決定去普通高校教書，并開始聯系。李葆琰老師勸阻了我，說：“還是進文學所。樊駿交代的事情，我一定要辦好！ 進不了現代室，就進比較室。我去找所領導和周發祥。”就這樣，又等了三個月，我得以到社科院報到，進了比較文學研究室。

進現代文學研究室受挫，當時我覺得是個悲劇。但是，進了比較文學研究室，我才知道那是喜劇，是命運的眷顧。因為那個小波折，我與多位前輩之間有了深入的互相了解，在文學研究所獲得了最適合自己的位置，明確了自己的研究方向。后來的許多美好相遇，都是以那個波折為起點的。

李葆琰與周發祥兩位老師長我一輩，與我素昧平生，那種無私的幫助（應當說是“救助”）一方面是提攜后進，一方面也是為了加強文學所的科研力量——他們輕信了幾位老師對我的禮節性、鼓勵性評價，誤以為我真是什么人才。李老師身材高大，儒雅、溫和，卻又心性純粹、原則性強。為了我的入職，他甚至要“以黨員的名義”給社科院領導寫報告。周發祥老師為了接收我同樣是竭盡全力。1999年4月14日我才第一次與他見面，那天他在北京語言大學開會，是李老師介紹我去找他的。我在漫長的等待中疑慮重重，有一天對他訴苦，他讓我放心，甚至說：“如果不能把你調進來，這個室主任我就不當了！”后來他告訴我，李老師把我推薦給他之后，他曾給多位老師打電話了解情況，并給我講起1978年他報考社科院研究生（他是人們常說的社科院“黃埔一期”）復試的故事。1978年還是通信、交通不便的年代，他遠在黑龍江，接到復試通知很晚，好像又誤了火車，趕到北京時復試時間已過，復試已經結束。但是，文學所的領導和老師破例安排他單獨復試，給了他讀研的機會，因而他后來才能留在文學所。我覺得，他熱情地幫助我，也與他曾經得到文學所前輩領導和老師的幫助有關。那是一種善與愛心的傳遞。我后來以“能幫人處且幫人”為處世原則，原因之一就是受到了周老師復試故事的感化。李老師和周老師最終能夠把我調進文學所，與文學所領導的支持密不可分。我入職文學所前后，包明德先生是書記，楊義老師是所長，兩位都是知輕重、敢負責、胸襟開闊的領導。移交人事檔案之后，包書記對我說：“保留你在文學館的職稱，還是副研究員。”因此我后來的各種晉級才能跟上節奏。大概是2003年，文學所第一次進行科研津貼分級的時候，給我定的級別偏低。還沒等我提意見，包書記就到上級主管部門為我另要了一個指標，給我定了恰當的級別。當時的室主任葉舒憲告訴我此事，我很欣慰。包書記是評論家、詩人、領導，但從不擺架子，對所里的許多男士（包括我）常以“老弟”相稱。楊義老師我早就認識，等待入職期間我給他打電話，他給了我安慰與教誨。我入職后的第二個返所日即7月6日，他領我到樓下的吸煙室，抽著煙（他的煙癮太大了）與我談了四十多分鐘。他談文學所的情況，談把文學所建成一流研究機構、推動學術研究國際化的宏大構想，并對我說“該為你爭取的我會主動為你爭取”。那時候他剛當所長不到一年。后來我發現，他的為人和他的學術研究一樣，很有包容性，真正的“有容乃大”。

二十多年過去，現在，李葆琰老師和周發祥老師都已不在人世。我最后一次見到李老師大概是在2010年初夏，那時候他已經退休多年。那天，他來院部醫務室取藥，我在后院的路上遇到他。聊了一會兒，他忽然問：“當初我費那么大力氣把你調進來，現在社科院這么窮，你沒有后悔吧？ 不會怪我吧？”我有些吃驚，忙說：“怎么會？沒有比文學所更適合我的單位！”他欣慰地一笑，說“那就好”，轉身慢慢地走了。當時他已經生病，平日以游泳作為體育鍛煉。2012年8月7日上午，我在京郊參加一個課題論證會的時候，得到了李老師病逝的消息。心情無法平靜，便離開會場，站在樓梯間，對著李老師家的方向，合掌祈禱，為李老師送行。周發祥老師去世比李老師早五年多。我入職不久周老師就退休了，最后一次見到他是2006年5月23日在同仁醫院，那時他正生病住院。當年九月我就去東京訪學了。翌年春節，初四（2007年2月 21日）那天我從東京給他打電話拜年，聊了許久，他說他的病治不好了。5月14日，妻子從北京給我打電話，告訴我周老師已在兩天前去世。電話里說起周老師的善良、仗義，我十分難過。身在國外，連他的葬禮也無法參加。

入職文學所的時候，周老師對我說：“你留學那么多年，懂日語，比較室更適合你。你一開始就該聯系比較室！”他說得太對了。從學術環境、專業發展兩個方面來說，都是如此。我入職前后，比較室尚未縮編（有十二個編制），處于鼎盛期，多名在職人員各有自己的專業方向，學術生態豐富、多元。周老師研究中外文學關系、海外漢學，也是蘇珊·朗格名著《情感與形式》的譯者之一，陳圣生老師研究現代詩學，且曾參與翻譯韋勒克、沃倫的名著《文學理論》，李聃老師研究蘇俄文學，程廣林（程麻）老師研究以魯迅為中心的中日文化交流和當代日本的中國學，孫歌研究日本思想史、日本文學，陳燕谷研究文藝理論和美國左翼思想文化，曹衛東研究哈貝馬斯，葉舒憲研究文化人類學，均為各自研究領域的名家。置身于那個學術群體，視野會變得十分開闊。我入職的時候，周老師正做一個神話學方面的課題，讓我幫助整理日本方面的資料。我開始閱讀伊藤清司等學者的相關著作，立刻進入了一個新的知識領域。對于我來說，置身比較室，更重要的是對自己的知識結構、研究方向有了更明確的認識，知道自己應當致力于研究現代中日關系中的歷史、文化、文學諸問題。后來，《“國民作家”的立場——中日現代文學關系研究》和《“同文”的現代轉換——日語借詞中的思想與文學》兩部專著的撰寫，都與“比較文學”的自覺有關。即使是在魯迅研究方面，我也是將魯迅與日本的多重關系作為重點之一。

入職一年多，2000年10月28日我再次赴日。是為了更多地了解日本，也是為了再回一次國——留學回國回得不漂亮，想重新回一次。再次赴日停留了十九個月，深入了日本社會，搜集了大量資料，結識了多種類型的知識分子。而且，那期間與正在東京大學留學的林少陽兄相識，成為莫逆之交。以結識少陽為契機，日本思想史研究大家子安宣邦、現代文學研究大家小森陽一進入了我的學術領域，我的知識空間進一步擴大。

在比較文學研究室，年長的程廣林老師、年輕的孫歌與更年輕的我，實際上構成了日本研究梯隊。入職第一天，程老師就與我談起中日學術交流問題。當時他已經開始翻譯竹內實文集，并準備寫竹內實傳記——竹內實是當代日本的中國問題研究大家。程老師的中日文學關系研究起步很早，1990年之前就出版了《魯迅留學日本史》《溝通與更新——魯迅與日本文學關系發微》等重要著作。在文學研究所，比較室的成員之外，當代文學研究室的李兆忠兄、現代文學研究室的趙京華兄，在日本社會、歷史、思想、文化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多種高質量的成果。文學研究所的日本研究影響廣泛，多次引領學術界的話題。很榮幸，我能夠成為這個研究團隊中的一員，并且與京華兄一起促成了多項中日學術交流活動與合作研究。

文學研究所的每個研究室都聚集著高水平的研究者，因此，不同專業研究者之間的交流也頗具學術生產性。在這方面，我非常感謝古代文學研究室的楊鐮先生——他生前我是一直以“老楊”相稱的。2016年3月31日老楊因車禍在北疆離世，距今已近七年。2006年8月，我第一次參加他的綠洲文明考察隊去新疆，從此進入了一個神奇的世界。從2006年8月到2015年8月，十年間我十一次與他去新疆調研，時間最長的一次在路上走了整整兩周。新疆之行打開了我的視野，擴大了我的知識面，改變了我的世界觀、中國觀、人生觀。受老楊的引導和啟發，2010年我申請社科院重點課題“現代日本與西域文化”并獲批，開始關注大谷探險隊，翻譯野村榮三郎的《蒙古新疆旅行日記》，研究現代日本探險家的西域漢詩。老楊經常去新疆，主要原因是他在做社科院的重大課題“綠洲文明調研”。2011年年底課題結項，我幫他在電腦上填了結項表，他說要從項目經費中支付一千元報酬給我。2012年2月28日上午，古代文學研究室為他舉辦榮休歡送會，中午在渝信艷陽樓設宴招待他。古代室領導知道我與老楊的關系，歡送會、午宴都邀我參加。午宴開始之前，老楊從包里拿出一塊玉給我，認真地說：“一千塊錢你也不在乎，沒有什么用。給你塊玉吧，留個念想。”那是一塊純正的和田玉，籽料，三色，雕工精湛，十分珍貴。而且，玉上雕刻的“鐘馗嫁妹”故事是表達友情的。老楊去世之后，每當看到那塊玉，我就想起他那句“留個念想”。也許當時他不該那樣說。現在，斯人已逝，那塊玉真的成了“念想”。

入職文學所的時候，我已經三十九歲，人到中年了。受惠于各種美好的相遇，受惠于文學所的學術環境，我中年之后還有多方面的成長。這實在是一件幸運的事。感謝文學所，且以文學所為榮。永遠。

2023年2月21日寫于寒蟬書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