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王火先生尚未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還只是一個22歲的小伙子，便在上海的《大公報》發表了《被侮辱與被損害的——記南京大屠殺時的三位死里逃生者》。這三位幸存者分別是南京保衛戰的擔架隊隊長國軍上尉梁廷芳、十幾歲的孩子陳福寶、被日本兵強奸并毀容的姑娘李秀英。可以說，王火是第一位報道南京大屠殺的中國記者。

那時，我還沒出生。

半個世紀后的1997年，在北京首都機場，我第一次見到前輩王火先生。那時他73歲，但我一點看不出他已是古稀之年。他身材瘦削，身著一套干練的西裝，更顯俊朗挺拔。一看就是一介書生，溫文爾雅，歲月的霜雪，似乎沒有在他的身上留下一絲痕跡。

那一年秋天，我們一起去歐洲訪問，王火先生是我們中國作家代表團的團長。他的三卷長篇小說《戰爭和人》剛剛獲得茅盾文學獎，但在他身上感覺不出一絲春風得意。他是一位極謙和平易的長者，我們一見如故，他待我是那樣親切，仿佛是相識多年的友人。

那一次，我們一起訪問了捷克、南聯盟和奧地利。一路上，他步履敏捷，談吐優雅，頗具朝氣。我和他一直同居一室，他夜晚熟睡時打呼嚕，我有些睡不著，便悄悄到客廳去睡。第二天早晨醒來，我很不好意思，他卻不怪我，立即道歉說自己確實呼嚕震天，吵著我了。我連忙對他說：“您身體好，像年輕人，才會這樣呼嚕震天。”他聽后指著我呵呵直笑。

最有意思的是在塞爾維亞，那時常有詩歌朗誦會，最隆重的一次是在貝爾格萊德的共和國廣場，四圍是成百上千的群眾。來自25個國家的作家代表團都要派一個代表登臺朗誦，王火趕鴨子上架，派出了我。我根本不寫詩，當時兒子正讀高二，愛寫詩，我只好臨時朗誦了兒子的一首小詩。下臺后，他夸獎我朗誦得不錯，我覺得只是鼓勵，他比畫著手勢，說：“真的，剛才一位日本詩人夸你朗誦得韻律起伏呢。”

在捷克，我和他說很想到音樂家德沃夏克的故居看看。他知道我喜歡音樂，便向捷克作協主席安東尼先生提起此事，希望滿足我的這個愿望。于是，年過七旬的安東尼先生親自開車，帶我們到離布拉格三十公里的尼拉霍柴維斯村。那里有德沃夏克的故居，房前是伏爾塔瓦河，房后是綿延的波希米亞森林，林間樹葉火紅金黃翠綠雜陳，如一幅色彩濃郁的油畫，是我見到的捷克最漂亮的地方。

在布拉格，王火先生向我們提議，去看看丹娜，為她掃掃墓。我學識淺陋，不知道丹娜。他告訴我捷克和我國文化交流的歷史：和魯迅有過交往并得到魯迅贊揚的普實克，是捷克的第一代漢學家；丹娜是捷克的第二代漢學家，對中國非常有感情，編寫了捷克的第一部《捷華大詞典》，翻譯過袁靜和孔厥的長篇小說《新兒女英雄傳》、艾青的詩歌等中國作家的作品。可惜，1976年丹娜在車禍中不幸喪生。王火先生說：“這21年以來，一直沒有中國作家看望過她，咱們是這些年里來到捷克的第一個中國作家代表團。不能忘記老朋友，應該去為她掃掃墓。”

那一天，布拉格秋雨霏霏，我們跟著他倒了幾次地鐵，來到布拉格郊外的公墓，找到被茂密林木和荒草掩蓋的丹娜墓地。由于有雨有風，他點了好幾次火柴，才點著祭奠的蠟燭。我看見順著他的臉龐滴落的雨滴，還有他的淚滴。他是極其重情重義的人，即便是素不相識的丹娜，也心懷真摯的情感。

回國之后，我讀到了王火先生寫的一首詩，記錄這次祭拜丹娜，其中有這樣的詩句：

從十月的北京飛到金色的布拉格，

我們帶來了中國作家對你的懷念。

我們點燃了一支憑吊你的蠟燭，

這美麗的燭光就是獻給你的無聲的詩篇。

我知道，他只寫小說，從不寫詩。這首樸素的詩，可見他心地的真誠，以及對文學、對友情、對人的深情。

去公墓那天，在地鐵站下滾梯的時候，他一腳沒有踩穩，整個身子突然向后倒下。我正好站在他的身后，自然趕緊扶住了他。就是這樣一件無論誰都會做的小事，他不住地對我表達感謝，后來每一次見面，他總要說起，還寫進了文章，這讓我非常不好意思。這就是他的為人——對他人，不拘細流，猶記點滴。

后來，我聽成都的朋友講起王火先生的一件往事：他曾經奮不顧身地跳進水中，救起一個落水的孩子，卻使得自己的一只眼睛失明。這樣舍己救人的事，他從來沒有對我透露。以后，再見到他時，我仔細看過他的眼睛，我一點兒都沒有看出其中一只是假眼，覺得兩只眼睛都是那樣的明亮，如同年輕人。老話說“心明眼亮”，心明，就是內心潔凈，不存一點渣滓。

在文壇上，資歷深厚的王火先生，一直低調為文，淡泊為人，塵務經心卻不染塵埃，榮譽加身卻不逐名利。他再次出現在公眾的視野，是2014年10月他的上下兩卷新書《九十回眸——中國現當代史上那些人和事》出版。這一年，他90歲。近70年前，尚未從復旦大學新聞系畢業的他憑著年輕人的一腔熱血和良知，采寫了南京大屠殺以及審判日本戰犯和漢奸的新聞報道。近70年漫長的歲月中，他經歷了多少事，見識了多少人，走過了多少地方，寫過了多少文章，“澗深松老忘榮謝，天闊云閑任卷舒”。《九十回眸》是一部厚重的大書，與他的長篇小說《戰爭和人》，雙星并重。

流年似水，一晃，這么多年過去了。除了在北京開會時我見過王火先生，他還專門請我吃西餐，此后再也沒有見過。這些年，我們偶爾通信，打電話，彼此問候，更多的是他讀到我寫的一點單薄的東西之后給予我鼓勵。

王火先生的夫人凌起鳳去世，對他的打擊極大。他的夫人是辛亥革命元老凌鐵庵之女，名門閨秀。他們的愛情，在《九十回眸》一書中有專門的描述，可謂亂世傳奇。當年，夫人在香港，為和他結婚，佯裝自殺，才得以逃離香港，回到家鄉，算得上是蹈海而歸。此后，夫人跟著他顛沛流離，辛苦嘗盡，對他支持很大，他稱夫人是自己的“大后方”。在他的信中，在他的文章中，我都體味到他對相濡以沫的夫人的那一份繾綣思緒，情意彌深，琴瑟甚篤。

這些年，讀他的信，信箋上的字體流暢瀟灑；和他交談，更覺得他思維敏捷，像個年輕人。沒有想到，今年他居然到了百歲高齡！

2014年初，曾經寄給王火先生兩本我新出版的小書，其中一本《蓉城十八拍》，是2012年春天應朋友之約，專門寫成都的斷章。在成都趕寫這本書時，因訂好了機票馬上要去美國，行色匆匆，心想下次再去看望他吧。他收到書后立刻給我寫了一封信，責備我道：“惠贈的兩本書里，出我意外的是《蓉城十八拍》。看來您是到過成都的，在2012年。您怎么沒來看看我或打個電話給我呢？我可能無法陪您游玩，但聚一聚，談一談，總是高興的。您說是不？”

他還在信中說：“匆匆寫上此信，表示一點想念。我身體不太好，但比起同齡人似乎還好一些。如今，看看書報，時日倒也好消磨，但人生這個歷程，在我已經是快到目的地不遠了。”讀到這里，忍不住想起暮年的孫犁先生抄錄同樣暮年的老杜詩中的一聯：“雕蟲蒙記憶，烹鯉問沉綿。”文人老時的心情是相似的：回憶自己的文字，想念遠方的老友。我的心里非常難受，愧疚未能看望他。總想著以后還會有機會去成都的，誰想一晃王火先生已經百歲，我也奔八十去了，竟然再也沒有一次機會相見。有些事，很容易在時光流逝中錯過。

還有一件事很難忘，只要想起王火先生，便會忍不住想起。

那一年在維也納，大使館的人員接我們出了機場，已是夜幕垂落時分，他們知道我們都是第一次來維也納，于是特意讓車子在美泉宮繞了一個彎，讓我們看看那里美麗的夜景，然后駛向前面的一條小街。碰上堵車，車子不得不停了下來，我們只好隔著車窗看夜景。這時候，王火先生一眼看見車前一家商店閃亮的櫥窗，情不自禁地喊道：“我女兒也來過這里！”這讓我有些吃驚，吃驚于平常一向矜持的他，竟然如此激動；也吃驚于我們都是第一次來維也納，他怎么就這么肯定，這是女兒來過的地方。他對我說：“我女兒去年來過維也納，就是在這個櫥窗前拍過一張照片，寄給了我！”我知道，他的小女兒在英國。櫥窗明亮的燈光，在他的眼鏡鏡片上輝映。那一刻，一個父親對女兒無限的情思，毫不遮掩地在他的眸子里涌動。

維也納的那一幕情景，如同一枚經年不化的琥珀，至今依然恍若眼前，晶亮而充滿溫情。做一個好作家，做一個好父親，做一個好丈夫，以及做一個好朋友，也許都不難，但能將四者兼而合一，且能像王火先生做得那樣好，不容易。“仁者壽”，此言不虛。

2014年，讀過《九十回眸》后，我曾經寫下一首小詩致王火先生：

九十回眸雨后晴，當年揮筆在南京。

白頭痛說忠和義，碧血驚書戰與爭。

老樹已隨雙鳳舞，大山猶見一江橫。

蓉城春色來天地，依舊文章火樣情。

詩中的“雙鳳”，指的就是他的兩個女兒。重新翻檢舊詩，謹此賀王火先生百歲壽。